刑法是规定何种行为为犯罪、构成犯罪后要受到何种处罚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对话人物

　　周光权

　　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对话人物

　　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

　　1 地位

　　打击犯罪分子保障其他法律

　　如果动用民事、经济、行政法律已经不足以产生威慑力，就也需要刑法介入。刑法是其他法律的发挥“保障法”，是违反法律的最严厉的处罚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

　　新京报：刑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是什么？

　　刘仁文：任何一个国家，刑法都是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杀人、强奸等，必须动用刑法来惩处，否则无法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公众的安全；对那些严重违反民事、经济、行政法律的行为，如果动用民事、经济、行政法律已经不足以产生威慑力，就也需要刑法介入。

　　随着社会发展，诞生了许多新兴的法律，如环境保护法、传媒信息法等，这些领域扩展了传统刑法的范围，刑法在其中发挥“保障法”的作用，刑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79年才有刑法？1979年之前对于犯罪分子如何打击？

　　刘仁文：从1954年开始起草刑法典，最终于1979年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刑法典的最终出台也是国家走向法治的象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一些应急性的单行刑事法规。1979年前，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主要是依据党和国家制定的刑事政策和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政策精神、刑法理论在审判过程中对个案所作的解释。

　　新京报：刑法在社会生活中起的作用怎么样？相对于以前没有刑法的社会，刑法怎么促进社会发展？

　　刘仁文：有没有刑法典，并不妨碍国家打击犯罪，但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讲，有没有刑法典，就完全不一样。有一个人当年因子虚乌有的生活作风问题被判刑，后来该法院领导告诉我：当时法院就这样判的，那时也没有刑法，很难说判错了，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2 体系

　　刑法体系严密基本没有漏洞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刑法是最周延最严密的部门法。刑法体系是社会主义法律部门法里比较成熟的，基本上没有留下处罚的漏洞。

　　新京报：我国刑法类法律有哪些？

　　周光权：现行的刑法类法律，有1997年修订的刑法，和一个单行刑法，还有8个刑法修正案。

　　1979年的刑法虽然也是罪刑法定，但保留了一些类推规定，就是一些与犯罪情形相似的行为，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这并不是彻底的保障人权。

　　1997年修订的刑法，是一个标志性的立法，刑法领域有了支架性的法律，后来的8个修正案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罪名或进行了一些调整，实际上也是一些微调。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现在的刑法体系？

　　周光权：现行刑法，对应该进行的处罚，基本上都有了。我认为，刑法体系是社会主义法律部门法里比较成熟的，基本上没有留下处罚的漏洞。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刑法部门法，对于犯罪的认定和处罚的认定很周延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刑法是最周延最严密的部门法。这是跟民法比较而言的，现在没有统一的民法典，但是刑法已经有了统一的刑法典。

　　新京报：刑法修正案在刑法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周光权：随着社会的发展，就需要对刑法进行修正。总结这8个《刑法修正案》，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增设新的犯罪，如设立处罚“老鼠仓”、器官买卖、传销行为等的犯罪；二是改变一些犯罪的构成要件，且多为降低定罪标准或扩大处罚范围；三是修改法定刑，包括提高或者降低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削减死刑罪名；四是修改《刑法》总则关于刑罚执行的规 定，严格限制减刑、假释的条件。

　　这些修正案，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根据公民权利的最新变化做出了及时的反应。也充分重视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3 发展

　　以前打击为主现在宽严相济

　　我国刑法经历了从革命刑法到建设刑法，从严打刑法到宽严相济的转变。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并且日趋主动地参与有关国际规则的制定。

　　新京报：随着社会的转型，刑法的发展呈现出何种趋势？

　　刘仁文：首先是从革命刑法转向建设刑法。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共有28种死刑罪名，其中“反革命罪”占到一半以上。

　　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增加的众多新罪名突出表现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破坏金融和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侵犯知识产权，破坏环境资源保护以及贪污贿赂、渎职等领域。立法者将刑法的主要任务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经济建设等领域上来。

　　新京报：最近几年，最高院收回了死刑的核准权，几次刑法修正案，对一些罪从轻处理，这说明了什么？

　　刘仁文：说明刑法从严打转向宽严相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治安形势趋于紧张，中国实行了以“严打”为特征的刑事政策。近年来，随着国家推行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加上社会治安总 体趋于稳定，在刑事法领域开始提倡宽严相济。如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使中国的死刑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又如，过去绑架罪的起刑点为十年有期徒刑，此次在刑罚设置上为其增加了档次，规定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京报：我国刑法的发展上，除了国情的变化，有没有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影响？

