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学生：幸福就是考上理想的大学
幸福就是考上理想的大学
【作者】仇海 北京八一中学高三理科班学生
我不觉得学习是件很痛苦的事，在追逐一个明确目标的过程中，这种经历本身就很充实，很幸福
Q：你幸福吗？
A：我一直都觉得挺幸福的。
Q：幸福是什么？
A：作为一个高三的学生，最近能让我感到幸福的事就是能考上一所理想中的大学，远期的幸福就是学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找个好工作吧。
Q：你认为怎样才能得到幸福？
A：要想考上好大学，现在就应该心无旁骛地学习吧。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前两年，我还可以拿出很多时间放在喜欢的社团活动，比如演个话剧，参加模拟联合国大赛的一些活动，甚至跟着学校出国参加一些交流会议。但是进入高三以后，最近的一次课外活动就是开学前学校组织的素质拓展了，现在就连打篮球的时间都很少，每周两次四十分钟一节的体育课便成了最大的放松。
对于我来说，周一到周六的生活几乎天天如此：七点四十早读开始，二十分钟后正式上课，十二点半午休。下午的课从一点半到六点。为了节省每天来回一个半小时的路上时间和未知的堵车时间，我选择了住校，因为这样可以留出更充裕的时间来学习。在学校上完晚自习后九点半回到宿舍，快速洗刷完后还要学习到夜里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但是我并不觉着这是件很痛苦的事，在追逐一个明确目标的过程中，这种经历本身就很充实，很幸福。
说实话，优越的家庭条件让我没有必要关注琐碎的日常生活，我只要学习好，三个月后考个好大学就行了。如果通过几年的奋斗能够实现这个愿望，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至少是这一阶段最幸福的事。
很多人似乎觉得越长大越不幸福，越不快乐，但是在我看来并非如此。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也就不同，在这样一个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其实是充满幸福感的。
对我而言，眼前的幸福则来源于学习本身。我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备考。晚上在宿舍，舍友们互相帮助解决学习上的难题，我们会为了一个难题的解决而兴奋很长时间。当大家为了同样一个目标奋斗到深夜时，即便有时候感觉累，但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在宿舍，我们还可以聊聊天减减压，感觉还是很好的。
进入高三以来，幸福感除了来自于知识上的满足，我还发现和父母、老师以及同学的关系也变得比原来更融洽，冲突减少了很多。比如说，我以前想玩，父母就会不停地给我讲学习的重要性，还会压着我。那时，我感觉父母定义的“幸福”总是和我的有些不同。我觉得，学习之余的生活要更丰富一些，而他们却总是希望我每时每刻都在学习。高三之前，这种和父母意见的不同可能还会让我有一些喘不上来气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的意见已经能很好地统一在一起了。高三了嘛，就是要来学习的，其他的一切都还是可以放在一边等等的。和父母之间更加有效的沟通也使得我的学习效率提高了不少。
和同学老师的关系也是如此。原来，有时同学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但是现在基本上不会了。因为在共同的目标前，我们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学习和高考上，这毕竟是我们面临的一次人生中的重大抉择。我感觉老师也更加体谅我们了，给我们更多的鼓励。我们犯错误时，老师也不会像原来那样发脾气了，而是更多地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为我们考虑。当周围所有人的目标都一致的时候，幸福就是一种很充实、很踏实的感觉。
来自父母的支持和关心让我的“备考”生活有了更可靠的保证。现在一个星期回一次家。一回家，老爸老妈就变着花样地给我做好吃的，给我补充营养。不光是饮食，平时他们也会花费心思帮我去留意和高考相关的一切内容。最近，家里就在忙着收集高招会的一些信息。这段日子，我也更能体会到父母的辛苦和不易了。幸福就藏在一家人为美好未来奋斗的点滴中。(本报实习记者 李亚婷 记者 郭一娜 采访/整理)
全县老百姓的幸福决定了我的幸福
【作者】朱福俊 陕西省华县县长
县长这一岗位，权力有限，责任无限，我们多付出一点，百姓就能多幸福一点
Q：你幸福吗？
A：挺幸福的。
Q：幸福是什么？
A：普通意义上，有衣穿，有饭吃，有房子住，有钱花，就是幸福。而更深层次的理解，幸福是一种心境、一种追求、一种过程。
Q：你觉得怎样能获得幸福？
