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稳定”和由此相连的“社会管理”两大话题，是今年两会地方官员们的焦点。至于原因，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辛说：“盛世的中国并不太平。”

　　虽然中央政府调低了GDP增速预期，但地方上依然在摩拳擦掌，用一位省委书记的话说，“一般各地都会超额完成。”

　　在两会上，“信仰缺失”这四个字以及它的同义表述正在反复出现。不过，每个官员心中，它的潜台词都不尽相同。

　　作为“两会”新兴热词的“改革顶层设计”，还未在地方官员心中达成统一理解。一位上海官员说，“顶层设计中，要防左，也要防右。”

　　今年的“两会”，是在“幸福感”中开始的。幸福感，就像是和谐社会的通俗说法，在各个会场上的官员口中频繁出现，比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而与幸福感背后相连的，则是地方官员对“盛世不太平”的忧虑。

　　另一个与之类似的热词是“民生”。它以比往常更强势的姿态代替了GDP，涌现在各级官员代表的发言中。但是，对于如何发展民生，各个官员的思维并不相同，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指向却大都归于了经济发展这个前提。

　　更多的人还关注了“道德”，这源于上个月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过的房地产商应流着道德的血液。本次全国人代会的发言人李肇星也说：富人必须依法致富。地方官员们则发挥到更多的范围，比如“信仰的缺失”又该如何解决？

　　舆论关心中国的未来模式。作为党媒代表的人民日报的记者直接问重庆市长黄奇帆，怎么理解重庆模式？黄回答说，重庆是按照中央要求去探索西部发展，还未有确认“重庆有什么模式”。那么，关于改革和体制，官员们究竟是何种态度？

　　抛开纷扰的媒体热词，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各级身为官员的人大代表，这些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想什么？他们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等等问题，有何判断？

　　社会：“盛世的中国并不太平”

　　有关“稳定”和由此相连的“社会管理”两大话题，是今年两会地方官员们的焦点。至于原因，用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辛在审议时的话说：“盛世的中国并不太平。”

　　不同的是，因为发展阶段各异，如今新的问题最先出现在发达地区，一位中央领导人用“春江水暖鸭先知”来形容这一现象。

　　“浙江、广东都是早遇到，而后其他地方才逐步显现出来。”上述中央领导人在看望浙江团时说，因为发展超前，相比之下，这里面临的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更早、更多。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相关专家说，群体性的维权活动，在发达地区更为突出。同过去的维稳不同，中央政府正在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新的治理手段。

　　《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此前的2月，中央党校召开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总书记胡锦涛在开班仪式上发表了讲话，以便进行动员。在上海的小组讨论中，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战说，他注意到“胡锦涛30多页的讲话稿中，提到群众路线的就有9页纸”。

　　现在，这一动员在“两会”上被继续放大，今后将层层向下传达，从中央直到每一个细小的单元。

　　“社会管理”是作为政法工作的一部分提出的，但比传统的“维稳”更上层楼。它将涉及民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公安等众多部门。“社会管理很重要的是管人。”山东省日照市委书记杨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意味着，所有与公众日常活动的相关部门，都会被拉入进来。

　　当公众不再全天候与单位发生关联，作为公众八小时工作之外的生活空间，社区将被重点挖潜。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为“以城乡社区为载体”。

　　在日照市，已经推行的办法是，“全方位、全天候、全员化”的“三全体系”。“渗透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时每刻。”杨军说，这一体系的原型来自维稳，放大到社会管理上也有同样的示范作用——全体公众一天内的所有空间、时间均将被覆盖。

　　在中央机关云集的北京东城区，试点的是“网格化管理”，即所辖的近26平方公里被划分为1652个网格单元——每一个网格比社区更小，由城市管理监督员对其分管的“网格”实施全时段监控。

