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逐步扭转”到“尽快扭转” 收入分配终于要改革了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韦黎兵

　　2004年就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草拟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缘何至今仍未出台？

　　终于达成共识

　　十二五规划：“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我们的重中之重、最主要的想法就是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刚结束的两会上，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谈及重庆民生政策时对自己在重庆的施政做了如是高度概括。

　　这是近年地方要员之中，将解决分配问题提到的最高高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两会上，“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规划中国的收入分配，并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代表们的强烈要求下，草案中的“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被改为“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地方政府显然此前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据国家发改委官员公开的情况，两会之前就纷纷出台的各地“十二五”规划中，有29个省份提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速“基本同步”、“同步”或者超过经济增速。而在“十一五”地方规划中，只有一个省份提出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速同步。

　　更有无比痛彻者。“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应该说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边缘，必须狠下决心，坚决调整。”在“2011中国投资年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如是说。

　　看起来，收入分配改革似乎已是全民共识。但其实，这事并不简单。按照两会上薄熙来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发展到一定时期，分配的问题比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难解决。”

　　仅仅是达成共识就不容易。

　　曾经分歧巨大

　　曾有学者称，“铁的事实表明”，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

　　1992年南方讲话中，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邓小平作了如是规划：“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分化基本完成之后，即便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之后多年，对中国贫富分化差距过大到底有没有的问题，各界已远不能达成一致。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1997年，中国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2004年达到了0.488，超过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仅比拉美和非洲部分国家稍好。

　　现实则更为严峻。

　　按公安部的统计，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从1993的0.87万起增加到2005年的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毫无疑问，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开始威胁社会稳定。

　　有鉴于此，从2004年开始，新上任不久的中国国家领导胡锦涛和温家宝等，悄无声息地启动了国家发改委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研。

　　但这一过程并不顺利——由于各方的激烈争论和不同意见，这个调研用了6年才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个改革方案，但未获通过——这是后话。当时，高层迅速从政策层面谨慎地进行试探性微调，以减小阻力。

　　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上，高层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担忧，导致分配政策的表述出现了如下的谨慎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这激起了敏感外媒的热烈反应。美国《纽约时报》当时报道中国“将着手解决国内悬殊的贫富差距问题，并减少导致社会动荡的重大冲突”。英国《泰晤士报》和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等国际著名报纸也都有给予了很大关注。

　　次年，政治局召开了专门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专题会议，胡锦涛、温家宝特别就此征求了民主党派的意见。其后，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等13个部委协同参与制定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草稿进入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

　　但是，这意见一征求就是几年，难以达成共识。

　　2007年，曾是中央智囊之一的前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在与南方周末的访谈中，认为“铁的事实表明”，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并认为目前社会的差距是好事，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并反驳了贫富分化导致危机的说法：“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5已经许多年，并没有出现所预言的什么危机。”

　　2008年，经济学者张维迎仍然坚持认为，改革30年之后，尽管中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但是中国人的公平程度大大提高了。

　　此时，经过多年讨论，也有不少媒体和学者，将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原因，指向了政府权力和财力过大、国有垄断企业收入过高、城乡差距过大和劳动者及居民在国民收入中比例过低等问题。

　　改不动？

　　2010年末，参与改革意见制定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专家们研究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得出一个重大结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大力发展教育。

　　按照一些人士的观察，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有两大来源：因权力和因资本产生的分配差距。

　　学者王小鲁经过实证研究，发现2008年中国居民隐形收入超过了9万亿人民币，其中主要因权力产生的灰色收入竟然高达5.4万亿——超过了当年中国GDP的六分之一。

　　用2011年两会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中的话说，“中国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分配问题的最大根源也在于腐败，但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

　　对于“资本”而言，政府要对其与劳动在分配中的份额进行调整同样不易。

　　按照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孙珩超提供的数据，中国在非公经济就业的劳动力已经超过了80%。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非公经济而言，政府对他们的工资薪酬保障同样有限。

　　虽然2004年以来，因民工荒的发展，中国农民工的收入出现了大幅增长，但这种局面是否可持续还待观察。更重要的是，有组织的资本与不能组织的工人之间，力量对比悬殊。

　　决策层试图通过工资的集体协商，改变资方与劳方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为工人工资上涨提供制度保证。全国总工会称，到2011年底，工会与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覆盖率会达到60%，2013年底这一比例将达到80%以上。但在几乎所有工会都由资方建立并控制的前提下，这一集体协商的真正作用还有待观察。“我不认为能改得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公开表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主要在于初次分配的结构难以调整。

　　实际上，经过三年多征求意见的13部委的《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草稿在2010年上半年被提交国务院后，至今还没有下文。

　　现在，距发改委就收入分配改革制度进行调研已经过去6年多了，改革意见还在研究之中。

　　2010年末，参与改革意见制定的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专家们专门开会研讨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案例。在制定政策制定了六七年后，这个会议的专家再次研讨了日本如何制定政策的经验，并得出一个很重大的结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大力发展教育。

　　让工资增长跑得赢CPI

　　徐晓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今年我向全国政协提交的提案是，在将要出台的《工资条例》中，明确规定确保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不低于CPI。一定要让百姓感受到，他们跑得赢CPI。

　　只有把增长指标纳入 《工资条例》，一旦没有达到，你就可以去告。如果仅仅只是写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不是法律条文，即使没达到也无法问责。

　　此外，工会组织一定要充分代表所应该代表的阶层，充分表达和保障这个阶层的利益，包括就工资问题和资方进行集体协商。这就一定要有我们的职工进行公选，否则形同虚设。

　　(本报记者邓瑾采访整理)

　　仅靠《工资条例》，解决不了大问题

　　郭军(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

　　《工资条例》解决不了大问题。《工资条例》最多讲的是要按时发工资，工资的计算标准，哪些包括哪些不包括等。比如最低工资，是单独出个条例，还是加在《工资条例》里。《工资条例》能解决的就这么多。主要还是监督企业执行的问题。

　　而国家宏观层面能做的是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无论是减税还是建立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住房保障制度等，这种收入分配的调控并不包括在 《工资条例》里，因此仅靠《工资条例》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可能是一次分配中劳动者提高工资收入最直接的方式，但现在谈的难度很大。

　　至于《工资条例》中的“限高”：限制垄断国企员工高收入问题，更纠结。要限，首先要公开。其实国企高管的基本工资是多少，很清楚，但是绩效的分配，也就是 奖金这块就比较复杂了。奖金是否必须公开？这个我们都不太敢做出硬性要求。所谓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企业就是实行秘密薪酬，不公开，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把 握？

　　(本报记者邓瑾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