A：庸人寻思不劳而获、追求物质享用，而智者则通过劳动和智慧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在奋斗的过程中体味幸福，在追求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得到幸福。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10年，我工作上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富平调到了华县工作，将近九个月时间里，我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先后开展了以整顿土地市场、招投标管理、非法采石、私搭乱建、农村环境卫生为重点的“五项整顿”活动，抓了不少硬事、难事、得罪人的事，触及了一些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能以全票当选县长，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满足，能够得到全县人民的认可，是我最大的幸福。
对我来说，全县老百姓的幸福决定了我的幸福，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让老百姓“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全县每一个人幸福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这个目标当然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我来自一个偏远落后的山村，全凭着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工作走到了今天，现在组织上给了我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让我可以为华县的发展服务，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尽力去做一些实事。比如，群众反映多年的信访问题得到解决；困难群众搬进新居、有饭吃、有衣穿，不再为温饱发愁；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县乡机构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荣获“先进”等。其中，我亲自抓的四件“难事”解决了，我感到特别欣慰和满足：
一是看到秦岭北麓、310国道两侧和南山支流河道非法采沙取石行为得到了有效治理；二是公开招聘97名优秀毕业生充实到教师队伍，招聘过程阳光透明，没有一个是走后门、靠关系进入的，没考上的也心服口服，没有一个人告状，受到了群众的普遍好评；三是对一栋五层2800平方米的非法建筑进行了依法拆除，没有造成人员的伤害，而且得到了被拆除户的配合和理解，实现了和谐拆迁；四是经过努力，去年10月份我县被确定为国家级新农保试点县，全县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可领取不低于55元的养老金。面对这些成绩，我不敢自居有功，但大家反映很好，给了我前进的动力。
当然，我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离不开我的家庭对我工作的支持。现在家里大小事务都是我妻子负担的，她平时要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儿子日常的功课也都是她指导监督。不过我的儿子很让我放心，他今年就要大学毕业了，成绩很优秀，在大学里入了党，当过奥运会志愿者，被评为 “优秀学生干部”、“模范大学生”，还拿到了国家级的奖学金，这些都让我感到特别骄傲。
唯一让我痛心的是没有时间照顾家里的两位老人。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前年去世了，当时他在农田干活时摔了一跤，躺在床上四个多月，临终前就想看我一眼，却一直没有等到；我的老母亲今年也八十多岁了，这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我却没有时间在病床前尽孝，委屈了两位老人家。古人常说，忠孝难两全。我的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干好本职工作，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我能够在自己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群众干一些事，相信也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有时，我也想要有时间多陪陪家人，多陪陪父母，就一份工作而言，我也一直要求大家上班期间好好干、认真干、全力以赴干，下班后该放松的放松，该休闲的休闲。但是由于基层工作的性质，很多时候，由不得自己，忙的时候可能连饭都顾不上吃，牺牲节假日忙工作更是常有的事。县长这一岗位，权力有限，责任无限，工作千头万绪、事无巨细，我们多付出一点，百姓就能多幸福一点。
现在，国家倡导构建和谐社会，陕西省提出“平安创建”，我县开展的“热爱华县、奉献华县、建设华县”活动，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尽最大努力让大家体味到最基本的幸福感受。有很多地方开始研究幸福指数考核标准，这个标准怎样制定？我们也有一些想法，比如首先设置一些较为宏观的标准来考核、衡量；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来反映幸福指数；第三，借鉴先进地区经验，逐步修正完善我们的幸福指数体系，然后在实践中逐步改进细化。虽然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案，但我们正在积极地探索，谋求有所突破，让群众的幸福感能够最直观地反映到政府的工作当中。
