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楼市调控以户籍设限 城市被指趋向自闭
南都周刊新一期封面：城市自闭症
越来越加剧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文化，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财富，为什么城市更反而更趋向自闭？
尽管落户是无望的根，但是，外来者们依旧勇敢奔向大城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齿轮下，户籍带来的成本差异，似乎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大城市欢迎他们，更好的消息是，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层面，各地户籍改革在破冰，甚至大跃进。
但是一夜之间，冰冷的现实豁然摆在眼前。从北京到上海到广州，新一轮楼市宏观调控细则，将一道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高墙，横亘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
人们发现，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身份，20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决定了相关福利和利益归属。
从外来者到新市民，是外来者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城市通关路径。但是，越来越加剧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文化，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财富，为什么城市更反而更趋向自闭？
门槛、高墙还是鸿沟？
房屋限购令之类措施，正将本地人外地人之间的高墙转化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同一个国家里，它应该存在吗？
特约撰稿_莫之许
曾以为这只是一道矮矮的门槛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始于1992年，真正的起飞则源自2001家加入WTO后引发的化学反应，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外来资本与内地劳动力的结合。这一结合发生在沿海城市，离不开当地公共部门、基础设施体系的配合，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外资(以及随后兴起的民营外向型资本)、内地劳动力和沿海城市三驾马车的合力所致，或者简洁地说，乃是资本、劳动力和政府的协同成就。
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无疑回馈了参与各方，而其中的大赢家，一是外资，凭借独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获得了高额利润；二是沿海城市政府，在中国特有的经济改革进程中，沿海城市政府牢牢控制着基础设施体系，也控制着土地资源。随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提升完善，通过土地升值、基础服务的垄断价格和公共税收等方式，沿海城市政府也由此成为了此轮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赢家。
作为三驾马车的其中一方，内地劳动力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广大农村的所谓“农民工”，他们进入沿海城市，习得技能，获得的收入虽微薄但也远超居乡务农所得，无疑是一种福利改善；另一部分则是从事管理、商业或各种专业技术的内地人员，在沿海港口城市，一度有着更多的机会，也有着更优裕的收入。
当然，在这一幕看似三方获利的戏剧中，并非没有人受损。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既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转向商业之机，也有传统产业破败后的下岗失业之痛；既有大量外来人口拥入所带来的租赁房屋之利，也有被拆迁征地所带来的利益剥夺之痛。
对于内地劳动力而言，也存在着收益与其贡献不相称的问题，无论是普工、技工还是所谓的白领。与经济发展持续高歌猛进相伴随的，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相关研究显示，1992年-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4.6%下降到47.1%，在12年里下降7.5个百分点。2004年-2008年按最新口径，劳动者报酬从50.6%下降到47.9%，下降了2.7个百分点。
但无论如何，这一轮开启于1992年大行于2000年后的经济发展，仍是一个相对多赢的局面。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还有个人自由度的提升，沿海港口城市因为外来人群的加入而日渐多元开放，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外地人群来说，在城市安居乐业乃至扎根繁衍，显得并不遥远。在一个经济中心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们对于未来更有信心。
这一信心并非无中生有，在这一时期，户籍作为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标志，其功能正在迅速弱化中。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不仅是社会管理手段，也是经济分配手段，一度，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食油、肉……都根据户籍配给。市场化的深入，弱化了户籍的功能，1992年之后，随着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涌现，票证更加不符合市场化的需求，1993年，各地粮票相继停止使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就意味着，户籍作为经济分配手段的功能已经大大地弱化了。人们开始推测，进一步的发展将使得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这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现实的发展恰恰与之背道而驰。
如今渐渐成为高高的墙
外地人与本地人同为财富的创造者，理应一同分享当地的公共设施，享用公共教育、医疗等资源，甚至还应享有进入当地公共部门的资格。简而言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应该给予定居于当地的外地人以市民资格，享有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
