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18日，福建宁德核电站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该核电站1号核岛进行浇注施工

2007年1月9日，江苏连云港市田湾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

　　既要满足减排与能源供应的需求，又要保证足够的安全性，此次发生在近邻日本的核事故，恰好让正在急速发展的中国核电调整脚步，从而在这二者间寻得更好的平衡

　　本刊记者/钱炜

　　3月17日下午4点半，离下班时间还有半小时。在深圳一家核电设计公司从事反应堆设计的小丹却已清闲下来。他所在的公司素来紧张的工作节奏，在这几天里，就像奔跑的快马突然被勒住了缰绳。“因为昨天政府宣布要调整核电规划，新项目的进度也就立即放缓下来了。”工作上一直很忙的小丹，在电话里语气轻松。

　　与此同时，记者分别致电中核、国核电两家总部位于北京的核电企业，要求采访有关核电规划调整的情况，得到的答复皆是：“眼下太忙，请过两天再和我们联系。”中核集团原子能研究院院长赵志祥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根据中央的要求，他们正忙于应对即将到来的安全大检查。

　　发生在邻国日本的福岛核电事故，却令中国的核电巨头们急忙“变阵”，而这，也许是中国核电发展变奏的序曲。

　　“最先进”有多先进？

　　3月1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对核电的发展提出了4点要求，这其中最触动外界神经的，莫过于“调整核电规划”“暂停审批新项目”等字眼。

　　实际上，次日，即17日下午，在国务院研究室召开的“核电安全与发展”座谈会上，引起业内人士热烈讨论的，却是其中的第3点——“要用最先进的标准对所有在建核电站进行安全评估”。

　　“最先进的含义是什么？这需要我们好好琢磨。”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动力研究院前院长赵成昆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

　　“究竟什么是‘最先进’的标准？如果用‘最严格’来代替‘最先进’，是不是最终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在3月19日的一场讲座中，清华大学核能研究所所长王侃的讲话也直指这个“最先进的标准”。当时，这座约可容纳200人的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其火爆的程度有别于往常—— 核能的话题迅速“惹火”中国，显然与日本福岛的核泄漏事故有关。

　　王侃解释说，核电站的安全标准包括很多方面，而世界各国以及世界原子能机构在不同条款上的尺度都不尽相同。如果将这些标准中各自最严格的标准挑出来叠加在一起，来衡量中国的在建核电站，估计一个都通不过。

　　“所以，现在的措词不是最严格，而是最先进，这就有文章可以做。”王侃指出。

　　赵成昆则给出了更清晰的答案：在17日的座谈会上，包括他在内的多数专家，都倾向于采用国家核安全局于2004年发布的《核动力厂设计安全规定》对在建电站进行重新评估。相对于1991年的老版本，该规定参考了当时国际上的最新安全理念，主要对核电站发生事故时的应急与缓解措施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尽管这是一部早在7年前就颁布实施的规定，赵成昆透露说，在实际中，由于种种原因，具体落实情况还是与规定有所出入。

　　多安全才叫安全？

　　在赵成昆看来，这场由日本核泄漏事故引起的世人对核电技术的恐慌，实有过度之嫌。

　　日本的核事故，是遇到了地震加海啸这种极端状况而引起的，因而极为罕见。这位曾负责过秦山二期核电站堆芯设计、年届70的老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大陆架比较长，附近海域水深较浅，在沿海发生海啸的可能性很小。

　　“我国沿海地区如发生海啸，最大可能是台风和天文潮引起。目前我国核电站防御海啸的能力是按千年一遇的标准来设计的，可防6.5米高的海浪。”赵成昆介绍说。

　　但也有人有不同看法。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辐射防护与环境保护研究室教授桂立明透露，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2006年曾有过一份内部报告。该报告称，福岛第一与第二核电站的全部10个机组都无需考虑海啸因素。但是这次的9级地震恰恰就引发了10米浪高的大海啸。

　　因此，桂立明表示，要吸取日本福岛核事故的教训，仅有一个简单的防护堤是不够的，中国的在建核电机组也许应重新评估海啸风险。

　　至于地震，目前中国在核电站建设前，专家们都会实地进行地质研究，设定地震区划，避开活断层，选择500年内无活跃地质活动的区域。在区划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再进行选址。