目前，华县2011年的目标任务已经明确，剩下的就是贯彻落实的问题。我希望今年为全县人民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让民更富县更强。华县是一个农业县，财政结构单一，条件不很优越，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属省级贫困县，发展的任务很艰巨。我县的“十二五”规划已经修订完成，下一步就是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推进，把我们美丽的少华山推向全国，把华县建设成一个宜居、宜业、宜游，山水相映、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新型城镇群。(本报实习记者 杨越 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
或许，这辈子我都不可能幸福了
【作者】李其川 重庆籍在京打工者
几年过去了，现在也想通了，再愁再苦，自己还要养活这一家人
Q：你幸福吗？
A：如果说和一个四分五裂的家庭相比，我比他们要幸福点，毕竟家人团聚在一起。但你也看到，我的生活环境就是如此。
Q：幸福是什么？
A：我的孩子能够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
Q：你认为怎样才能得到幸福？
A：我觉得达到我的要求实在太遥远了。我认为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6岁那年，我初中还没毕业，就外出打工了。先后到过广东、湖南，2003年我和媳妇来到北京。刚到北京时，我在来广营做广告牌，工资低得要命，每月才300元，我们俩日子过得很苦。一段时间后，工资涨到600，我媳妇在外做点小工充当家用。两年后我进了一家小厂，每月固定工资1000元，生活稍稍宽裕了一些。2005年，父母把我的孩子带到了北京。
2008年的时候，我从厂里出来，开始在工地上打打零工，我觉得这样会自由些，在工厂上班很难请假，我需要照顾家人，特别是照顾两个孩子。
现在，我和媳妇都在同一个工地上做小工，主要就是刷油漆、搬砖之类的活。我一天80元，她60元。如果是给生人干活可能更少。我们夫妻忙活一天加一起也就140元，一个月收入三千块钱左右。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没活的时候，我们只能呆在家里。有时在家呆了十天八天，心里就急，就出去揽活。
我的房租是260元每月，一家六口人挤在20多平米的房子里，没有暖气。除了房租，还有水电、柴米油盐等生活费加起来大概要1000多元。这几年物价涨得厉害，媳妇拼命为家里省钱，我们俩都没添过新衣服，两个孩子的衣服有的是好心人捐赠的，有时老大穿过的留给老二。
一家全年收入大概不到3万块钱。如果没大的意外，这些钱够我们家糊口的。但家庭负担最重的就是药费，而且经常有意外发生。我父亲快60多了，身体不好，支气管炎。去年发作，我们把他送到附近一家民营医院，花了几千块钱，才算把命救回来。我们不敢送到北京城区的医院，因为医疗费太贵。
对我来说，最大的心病还是我的孩子们。大儿子在重庆出生，到一岁半还没学会走路。到医院检查才知道得的是脆骨病。这也是当初我们来北京的原因，觉得北京医院好，总有一天可以把孩子的病看好。
做父母的，哪个不想有个健康的孩子？2006年，我家又添了一个娃。一年后我发现，老二和老大一样——脆骨病。真是雪上加霜。
房间小，两个孩子只能和我们睡一起。平时，我们得格外小心，他们的病不能碰，碰一下就麻烦。我们平时带孩子去城区看病，害怕坐公交。公交上挤，孩子容易受伤。但又没人知道我的孩子有病，有时站着也不会有人给我们让位，我们也不好问。没办法，除了坐公交我们还能坐什么？
两个孩子现在是我最大的心病。如果花钱能把孩子的病治好，哪怕不吃不穿都心甘情愿。但是这种病治不好。有时我感到绝望，想想这两个不能走路的孩子，我心里压力就特别大。几年过去了，现在也想通了，再愁再苦，自己还要养活这一家人。
社会上一些热心人士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后，主动打电话来，有的人还会上门为我们捐款。他们的鼓励让我很是感动。有时我觉得，精神上的鼓励比物质的还重要。
孩子现在到了上学的年龄。皮村同心小学了解我的情况后，给孩子减免了全部的学费。现在老大读一年级，老二读幼儿园。这是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都是农民工的孩子。学校还是北京高校的志愿服务基地，平时会有一些志愿者义务给孩子们上课。
在学校的帮助下，我们现在得到了瓷娃娃关怀协会的资助，两个孩子每月会领到三箱牛奶。协会还找了一对一帮扶对象，每月给我们寄300元。不过，去年10月，好心人就没再给我们寄钱了。我也不知为什么，但人家毕竟是捐献者，给我们寄钱我们已经很感激了。可能人家也有难处。
北京这座城市发展快得让人窒息。8年间，我干过的工地估计有几十个，几乎跑遍了全北京城。有些工地已经摇身变为繁华的商业区了，但那儿不属于我们。我一直住皮村，这儿的房租便宜。但城市扩张的脚步太快，我担心皮村哪天也要被拆了。
终有一天，我还是会回重庆老家，毕竟落叶归根。但那天来临时，也许我已经做不动、干不了了。(本报记者 金微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