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买卖的市场规则
论文买卖的市场规则
对部分期刊的编辑人员、组稿代理人员和论文中介人员来说，版面买卖也是一个“市场”。
近日，记者分别以毕业、评职称、参加保送研究生测试等理由，向多位期刊编辑和论文中介人员询问发表论文的“市场行情”。
如果对方是期刊的编辑，对话内容相对直接，谈论发表价格和拟发表日期即可。记者曾表示需要尽早发表，问可否办理“加急”，对方往往会给出数百元的加急费报价。接下去，就是把稿件的电子版发给对方，等待回复。如果审核通过，对方会进一步提供汇款数额和汇款方式。
如果对方是组稿代理或论文中介人员，一般会先询问记者对拟发表刊物的需求，诸如想发表在省级刊物还是国家级刊物上，拟发表的论文是哪个专业或领域的等。对方可提供的模式包括单纯的代为发表，代为检测、修改并发表，乃至代为写作并发表的“全包一条龙”。
不同(级别)的刊物和不同的代理模式对应着不同的价格：一般来说，省级期刊每个页码为数百元，国家级期刊则会达到上千元，如果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刊物，价格则可能高达数千元；如果办理加急，也会有额外费用，一般一篇文章为200～300元。如果选择代为检测、修改，甚至写作并发表的“全包”服务，价格可能会超过2000元。如果索要样刊和发票，可能又有额外费用。
记者接触的代理和中介人员都会强调，稿件全文控制在2300个字符以内，以便能排版在1个页码上。显然，这是“市场”上的“行规”。
这个“市场”也存在竞争——不仅在价格上，也在服务上。
记者向不同的代理和中介人员询问代理在《中外医疗》发论文的事宜，当询问能否开发票时，一位代理称，要加收10%的税点；而另一位代理则明确表示，“发票不收税”，如果有人提出加税点，“那是故意多收你费用的，你不相信可以打杂志社电话问问”。他随即给记者发来《中外医疗》杂志社的联系电话，并附上“简单分辨杂志社编辑真伪小方法”，其中提到：“杂志社多采用邮局汇款，地址为……”而记者接触的多位代理在提到付款方式时提供的均是银行账号。
记者曾询问一位论文中介人员：“版面费是交给你们还是交给杂志社啊？”对方表示钱先给中介，之后再由中介转交给杂志社。但被问及中介会给杂志社多少钱时，对方回避了这个问题。
《中外医疗》的杨编辑告诉记者，“我们国家级的，费用2300字符800元”。一位代理表示，找他们需要“2300字1000元”。另一位代理则告诉记者，“你自己写我们发表价格为1500元，我们写和发表要1800元”。不过，后者声称自己所在的机构比较专业，能提供代为检测服务。记者曾改编一篇之前发表过的论文交与其审核，十几分钟后，对方便传回一份“论文相似性检测报告”，称相似比过高，需要将雷同部分对应着修改后再发表，“不然到时候雷同被别人投诉就麻烦了”。
“天麻之父”“黄连之圣”连教授都评不上
别让“SCI”成为科学家的手铐脚镣
药物研究专家杨世林有个担心：在现有的导向下，中国再也不会有年轻人愿意去跟天麻和黄连打交道。 杨世林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这里是世界上五大药用植物专业研究机构之一。该所的老科学家徐锦堂被药农尊称为“天麻之父”和“黄连之圣”。
经过多年在药材产区的研究，徐锦堂改变了300多年来人们种植黄连的搭棚遮荫栽培方法，提高了黄连产量也节约了木材。他还结束了天麻不能人工栽培的历史，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野生天麻资源接近枯竭，医用天麻出现断档。
为了表达感激，从中受惠的陕西和湖北的药农们分别集资为这位科学家立了塑像。杨世林感慨：徐锦堂先生的成果是“扎根”扎出来的。但令他感到惋惜的是，徐先生一直没有评上院士，因为他没有“SCI论文”。
“SCI”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它收录了大量的国际学术期刊，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统称为“SCI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一些单位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体系，以此衡量研究水平。此后，“SCI”成了科学家头顶一根无形的指挥棒。
杨世林认为，在这根指挥棒下，为我国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徐锦堂先生不仅评不上院士，连教授也评不上，如今评职称、评奖都是要看SCI论文的。
他说，我国引入SCI评价以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像前人那样去做事。搞药材栽培的年轻人，不肯和药农打交道了，只盯着什么是“时髦的研究”，只关心发表几篇文章。而长期扎根产区的研究人员，晋升职称和申请课题都很困难。
对此，杨世林表示“很痛心”。他发现，自己身边的那些从事药物研究的年轻博士，在国外留学或工作时明明还在进行新药研发，回国以后“马上转行”，什么容易发论文就做什么，并且追求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文章的“点数”直接跟奖金、职称挂钩。
他认为，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根源就是当前的评价体系。至少，应该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有所区分，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下加以衡量。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一直呼吁，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评价不要“一刀切”。
他说，针对科技评价体系的意见，科学家们年年讲，可年年不变。让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真正结合本地实际，解决工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国外的SCI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中国论文数量大增，成了这方面的“大国”。自己不赞成有人所说的“都是垃圾”。但不可否认，垃圾的确存在，真正在国际学术界能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也确实不多。
清华大学教授邢新会说，现在科研管理者动辄就谈某项研究得了多少奖，发了多少篇SCI论文，连工程研究也要求有多少SCI论文。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管理的多元化，是科技界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只有多元评价，才能让大家安心做下去。
在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黄伟光看来，我国目前的短板在于如何把技术工程化，使之成为实际生产力。他说：“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大脑，很巧的双手，但是二者之间的东西没有。”
他说，科技人才并非都是搞理论分析和科学实验的。高级工程师非要去弄个“教授”或“研究员”头衔才显得有地位、有水平，这是不正常的。国家从导向上对工程技术人才应该有合理的定位。
多年以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曾在工厂工作。他“非常崇拜”那些能工巧匠。他至今仍记得当时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工人师傅如何挪动大型设备的场面，“太让人信服了”。他还常常想起那些吹玻璃的工人，想要什么形状就有什么形状，这些技艺不是文凭能够证明的。在那时，高级工人“比教授还厉害”。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多年不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的评价体系不仅使得我们科研受到损害，而且是毒害了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都不知道做科研是什么目的了。”马志明院士说。
