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日本新潟体育馆避难所内，从仙台、福岛、岩手等地撤到新潟的中国留学生及侨民在休息

3月17日，在日本新潟市避难所里，一位拿着日本护照的小女孩跟随中国母亲办理回国手续

3月15日，日本宫城县女川町，来自中国大连的研修生们在避难所通过媒体向家人报平安

来自哈尔滨的杨春3月15日从福岛来到新潟市避难所，她将带着4个月大的女儿乘飞机回国

　　震区华人，改变的城市和生活

　　日本大地震一周后，对于居住在受灾的东北三县的中国人来说，有人选择尽快离开，有人则选择留下。远离灾难中心的行程还远没有结束。

　　记者◎贾子建   陆晴

　　地震的体验

　　3月初的仙台市，白天气温一般只有十几摄氏度，东临太平洋，西面被奥羽山脉环绕，这里的空气总是透着湿寒，偶尔还会降雨。3月11日这个周五的上午，和往常一样，结束了在语言学校的课程，刘茜赶到公寓附近的食品加工厂做兼职。

　　大学毕业后，这个来自吉林长春的女孩追随母亲到日本，因为不懂日语，她已经在位于仙台市青叶区的语言学校学习了一年多。“妈妈到日本比较早，她在群马县的伊势崎市工作，我在这边学语言，等到通过语言考试就可以去找她了。”除了上课，刘茜在课余到附近的食品工厂兼职打工。生活其实相当平淡，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租住的小公寓和语言学校之间辗转。期待的周末终于快到了，谁也没有想到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灾难。

　　“刚开始震时，大家都没当回事，手里的活儿没停，也没人觉得恐慌。”食品加工厂的厂房里是一条流水线，包括刘茜在内大约有10个人。因为平时手机不能带入厂房，刘茜和工友们在地震来临的那一刻，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经验。“3月11日之前的几天，宫城县一带一直有比较频繁的低震度地震。就在云南盈江发生地震的那天上午，仙台就发生过四五级左右的地震，当时我还在学校上课。当天夜里到凌晨也有过几次晃动，所以这一次大家也都没当回事，以为像往常一样很快就会过去。”刘茜这样对本刊记者回忆。

　　然而，平时经验中的晃动一直没停止，反而越来越烈。“厂房空间大，摇晃得很厉害，从窗户往外看，电线杆什么的都倒了，接着厂房里也停电了。”日本工友们最先意识到地震的严重性，招呼着刘茜往门口跑，可是门口放置的架子突然倒了下来，一下子把门给堵上了。“大家都快急死了，人根本站不稳，门也打不开。”听到呼喊声，厂房外的工人赶来撞门。“过了一会儿，震动稍小一些，外面的人终于帮我们把门撞开了。”

　　大地震动延续了近5分钟。“当你感觉震动变微弱似乎快要停止时，它又强烈起来。”刘茜说她跟着工友们一起跑到相对空旷的院子里避难。震动停止后，大家互相确认都已经逃出来，之后就变成了沉默的等待，因为通信信号已经完全中断。“地震时一定不要害怕，首先要打开门，方便逃生，而且可以避免煤气泄漏引起爆炸。我们当时就是太大意，反应慢了。”在电话中向本刊记者回顾时，刘茜已经相当镇定，语言学校里老师平时用来做语言交流的防震知识在关键时刻起了作用，她说：“老师还告诉过我们，地震时不要一个人待着，要尽量跟着当地日本人走，因为他们最熟悉避难场所的位置。”

　　在30～40分钟后，又经历了四五次余震，当地飘起了雪花。在李俊的记忆里，当时很多人跑出来时候还穿着拖鞋，钱包、钥匙和手机都留在研究室里，即便他们并非像刘茜和工友那样对于即将到来的强震毫无预告。李俊2004年10月到日本，最初在岩手大学读书，3年前到仙台读教育学博士。他所在的校区是川内小区，位于半山腰，地震时，他和同学正在位于文科综合研究楼9楼的研究室里。因为楼是近几年新盖的建筑，内部装有地震预警系统。震前10秒，楼道里的广播响起来，通知地震马上就要来了，接着开始倒数6秒。6秒后，震动开始。“因为以前没有听到过这种地震广播，当时我在研究室里愣住了，还以为是防灾训练，但是又纳闷怎么没有提前通知啊。”6秒钟的时间虽然短，但是足够打开门，以防柜子倒下来把门堵住。