　　不仅如此，东城区还启用了移动的技术手段——可以手机为基础，对现场信息进行快速采集与传送。杭州现行的“网格化管理”亦是移植自北京。

　　“将党和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延伸至社会最末梢，从而实现了‘上面千条线，基层一张网’。”上述领导人说。这些经验，杨军也学习过。“分片划定责任制，从布局上是个好办法。”他说。但他觉得，日照的“三全体系”或许也可与之媲美。

　　“党委政府要起主导作用，很重要的是要形成人人参与的氛围。”杨军说。一种可能是，政府将以“志愿者”的名称，重新规划新时期下的“群众路线”。这次日本大地震，让杨军看到了日本人在大灾难之下秩序井然——即便没有带着红袖章的人指挥。“这就是一种社管的效果。”他说。

　　不过现在，各地官员还没有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方式形成统一的共识。“我还要思考下，社会管理与政府管理间的区别是什么。”一位西部省份的市委书记说。

　　而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则在小组会上坦言：以前的经验，多是作为中立方的政府去协调公众之间的矛盾。而当公众的不满指向政府时，又当如何创新？

　　他们已经开始寻找答案。“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要求，已经在浙江的省级官员间传达完毕。两会之后，“就精心组织大家学习”。

　　经济：GDP还将强势增长

　　在精心研讨“社会管理创新”之前，浙江将先召开关于海洋经济示范区的省委工作会议——同社会稳定一样，经济增长也是当下官员们心中最大的共识之一。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后五年的GDP的年均增速定为7%，并没有延续多年来的“保8”惯例。

　　虽然中央政府调低了预期，不过地方上依然在摩拳擦掌，“一般各地都会超额完成。”一位南方省份的省委书记笑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现任地方官员，大都是邓小平的拥护者。所以当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听说，不丹国民的高度幸福感是建立在人均GDP只有500美金之上时，内心自然存有怀疑。“和外界隔绝的、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幸福感，是低水平的。”杨庆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显而易见的是，还没有什么能撼动“经济发展”在地方官员心中的核心地位。官员们今年都在热议“民生”，但当他们论证其必要性与紧迫性时，逻辑起点仍然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

　　比如把大量财政投入民生，对做大蛋糕有什么好处呢？杨庆育引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话说：“民生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3月5日，一位中央领导在浙江团也将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他告诫说：社会和思想的变化已经出现。处理好了，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革新，处理不好，就会阻碍经济发展。

　　一位西部官员则主动提起了邓小平的南巡，他的意思是，市场经济的原则不要动摇——这一观念，已经深入很多官员骨髓。“即使国家的宏观调控再强，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市场调节上。”苏州市人大主任杜国玲说。

　　由此，有关经济政策的诉求依然是地方上表达最多和最直接的，而且基本是以市场经济为原则。在上海团，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战发言时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往前走，首先应在税制、体制、法制上调整，支持东部突破瓶颈。”

　　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的效率，也依然让地方官员们颇为重视。

　　今年1月，国务院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取消行政强制拆迁，此前有部门向山东省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征求意见。“我说，无论如何修改，你得留下一条：依法强制拆迁。否则，好多事儿就没法做了。”张少军在讨论发言时说，“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日本)成田机场拆了十几年了还留下几户(的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没法体现了。”

　　如今新条例中，“行政强制拆迁”改为“由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张少军建议说，法院应“直面矛盾”，“支持地方经济向前发展”。

　　文化：“政府提供口粮，市场提供杂粮”

　　“现在高速膨胀的中型城市缺失什么？”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辛发问说，“我们正在遭受文化缺失的报复。”郑晓辛所说的缺失，指的是某种“大文化”，比如诚信和信仰。

　　而上述去看望了浙江团的领导人也提到，解决“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问题，光靠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要有一个理想信念的支撑。“我们在任何时候还是要讲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在两会的地方官员口中，“信仰缺失”这四个字以及它的同义表述正在反复出现。不过，它的真实含义并不容易把握：每个官员心中，它潜台词都不尽相同。比如“民众心理浮躁”也是对“信仰缺失”的阐释之一。“一天到晚超女，这个很不好。”一位江苏官员说，“我建议，对媒体进行管理。”