马志明还记得老一辈数学家许宝禄的一句名言。许老生前说过，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因为发表在有名的杂志上而出名，而是希望杂志因为发表了自己的好文章而有名。事实上，他的很多论文都是发表在国内期刊上。
但现在，马志明说，连国家科技奖的评审都要考虑一项研究成果是发表在哪本杂志上。国外权威杂志多少分，普通杂志算多少分，反而忽视了论文本身的内容。“这真的是有害的。”他说，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好的文章都不发表在本土杂志上了。
据上海大学教授、《生理学报》副主编吉永华介绍，我国以前在人工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可眼下，科学家们渴望在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等高端杂志上出现自己的名字，形成了一种新的偏执的追求。
《自然》和《科学》都是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文章被引用率很高，“影响因子”居于领军地位。吉永华说，在SCI指挥棒下，科研人员不得不搞“短平快”的研究。而在一些人批评我国盲目追求SCI论文导致不少垃圾文章之后，很多单位为了在“顶尖论文”这个指标上赶上去，又开始追求杂志“影响因子”了。现在有人还会邀请《自然》和《科学》的负责人到中国，请吃请喝，跟人家套近乎。
这种局面的另一个恶果是——我国的学术期刊被逼到了边缘，失去了国际上的话语权。吉永华指出，很多被逼急的中文期刊改出英文版，结果国内的人不想看，国外的人也不想看，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杂志。
清华大学教授朴英认为，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教育部就要“摧毁”针对博士生的评价体系。因为，高校将论文篇数分摊到每个教师头上，并将博士生的毕业门槛设定为发表几篇SCI论文甚至“顶尖”期刊论文。
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也指出，“这样的评价体系应该先摧毁为好”。他说，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统一的科技评价体系。我国有这么多科研院所，应该自己进行切合实际的评价。科学是五花八门的，为什么要统一呢？
今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领衔研制的“星光一号”芯片诞生10周年。这是我国第一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
邓中翰将公司的成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坚持必须在市场上打造新的具有生命力的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写报告、发表文章，所以才有今天一系列的成果。”这位年轻的科学家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创新不是为了得奖，不是为了发表论文，不是为了评职称。
可“论文崇拜症”眼下正困扰着众多科学家。杨世林悲观地说：“如果按照现在的评价体系，我们不可能出现天麻、黄连的成果。”
他说：“我觉得评价体系就是一个导向。你要把科学研究引到什么方向？”
“本来GDP也好，SCI也好，它们不是不好，问题是一到了中国人手上就往死里整。”这是另一位科学家的感慨。
条件好了 潜心科研的人少了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凯先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所里一些年轻的同事悄然离开了单位，随后成为不远处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企业里的员工。 在陈凯先看来，这些年轻科研人员的选择很自然：尽管研究所在全国科研机构里面条件算是比较好的，但与企业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毕竟他们要先考虑生存的压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科研机构都隐约有了青年科研人员“出走”的态势，“出走”的理由都非常现实：房价、生活条件、教育理念、晋升职称等等。
“我很担心：现在的科研条件比以前好了，但一些人却不愿意潜心做研究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常文瑞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常文瑞也明白科研岗位的相对“清贫”，“我也有同学在企业工作，他就有钱买房、买车，而我却不行。这样的差距可能会让年轻人不平衡。”
有一次，常文瑞到台湾开会，一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
一位教授告诉常文瑞，他们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基础学科的学生，并不是真正想学知识做科研，只是想拿学位。于是，在这位教授负责的专业考试中，会让大部分学生及格，虽然他们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其中有一个学生的成绩太差，教授只得给了不及格。结果那个学生找过来，要求教授改成绩。这位教授说，我没权力改，而且卷子已经封存，没想到，学生教给老师一个办法：请你写一个悔过书，就说你判错了，你就可以改。
这位教授为此哭笑不得。常文瑞则感慨不已：“再过几年，大陆的学生会不会变得像那位台湾学生一样，不注重学习，只把学位当做一个跳板，不求专业上有什么进展，只要找到更有钱的单位？”
在他看来，学校教育中应该加进传统教育，比如责任心、钻研精神、奉献精神等。
常文瑞的想法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不谋而合。
“还有多少人愿意做科学家？”在李邦河看来，这跟学校的教育有关系，“老师经常会教育学生要找一份好工作，却很少有人会教育他们立志当科学家。”
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说，经济压力还并不是科研人员止步科学研究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就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水平，科研人员的待遇水平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他认为，使他们无法潜心做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
“很多单位都要评职称，看谁出的成果多，看谁写的论文多。可是很多基础的科学研究可能十年八年都出不了成果，如果评不上职称，生存就会有压力。”尹卓说。
在这样的制度下，有些人对于有难度的科研活动望而却步。“所以国家也该有个政策，来保证科研人员做科研的基本环境，让大家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研究。”常文瑞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