　　刘仁文：我国最近20多年来共缔结和加入了200多个国际公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并且日趋主动地参与有关国际规则的制定。

　　我国刑法可以将国际犯罪罪名明确并系统规定，那样既可以更加全面地打击有关国际犯罪，也能更好地展示中国刑法的开放性和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

　　4 未来

　　应该保持稳定不宜大幅修改

　　刑法在政策甚至政治层面上发挥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不应该经常变动。刑法变动过于剧烈，会对公民个人生活有影响，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造成一定冲击。

　　新京报：刑法发展到现在，体系比较完备，接下来还应该怎么发展？

　　周光权：从修改规模上看，一般情况下，不宜再像《刑法修正案(八)》那样大规模地修改。必须认识到，刑法是国家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在政策甚至政治层面上发挥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不应该处于经常变动的状态。刑法变动过于剧烈，不仅会对公民个人生活有影响，而且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造成一定冲击。

　　未来刑法增设新罪的趋势不应加快。也应当进一步降低某些犯罪的法定刑。

　　新京报：刑法修正案(八)，去掉13个罪名的死刑，你怎么看？

　　周光权：未来应该考虑进一步削减死刑。《刑法修正案(八)》削减了13个罪名的死刑。这一步伐还可以加大。例如，运输毒品罪就应该废除死刑。主要是考虑到贩卖毒品的人很多都是被利用的，这些人往往处于社会底层，对他们判死刑不太合适，他们的危害也没有贩毒大。另外，像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也是大家建议废除死刑的，这是大势所趋。国际上说世界上75%的死刑在中国，这其实都是依据中国死刑罪名来推测的。

　　不要认为死刑就能够压制犯罪，有时候死刑的威吓效果和预防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新京报：在民生领域的罪名问题上有没有要进一步扩充的必要？

　　周光权：民生涉及到医疗、社会保险或工资待遇等权益保障的问题，现在有恶意欠薪罪。但拒绝支付社会保险或骗取社会保险的行为，有必要设置单独的罪名。这些罪名的增设，是考虑民众的呼吁或民众的一些特别要求。另外，对一些行为也应该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比如男性对男性的性侵害，也应该构成强奸和强制猥亵。现在的强奸罪应该扩大处罚范围。

　　各界声音

　　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只是表明我们在立法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后面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监督，法律如何取得实效等等。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

　　公务员、法官和媒体，应该带头敬畏法律、传播法律，让我们的人民也爱法律，恪守在法律这片天地里。

　　——全国人大代表、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宋鱼水

　　建议取消《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拐卖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对被卖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江津区水务局副局长白丽莎

　　《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但此条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起来存在很多问题，难以对拒不执行的单位和个人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因此有必要对第313条的犯罪对象进行修改，并增设单位犯罪条款。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巡视员、审判委员会委员汪夏

　　我国1997年颁布了新刑法，此后，又先后通过了一个决定和八个修正案，对刑法作出修改、补充、完善。这些修改，进一步落实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的文明和人道主义。

　　——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诗怀

　　建议制订“刑事被害人

　　国家救助条例”

　　被害人遭受无辜伤害，生活陷入困境却得不到任何赔偿……面对许多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赔偿成一张“法律白条”的现象，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李钺锋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制订“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条例”，进一步塑造司法公正文明形象。

　　李钺锋委员称我国应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他提出4点建议：

　　一是加快立法进程，制订出台“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条例”，切实将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工作法律化、制度化。

　　二是设立救助工作机构。在现有社会救助体系中单独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机构，负责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管理和发放工作。

　　三是严格设定救助范围。救助对象只限于被告人无赔偿能力、被害人目前生活陷入极度困难是由犯罪行为直接导致，且被害人既无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或完全赔偿，又无法通过民事救济、捐助、保险、追诉等途径获得赔偿，基本生活遭受很大影响而亟须接受救助的。

　　四是建立救助专项资金，强化资金监督管理。救助资金来源可以来自政府财政预算，也可以来自社会援助。

　　据新华社电

　　A06-A07版采写/本报记者 郭少峰 朱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