　　李俊说，震动开始后，研究室的电脑都倒了，所有人还有对面研究室的日本同学都跑到楼道里，楼道里的柜子也倒了，摆放的金鱼缸都掉下来摔碎了。震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和以往不同，李俊的感觉和刘茜相似，“感觉就像两次强震中间的微弱变化，在你觉得它要停下来的时候，它又开始变剧烈了”。

　　日本东北部地区一直是地震的频发区，虽说不是每天都震，但也频繁到让当地居民都已经习以为常，“6级以下的地震已经不会觉得惊慌”。对于地震的强度，李俊也有了自己的经验判断：“像坐船的感觉也就是三四级，如果水能洒出杯子就是5级左右，左右摇晃的那种都不太可怕，而那种让你觉得是从地下涌上来的感觉是最可怕的。”

　　地震停止后，楼里的人通过楼梯撤到楼前空旷的庭院，各个研究室确认了人数后，整个文科系撤离到百年纪念馆门口更空旷的地带再次确认人数。当时通信和电力都已中断。“这是防震应急措施中设置的，一旦地震，电力系统会自动断电。”李俊用同学的iPhone给父亲发了邮件，后来陆续和在岩手的日本同学取得联系，彼此确认了平安。

　　避难

　　去年5月份刚搬到福岛县会津若松市居住的韦安在日本已经6年，丈夫在日本从事旅游业，她自己在政府的对外旅游推广机构任翻译。他们居住的地方位于福岛县西部，距离福岛核电站所在的东部区域直线距离90公里，是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城。她告诉本刊记者，日本人的性格不张扬，不愿意给人添麻烦，而且很有责任感，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也比较信任。在灾难面前，日本人平静地表达着对彼此的理解和支持。“这次受灾后，很多平时都没有联系的日本朋友，因为知道我们在福岛，都想方设法和我们联系。我以前在东京的公司的同事和老板都很着急，用各种通信方式联系我们。”

　　李俊的研究室有20人左右，留学生有15人，教授4人。博士生活以研究室为活动单位，一楼有厨房，平时大家会一起吃饭、讨论论文，还会有学校组织的一些活动。“因为我们研究室很多年都有招收留学生的经验，所以教授对留学生很照顾。知道留学生普遍经济条件不好，需要打工赚钱，老师设置了助教，平时留学生要去外地参加学会，老师也会从研究室补助中出钱资助，平时还自己掏腰包请学生们吃饭。”震后的3天，李俊和他的同学们分别住在研究室的两位日本老师家里。“老师家也没有电，大家只能点着蜡烛，听收音机。当时信息还不充分，老师并没有劝我们离开，大家待在一起是最安全的。”李俊回忆说，他又一次体会到了日本人在大灾之后的镇静和情感表达的理性。

　　平时不过点头之交，因为地震，刘茜也第一次走进了日本邻居的家。在仙台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刘茜身边没有什么朋友，比较熟悉的就只有语言学校的同学，大多数时间都是她自己一个人，也并不和周围邻居走动，附近的日本邻居只知道她是个留学生，“也不过是见面礼貌地打个招呼”。

　　地震当日，傍晚时分，天上下起小雨，和刘茜一起逃出来的日本工友有的回家有的去了紧急避难所。刘茜不愿意去避难所，也始终无法和在群马县的母亲取得联系，她决定还是先回家里看看情况。走到家门口，进不进去成了问题，虽然房子并没有太大损害，但是“没有电，黑漆漆的，另外担心如果再有余震怎么办，一个人越想越害怕。这时邻居鬼泽太太刚好出门看看情况，看见我一个人打着伞站在门外面，就对我说‘如果没地方住，就来我们家吧’”。鬼泽太太年纪很大了，刘茜第一次跟她聊天，才知道她的其他孩子都已经搬出去住，只有一个儿子还在身边。刘茜看到鬼泽太太的家里也是“该倒的倒，该碎的碎，受了不小损失”。