事实上，沿海港口城市并非完全拒绝外地人入籍本市，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附带入户优惠的人才招募和招商项目。这说明，将大批外地人拒之门外，其实还是以户口为标准，户口不啻成为了一种特权，这相当于人为地制造一种身份歧视。无疑，这样的状态并不合乎正当、权利和法治的要求，也因此，呼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但是，与呼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相伴随的，却是现实中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日益强固。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领域，本地户口依旧具有优先权，本地公共教育、医疗资源以及公营事业部门职位，仍排他性地倾向于户籍人士。与1980年代、1990年代户籍含金量下降形成对照的是，近些年来，沿海港口城市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围绕教育、就业和医疗，本地户籍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和谐社会建设，更是几乎完全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无论是低保、社保还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般都需要具有本市户口，才可以申请；与户籍一样，两限房之类也有“后门”，如北京就规定，符合首都产业结构的人才、北京市吸引的人才，包括为中央服务的人才，可临时调剂供应。同时，持绿卡(居住证)的人员享受北京市民待遇，也可按照相关要求申请购买，这也就意味着， 身份才是决定相关福利和利益归属的前提条件。
大批迁移到沿海城市的白领阶层，就这样成为了所谓的“夹心层”：收入尚不足以应付越来越高的房价，因为户口的因素又与两限房无缘。尤为甚者，2010年年底和2011年春，北京市接连出台购车摇号与房屋限购政策，再次以户籍为排他标准，如此一来，为城市作出贡献的他们，不要说什么两限房了，连买房、买车也没有资格。
随着上海、广州等10多个城市宣布跟进房屋限购令，一道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高墙，竟然在短短几年内悄然耸立起来。
愿高墙不要成为鸿沟
如此现实自然引来不少质疑：这还是我们一心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吗？如果都不允许买房，又哪里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平等国民待遇还有没有价值了？为什么奉献却不能获得同等的回报，仅仅因为所谓的户口吗？
自1990年代初以来，大批外地人拥入沿海港口城市，既成为当地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条件，也给当地的社会管理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运行至今，在外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外地人口超出本地人口已是普遍现象，在深圳、东莞等地，甚至出现了外地人数倍于当地人的情况。由于现行体制下，警察人数与户籍人口相对应，外来人口的拥入带来了很大的治安压力。此外，大量脱离既有社会管理体系的流动人口聚集在一起，也增加了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如何管理这些新居民，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设立相应门槛，逐步将新居民彻底转化为本地居民，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吸引了外地劳动力为本地经济发展作贡献，又能将其纳入当地的社会管理体系。然而，一系列原因阻碍了制度变革的尽早出现：
首先，地方政府并无作出如此制度变革的权力，而在世纪之交，中央政府面临着繁多的议题，既然从表面上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速、社会相对稳定，也就缺乏动力推出如此重大的制度变革。
其次，在现行体制下，虽然很难想象存在一个边界清晰的本地人利益集团，但是，经济发展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为沿海城市带来巨大利益，维持既有的户籍制度，以及此制度所支持的社会管理和福利分配，就是有利于本地居民的，这势必会产生出一种倾向于保守现状的立场，成为延缓制度改革的因素。
不过，上述理由或许可以解释制度变革的迟滞，却无法解释近年来户籍高墙的悄然耸立。在我的理解之中，这一逆转应该与近年来不断上涨的维稳压力有关。
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的逐渐解体，近10余年来，数以亿计的人离开了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来到异乡务工经商，进一步脱离了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管理，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由于缺乏根本的制度变革以吸收新居民进入社会管理体系，占人口过半甚至绝大多数的外地人全然游离在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这无疑给予政府相当的危机感。
而在另一方面，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也存在庞大的利益被剥夺群体：被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征地中获得极低补偿的农民，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业主，以及因各种原因而引发的庞大上访群体。这个群体所占比例不会太高，但是，其绝对数量却足够惊人，始终在不可逆地堆积增长。
在上述双重危机感之下，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开启迟滞多年的制度改革，逐步将新居民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来，但这一选择难在多年累积的外地居民很难在短时间吸收消化；二是维持既有制度，甚至加以强化。
从可观察的事实来看，后一种成为了政府的现实选择，一种沿着既有的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系的政策安排得以浮现。在这政策安排中，本地人成为了社会管理体系的依靠对象，而外地人则成为了社会管理的目标对象，与之相应的，则是在利益上或者至少在名义上对本地人的倾斜。2011年，全国将总共建设保障房一千万套以上，这表明，以户籍为排他性标准的政策出台，并非什么本地人利益集团的驱使，而应是更高的政治权力的统一意志所致。
从短期来看，这样的选择或许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这一选择也将带来新的问题：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身份区别，悄然形成了两者之间的高墙，而诸如房屋限购令之类措施，正在将这样的高墙转化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在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这样的鸿沟始终不应该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