　　赵成昆认为，总体上，中国现有核电站是足够安全的。日本福岛核电站建于1971年，本已到寿命期限，而我国的核电站最早也是从1991年才开始投入运行，都相对年轻。除了秦山一期是自主研发的二代早期技术，目前在运行的核电站都是二代技术。2004年，国家核安全局还颁布了另外一个修订过的标准——《核动力厂运行安全标准》。据此，二代核电站也在原有基础上作了改进，光是防止氢爆的措施就有好几条，如在安全壳内增设氢复合器，将氢变成水，安装氢点火器，把氢气燃烧掉等等。

　　衡量反应堆安全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反应堆堆芯的熔毁几率。赵成昆介绍说，目前二代技术的堆芯融毁几率是10-4，即通常所说的万年一遇，三代技术的熔毁几率是10的-5，即十万年一遇。

　　中国在建核电站绝大部分都是二代改进技术，这一风险是1.5的10的-5，接近三代的技术水平。实际上，目前世界范围内的441座核电站，大部分也都是二代技术。

　　核电技术的代际划分，主要依据的就是安全性。在二代技术中，主要有压水堆、沸水堆、重水堆和石墨堆等。压水堆与沸水堆的最大不同，就是压水堆里的压力要比沸水堆里的高，因此压水堆里的水是不沸腾的，这就需要多加一个蒸汽发生器，也就比沸水堆多了一个回路。王侃指出，结构简单，一直是沸水堆的亮点，但也在此次事故中带来祸端。而中国所有已建成的核电站都是压水堆技术。

　　或许还可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衡量核电站的安全。在此次日本核事故之前，世界上一共就发生了两起较为重大的核事故，其中只有切尔诺贝利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三哩岛以及其他几个小事故都被成功地控制在电厂内，对周围环境没有造成负面影响。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统计，单位发电量的死亡人数，水电是核电的100倍，煤电是核电的40倍。而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发布的数据：上世纪90年代，中国煤矿事故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高达7000多人，近两年来这一数字也有2000～3000人。

　　放慢脚步是好事

　　在减排压力与经济发展的刚性需求之下，中国发展核电的大势不可逆转，但此次日本核泄漏事件，将促使中国核电真正又好又快的发展。对此，王侃表示，“这是好事，之前中国核电发展得太快了！”

　　在清洁能源中，光伏电池在制造过程中会有污染，风电的上网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只有水电与核能相对成熟，目前可大规模发展。而水电对生态的影响，也一直饱受环保人士的攻击。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就在日本核事故发生后，北京的环保组织“绿家园”举行了一次讲座，谈怒江水电开发与中国核电的安全问题。与会专家与环保人士仍一边倒的反对前者，支持后者。

　　单从数字上来看，中国核电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运行核电机组共有13台，装机总量1080万千瓦，在电力总装机中所占比例不足2%，远远低于法国的75%和美国的20%。

　　在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前，中国核电的发展基调刚刚从“适度发展”进入到“积极发展”，进入快速发展的新轨道。根据国家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到2015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要达到4000万千瓦，到2020年要再增加一倍，达到8000万千瓦。

　　对此，赵成昆指出，在3月1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后来新增的4000万千瓦核电，都属于“暂停”范畴。

　　尽管要坚持发展核电，但安全检查与重估，也是必要的，赵成昆说。“光2010年一年就开工了10个机组，这么快的速度要不要做一些调整？主设备的供应能力，高端技术人才的培养、核电站管理能力如何？这些都需重新审视。”

　　早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核电装备制造商上海电气副总裁吕亚臣就曾表示，由于目前国内核电站技术路线不统一，不利于核电重大元器件生产的国产化与规模化。

　　《经济学人》杂志则在3月17日报道日本核事故的文章中指出，核电要实现最佳的安全性，不仅需要好的规划和工程技术，还需要负责任和有透明度的社会环境。还有专家指出，中国的核安全法规体系目前还缺少上位基本法即《国家原子能法》，导则和技术标准规范也亟待完善。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王侃之所以觉得中国的核电发展过快，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核电人才的担心。切尔诺贝利与三哩岛事故，皆由人为因素造成。“核电站的安全体系，包括设计的安全水平、建造的质量与运行管理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运行管理，即人的因素。”

　　吕亚臣也对核电人才缺乏的问题表示过忧虑。中国核电原本就起步晚，再加之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影响，后来的发展几乎延迟了近20年，人才培养也就相应落后。最初国内只有清华、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和哈军工四所高校设有核反应堆专业，“现在这些学校的学生，几乎在大二时就已被各家核电企业签下了。”