　　在地震那一夜，刘茜和鬼泽太太母子3个人，点着蜡烛，用收音机听广播，度过了没有电的夜晚。“鬼泽太太有一个老式的煤油炉子，她就用那个炉子给我烧热水、热吃的东西。”

　　因为失去女儿的消息，刘茜的妈妈“被折磨得发狂”。“我们有5个多小时没有联络上，我妈妈当时就开车从伊势崎市北上仙台来找我。后来通过网络，她知道我在邻居家，一切都好，这才松了一口气。”平时妈妈到仙台来看她，走高速公路只需要五六个小时，震后高速公路被封闭，“当时每走1米都要等10分钟，我妈妈整整开了一天多的时间，一直没合眼。3月13日下午，妈妈赶到鬼泽太太家时，已经满面憔悴，她很激动，抱着我哭了一场，还给鬼泽太太鞠了好几次躬，感谢了很久”。

　　而居住在仙台市的常淼一家，地震后的一周是全家人自救的记忆。常淼在日本学习生活十几年，3年前随马来西亚籍的丈夫工作调动到仙台，他们的家到海边骑车不过20多分钟的距离，周末经常带着孩子去海边玩。那几天常淼刚从中国探亲回来，母亲也一同来到日本度假。地震来临时，常淼知道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稍微能站稳后就在最短时间做出判断，准备了一些东西，全家人开车往大海相反方向的山上开去。因为两个孩子还小，一个3岁，一个只有11个月，还在吃奶，收拾的东西大多是孩子用的，幸运的是，车子当时刚好加满了油，车上还有很多从国内带来的食品。

　　开了多久、走了哪些地方，常淼已经记不清，她只记得那是在公司附近的山上。“夜晚山上的温度很低，我们就躲在车里，我爱人出去捡石头树枝生火，熬过了第一个晚上，挺难的。”第二天开始，陆续有人逃到山上，他们带来了海啸的消息。常淼判断，家已经不在了。她住的地方是个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周围都是邻居的稻田，水过后，田里的水退不了，小型机械全都漂在水上。

　　在山上避难的5天里，不断有日本人上山找人，他们会给常淼一家留下一些食物，还有很多人建议他们下山住到城里集中的避难所。因为担心避难所里缺少物资，加上有这么小的孩子，常淼坚持等在山上。直到5天以后确认安全，他们才一路下山开到了新潟市，又辗转到了东京，后来在马来西亚使馆的安排下，从日本回到了马来西亚。常淼的母亲因为有过唐山大地震的惨痛经历，也有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对这次的大地震，她的反应也就更加激烈，始终无法平静下来，不能听有关地震的消息。“现在想想，我们当时做出自救的决定还是明智的，虽然在山上的几天真的挺苦的。”常淼回忆说。

　　从灾区到新潟

　　对于居住在受灾的东北三县岩手、宫城和福岛的地震之后相对安全的中国人来说，他们要做出走与不走的选择，有人选择尽快离开，或撤离到其他地区的亲戚、朋友家，或经新潟、东京等地辗转回国，有人则选择留下。

　　在接受本刊采访的中国留学生中，大部分人打算回国，他们除了担心接下来可能产生的核辐射，还有另一种考虑——因为灾区资源紧缺，他们“不想挤占当地人的物资”。岩手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王晓明是唯一一个表示选择留下的人。这个内蒙古人留日8年，现在读环境教育专业的博士，明年就要毕业了，眼看要毕业，不希望学业中断是他给出的选择留下的理由。

　　岩手大学所在的岩手县盛冈市是宫城县北边的岩手县县厅所在地，距离海边约3小时车程。虽然盛冈等内陆城市先于其他城市恢复了电力，但是震后手机信号不稳定，“幸亏当时跟家里及时通了电话”，那之后信号就时断时续了。

