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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所遭海啸超设计能力 大亚湾有多重安全措施
解说：大自然的威力超出人类的预想，在这次大海啸中日本修建了三十年之久，并被誉为世界第一长防波堤的釜石海堤，没能挡住巨浪的袭击，福岛核电站也不例外。
冯毅(中国核能行业协会 研究员)：14米的海啸，而且以极高的冲击速度整个把核电基地淹没。
记者：几乎超过它设计能力的。
冯毅：差不多两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电器全部短路击穿，像应急柴油机，实际上它应急柴油机是启动了，刚刚启动了那么几分钟，海啸就来了，马上就把它淹没，同时海水冲击下电器系统短路，再加上这个柴油机它需要氧气，水给它淹了以后，这马上水就进去了，所以整个这些系统都瘫痪了。我们光考虑单一事件，没有考虑到多种灾害的叠加，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值得汲取的地方。
解说：在这次福岛核危机中，人们都注意到备用柴油发电机失效，无法给冷却泵供应电力，成为导致核反应堆升温的最直接因素。那么，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者和管理者，如何考虑这个潜在的风险呢？
记者：这次福岛还有一个教训，虽然说地震没有造成这个厂房的直接破坏，但是海啸后来把这个柴油的发电机给淹掉了。现在我们厂里边柴油发电机在哪？
濮继龙：我们来看是这样的，你看这里看见那个红的，红色窗户的那个房子。
记者：上面有两个圆的金属桶。
濮继龙：对，那两个桶是烟囱，是柴油机的排烟孔，这边一台是1号机的，第一号柴油机；远处的是2号机的第一号柴油机，我们看那个背后，还有一个红的房子看见没有，那个是我们的第二个柴油机，是1号机第二个柴油机。
记者：那就是第三个了。
濮继龙：反面还有一个，为什么这两个柴油机隔那么远，不把它并排放呢？万一一个厂房发生火灾，会把第二个也烧掉，那我们就全没有了，所以它放在两个地方，一个坏了，我那个一定能确保，我们电厂的设计是，只要有一台柴油机是好的，这个电厂就没问题。那么这两个反应堆，我们有四个柴油机，那么只要开出一台来就能支持一个电厂开出两台来，可以支持两个机组，那么为了保证我电源的安全性，我们来看看这边还有一个厂房。
记者：这边还有吗？
濮继龙：你看这个靠近这边，一个灰色的房子看见没有，一个蓝色的大门。
记者：看见了。
濮继龙：这是我们的第五台柴油机，就是说假设最极端的情况下，我这四台柴油机全部都没有了，我还有第五台，第五台柴油机，可以支持我们这两台机组保证安全地停堆和安全地把这个热量排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只要把热量排出去，这个反应堆就安全了，如果这四个柴油机和第五个台也全部都被水淹了就像福岛那样我们堆是不是就完了，我告诉你不，我们还有办法。
记者：你是第三道防线吗？
濮继龙：在我们专业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全厂断电，发生全厂断电的时候，就像福岛这个情况已经没有任何动力了，所有的泵开不起来了，所有的电机不能够运转了，那么它的冷却就不能够保证，而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厂里面有一个叫气动发电机，也就是说利用蒸汽发生器里的残余的蒸汽，我可以自己带动水泵，把我的辅助给水打到我们蒸汽发生机里面去来冷却我们这个反应堆。
解说：或许我们已经做好了，我们认为的应对各种灾难的准备。但是，在变幻莫测的大自然面前，人类可能永远都是一个弱者，其实在每一次灾难降临前大自然总是宽容地为束手无策的人类留下最后的机会，而在稍纵即逝的机会面前又是什么将这最后的机会葬送？
冯毅：至少从事故救援的角度，这次大家觉得它里头就应该说有很多偏差，就是东京电力一开始就是救援的策略就有问题，耽误了最好的救灾的这个时机。
解说：福岛危机发生后，全球的核安全机构专家以及媒体都不约而同地对东京电力公司提出了质疑。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现在不可挽回的福岛核危机呢？
解说：这里是大亚湾核电站的应急反应中心。
记者：乔工，你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就进入这个应急状态呢？
乔恩举(大亚湾核电站职业安全处)：因为我们在主控室的操纵员，他会在第一时间发现机组的异常状况，然后我们的领导就根据这个事故的异常状态来做一个判断。那么根据这个判断的情况，他就去决定要启动哪些应急响应人员进入到我们这个应急指挥中心来进行事故的响应。
记者：那应急中心一般有多少人？
乔恩举：应急中心我们这边大概有五个组，那么这五个组加起来总共大概有二十来个人。
记者：那这样说起来实际上在这做的这些人都是在电站里边，本身有自己的分工的，平常在不同的地方办公。
乔恩举：对，但是一旦事故情况下集中到这个指挥部来进行事故的响应。
记者：我看了一下办公桌办公桌上有很多电脑，还有好多的名签，就是都写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有公共信息助理，这边还有技术助理，还有电站应急技术中心。基本上就是一二三四五，差不多这样十个人吗？
乔恩举：对，差不多这样十个人，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真正的事故响应情况下的一个指挥部，它就相当于作为我们整个基地事故响应的一个行政最高领导者。
记者：平常会有一些训练吗，比如说BP机突然响起来？
乔恩举：有，我们有查岗，我们24小时的值班，就是说我们每一轮次的值班是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在这一个轮次里面会安排我们的这个技术助理SEH6，他来进行抽查。比如说我这一轮次，有七十个人值班，他在这七十个人里面随机抽上大概是10%左右，七个人左右，看看他是不是在岗，随时抽查，这是一个保证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培训的时候，要求大家遵守我们的值班制度，还有一个就是演练，演练的时候让大家能够维持这种应急响应的状态，就是从进入这个应急状态之后。
记者：多长时间以内，你们会赶到这个地方？
乔恩举：三十分钟之内。