　　而随着核电的迅猛发展，高校也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扩张。据王侃粗略统计，到今年为止，国内已经有50多所高校设有涉核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良莠不齐，是必然的。如果照此前核电的发展速度，国内没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的核电人才来满足需求。因此，放慢核电的前进脚步，是好事！”

　　内陆核电与技术路线

　　“你能想象，就连甘肃这样严重缺水的地方，都上报了核电项目吗？！”王侃说，目前从日本核事故得到的启示之一，就是核电站一定要建在可立即获得源源不断的水的地方。

　　对于内陆核电站的建设，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今后会更加谨慎。

　　中国已有的核电站全部建在海边，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但若建在内陆，也需要靠近水源。这就对选址提出了较高要求。

　　赵成昆则认为，随着核电的进一步发展，内陆地区肯定要建核电站。目前在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等省，已经有10多个内陆核电项目都在进行前期的可能性研究。

　　根据国家要求，内陆要建更安全、更先进的核电厂，即要采用AP1000技术。目前第三代核电站有两种主要技术路线。一种是做加法，就是不断添加保护装置，就像法国的EPR，安全系统全部采用4×100%的设置，也就是相当于加了4道保险。但这样做的缺点就是设备越来越多，成本自然也就上去了，另外，对供电系统有很大依赖。

　　另一种思路，是做减法。由美国西屋公司开发的AP1000，是一种“非能动”核电站，不用电，只靠温度差、密度差等自然力就完成保护动作。再打个比方，人们可以把冷却水预先放置在反应堆上方，一旦出事，闸门自动打开，水靠重力倾泻而下，给反应堆降温。

　　中国核电的第三代技术究竟是采用AP1000还是EPR，此前业界一直有争论。比较而言，EPR虽不是那么完美，但是基于现有技术的改进，相对较为成熟。而AP1000至今仍处于实验阶段，国外也没有实际投运。因此，这就影响了内陆核电的发展步伐。

　　但王侃认为，若论安全性，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不需要场外应急救援的非能动技术才是最安全的。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目前只有第3代技术中的AP1000。

　　除了技术路线，影响内陆核电建设速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温排水。核电站有三分之二的热量要随着水排走。但排水温度如果超过3度，就会对生态造成影响。因此，为了安全起见，内陆核电站不能像沿海那样自流，排水需先通过冷却塔冷却过后才能排出。

　　“你去法国参观他们的内陆核电站，非常壮观，全是一个个巨大的冷却塔，看不到核电站。”赵成昆说，反应堆只有60米左右，冷却塔却高达120多米，直径五六十米，“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内陆核电站的另一大问题是低放射性废液的排放。核电站排放的废水经过多道程序的处理，还是有一定的放射性。2011年2月国家核安全局刚刚提高了排放标准。沿海核电站的低放废液排放，其排放口的标准原来规定为3700贝克/升，现在是1000贝克/升，内陆原先没有规定，现在定为100贝克/升，而且离排放点1公里以外的地方，要达到饮用水的标准，即1个贝克/升。

　　“进一步减少低放废液的放射性，这多花一些钱，总归是可以实现的。”赵成昆介绍说，令水利部与长江流域管理部门仍心存疑虑的是，如果在长江上建若干个核电厂，到时这些核电站同时排放低放废液，会不会有累加效应？对此，他表示，这就涉及到更大层面的统筹管理。因此，内陆核电站的建设，还有一些沿海核电站不曾有过的问题有待解决。

　　在国内众多尚未正式上马的核电项目中，山东荣成核电项目此刻可能是心情最“纠结”的。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项目刚刚于今年3月初得到国务院批准，但尚未通过发改委的审批，因此，它的“身份”究竟属于“在建项目”还是“新上项目”——“不好说”。而该项目用的是清华大学研发的高温气冷堆，属于前景看好的第四代技术。从安全性来讲，尚处在实验阶段的第四代核电技术或许是更为稳妥的选择，中国目前正积极加快在此领域的步伐。

　　实际上，除了“跃跃欲试”的高温气冷堆，在北京西南郊区数万平方米的一栋灰白色建筑内，中国第一座快中子反应堆已经在去年11月成功达到了首次临界，即达到裂变反应可以维持的条件。这标志着中国终于在第四代核电技术上实现突破，从而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以上，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并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之后，世界上第八个拥有快堆技术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