　　地震持续的约5分钟时间里，“一直都在晃，站都站不稳，根本跑不了”。王晓明和同学迅速把门打开，以防震后门窗变形无法打开。震动停止后，因为知道马上会有大的余震，大家立即把电脑等电器关掉，在大约30秒内关闭了电源、煤气，然后就马上跑出大楼。后来在外边自己住的留学生们纷纷来到了学校，学校组织他们和住校的留学生一起在学校的保健所里避难。

　　王晓明向本刊记者回忆说，3月14日后，因为有大批沿海重灾区的灾民撤到内陆避难所，盛冈市内的居民就都回家了。地震后，盛冈市的建筑破损程度不严重，岩手大学只有工学部的大楼出现裂缝，市区一个商场因为煤气爆炸造成了一些伤亡。到3月15日，盛冈已经可以正常供水供电，但是因为交通不畅，当地普遍缺少食物，在超市里买东西要排队一两个小时，有些超市规定只能够买一筐食物，或者限时10分钟。加油站也实行油量限制，每人只能加1000日元的汽油，大概只有几升。15日晚上，岩手县开始下雪，16日中午开始再次降雪。王晓明说，相比地震，核辐射成了当地人最担心的事，虽然他们距离福岛核电站有250公里，但是大家很担心核尘埃会因为下雪落下来。

　　为了转移避难的中国人，3月15日，中国驻日本新潟领事馆派了两辆大巴到岩手，如果想要回国可以乘坐大巴去新潟。当时想要离开的中国人在80人左右，但因为出境手续不全，下午只有不到40人撤离了岩手。同时，从仙台撤离的留学生也陆续赶往新潟，他们坐长途车从仙台到山形市，随后转车到鹤港，再乘坐火车前往新潟，整个行程16个小时。截至3月16日，大批中国留学生及侨民从仙台、福岛和岩手等地撤离到新潟，当时新潟体育馆就容纳了近800人，其中4/5为中国人。

　　面对先后撤离的同学，选择留下的王晓明显得非常平静。他说，在日本的8年里，他“经历了无数次地震”，上一次比较严重的是2005年一场7.2级的地震，当时岩手县一个公路大桥被震塌了，去年才修好，这次地震后又塌了。

　　王晓明回忆说，他的第一次地震经历是在2003年。“那时我们几个内蒙古的学生刚来，早饭时间突然地震了，在餐厅里我们撒腿就往门外跑，一直下楼跑到楼前的平地上，一个还在寝室的同学跑下来时连裤子都没穿。可是日本同学一个都没出来，我们回到餐厅，发现他们都还坐在座位上呢。”他说，地震来临时要冷静，如果真的是特大地震，跑也是跑不掉的，而大家都跑，肯定会给别人造成心理压力，日本同学都受过这种教育。“我们研究室里并没有应急包，但这次之后大家也深有体会，平时应该多储存一些水、罐头、饼干等应急食品，还有收音机、电池、手电、蜡烛、打火机等。”

　　从内蒙古来到以农业、渔业为主的岩手县，一待就是8年，王晓明说他很喜欢这里，因为“自然很美，这里的居民也很温和”。他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像宫古市属于日本著名的海鲜产地，盛产海胆、牡蛎、鲍鱼等海产品，以前每到夏天放假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宫古的海边玩，那里是“很美丽的海滨，山清水秀”，吃海鲜的时候就从当地渔民们那里买上东西搞篝火晚餐。当地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除了医院，基本都是传统的木质结构房子。日本人口普遍的老龄化，东北部地区尤甚，从事渔业的渔民年纪也都有四五十岁。“现在电视上看到海滨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每次看都是泪眼汪汪的。”

　　在受灾的岩手县，有大约3000多名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在当地工作或已与当地人结婚，留学生有大概200多人吧，其中岩手大学约100多人。王晓明说，目前想要撤离的基本都是刚过去一年多的外国人，日本当地人很冷静，没有逃离的。对他们来说，相比重灾区的人，能够活下来已经很满足了。他们觉得“有那种想法的人是不可想象的”。“我留下来的原因主要是不想耽误明年的毕业，还有研究要做。虽然学校已经将开学时间推迟到了5月7日。”王晓明说。后来，本刊再一次联系王晓明的时候，因为家里的担心和催促，他也已经撤离到新潟，等待回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