记者：三十分钟之内。
解说：大亚湾核电站的应急管理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从中我们也注意到，让应急制度和流程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操控的核电站决策者，也就是应急处理的总指挥。那么，在非常时刻，人们究竟会以怎样的原则展开救援？在福岛，这个环节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3月11日15：15(当地时间)，海啸袭击了福岛核电站，半小时后，核电站的备用柴油机失效，冷却泵停止工作，反应堆开始升温；12日下午15时30分左右(当地时间)，1号机组发生氢爆炸，而在此之前的十几个小时里，没有证据显示福岛核电站向反应堆注入海水进行冷却。
濮继龙：在福岛核电站，发生了全厂断电事故以后，本来他们有很多手段来抢救不使得发生氢气爆炸，或者底板熔穿这样的事故本来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们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好像希望这个堆能够事故过了以后，还能继续发电，于是没有采取断然的措施来保证这个堆芯不要发生熔化事故，这个就错失了良机。
解说：濮继龙的观点并非惟一，台湾清华大学核能工程专家李敏博士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福岛核电站遭受的自然灾害确实已经超出想象，但是随后所发生的事故却绝不是超出想象的事故，而在福岛核危机信息披露设备缺乏检修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东京电力也倍受指责。
冯毅：大家好像已经发现一个微妙的现象，事故的前四到五天，应该讲事故的救援依然是在东京电力这样一个经济巨无霸的它的把持下的一种情况。
记者：是一个公司在操控救援。
冯毅：对，多个机组已经出现了共模故障，结果你明显地看到它是很被动的防守型的一种(救援)。
解说：让我们再回到福岛核危机的紧急时刻。2011年3月12日下午在福岛核电站1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开始向1号反应堆注入海水冷却，3月14日上午11点(当地时间)，3号机组发生氢气爆炸，3月15日凌晨2号机组发生氢气爆炸，4号机组也于15日下午起火。
冯毅：那么等1号机快爆的时候，赶快去抢险，完了之后3号机又快爆的时候才去抢险，眼睁睁地看着2号又爆了，然后又是4号，就是说他如果是这个是一种主动地行动的话，他会同时采取有预防性远见的这个措施，当然这背后专家们也在分析就是说在东京电力的救灾方案里第一时间他把财产的保全作为电力公司的一个首要选择，他并没有把压制事故事态的发展，对周围环境和居民的这样一个伤害的防范作为救灾的第一要务，所以应该是在第四天到第五天转折的时候，政府首先是四个堆都爆了强大的这样一个社会舆论，然后菅直人政府也做出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在救灾主导已经让电力公司退居第二位。作为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后面的这个海水浇灌，这个大规模的作业，包括自卫队，包括其他外部的救援，消防队员才上去。
解说：为核反应堆注入海水，意味着永久报废，单纯从物质上计算，对于任何一个公司这都是一笔巨大的代价。福岛核电站建于上世纪70年代，它的投资金额我们无法获得一手资料，但参照现在的核电站成本来估算，例如，大亚湾核电站的总投资为40亿美元，每年发电量超过150亿度，收入在60亿人民币左右，也就是说福岛核电站每报废一个反应堆，东京电力每一年都将损失上亿元人民币的利润。有人指责，本次福岛核危机，东京电力在利益与责任之间选择了前者。
记者：但是最后还是灌了海水了。
濮继龙：最后已经很晚了，破釜沉舟动作已经太晚了一些，已经发生了爆炸，而且已经造成那么大的公共影响。因为我们研究了所有国际上的核事故，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都表明所有的核事故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虽然天灾是个诱发的因素，是外在的天灾也好。
记者：福岛也是这样吗？
濮继龙：也是这样，但是如果管理得好的话，不会发生那么惨重的灾难。
解说：在福岛核危机发生之后，福岛核电站的拥有者东京电力的股价，从3月14日开始连续下跌。目前，大致相当于3月11日，日本大地震当日收盘价的一半左右，而这家公司是日本最大的电力公司，提供着日本三分之一的电力，它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共有员工约四万名，总资产约为十四万亿日元，相当于一万多亿人民币。
记者：东京电力公司也是日本规模很大的一家电力公司，很有历史，那这样一家公司也存在隐瞒事故不报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恰恰动摇了人们对核电安全的这种信心。那我到底相信什么？
冯毅：这个问题还是非常深刻尖锐的，就是说日本它这样一种体制，就是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有限公司一样，那么在它这样一个体制里面，就是各种大型的财团法人，应该说它呼风唤雨，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影响。按照我们这个从经济现象来分析，我们认为核能是个非常外在性的一个特殊产业，它是一种经济活动，那么它需要政府严格的规制，需要社会舆论严格的一个监督，需要它内部一种非常高度自觉的，这些人的一个非常严格的自律，那么从这个经营人员本身的话，特别是我们的核电运营企业，他负担着从法律讲，他负担着全面的最终的不可转移的核安全责任，包括后续的赔偿，他都是不能告别人或者通过追诉别人把责任转出去的，这是转不出去的，这是他必须要承担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能实际上这次某种程度上对日本的这样一个核电管理的体制也引起了一些挑战。当然对我们应该也有很多启示，也有非常深入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