　　“社会精英的心态上出了问题。”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辛开好了药方：以“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在“多元文化中间落实先进文化”——人民需要在指引下，走上正轨。

　　这一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着更为宏观的概括：“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全社会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

　　“政府要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精神口粮。”郑晓辛说，就好比政府提供基本口粮，市场提供杂粮。

　　“他的发言很精彩。”四川省自贡市市长雷洪金说。在会议休息的空档，雷洪金拍着郑晓辛的肩膀说：“准备一下，适当的时候，我请你专门讲一讲。”

　　2008年，雷洪金刚到自贡任职的时候，看到一家机械仪器厂还在使用一台70年前的德国设备，“绝对是个宝贝”。他就想为这些工业历史文明的遗迹，建造一座博物馆。现在，自贡已经有了三个博物馆：恐龙、盐业和彩灯。

　　“‘十二五’更注重文化的发展”，这让雷洪金有了一些设想。比如，那座价值4亿元、为举办四川省运会而建立的南湖体育中心该如何处置？他并不打算将其市场化，而是要打造成“相对纯粹的”市民的体育中心和文化中心。

　　“里面决不搞任何的商业活动，包括卖咖啡的。”雷洪金说。这是政府对保护文化的体现——商业与文化还不太兼容，先进文化应当是纯洁的。

　　他还提到街舞，来表明自己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他们不是问题少年。”雷洪金以此为例说明政府的包容心。“如果引导得好，应该容许他们这个爱好。”

　　雷洪金也欣赏新加坡的经验。在那里，他看到由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平台，以展示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这样你报来，我审查，审查以后你制作。”他说，“(这样)激起了百姓的创造激情和对城市的爱。”

　　体制：“世界上在羡慕我们呢”

　　除了稳定、经济和文化发展，身为人大代表的地方政治精英们对体制和改革这样的话题则相对谨慎。

　　有关改革的话题，地方官员的目光大多是向上看，等待中央的指令。“以省为单位讨论改革意义不大，改革都是国家层面的设计。地方范围内的实验也有，但解决不了实质问题。”一位西部省份厅局级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比如民生，就是经济、政治、社会的混合体。“必须由上至下研究，光靠地方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没有那么好用。”苏州市人大主任杜国玲说。

　　作为“两会”新兴热词的“改革顶层设计”，还未在地方官员心中达成统一理解。当然，他们正在期待中央总体规划来化解一线工作中的具体问题。“现在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战说，“顶层设计中，要防左，也要防右。”

　　在会场上，东部省份提到改革的话题比中西部更多，基本全部集中于经济领域。地方官员希望在财力与政策上有更大空间，以减轻刹车闸与快速向前的轮胎间的摩擦。

　　官员们普遍反映出了对改革话题的谨慎。一位上海官员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此前的两会上，他曾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谈经济危机。“谈改革……不方便。”他说。“没什么好说的。”一位江西省厅级官员在被问到“改革”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之前，他对当地的发展计划谈兴颇浓。

　　不过客观地说，对于部分官员来讲，这算不上是在躲闪，他们只是尚未思考，被“发展”推动着，他们还在不停歇地奔跑。

　　有关“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具体的改革建议，则在个别会场的空气中闪现。3月12日上午，山东省律师协会会长杨伟程发言说：应该尽快司法改革，不要让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嫌疑人离奇死亡案、三鹿奶粉事件不断重复出现。下午，山东团的小组会上，杨伟程的发言又被提起。一位官员提到他时，称之为：“那位勇敢的律师”。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之上的快速发展，使地方的政治精英们心中充满自豪感。一些官员在谈论国内的文化缺失，另一些官员则同时建议应大力向国外传播中华文化。

　　这种情绪在利比亚撤侨一事上得到充分体现。“如果不是我们这种制度，那几万人就乱成一团”，在不同的会场上，代表们往往有类似的说法。“世界上在羡慕我们呢。”代表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