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张墨宁  发自北京

　　北京，地铁五号线的首站天通苑北，乌压压的人群排着长队正在限流栏内一步一步地挪动，列车开过来时，队伍的前端一阵骚动，车门像漩涡的中心，将人群裹挟进去，旋即关闭，此后每经过一站，都有早已排好的长队翘首期盼，被塞满的车厢只能再容纳少数幸运冲在前面的人，然后飞速驰过，留下一双双无奈和焦急的眼神，等待下一趟车的到来。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上班前的半小时，到了晚高峰，同样的场景会再次上演，只不过以相反的方向进行。地下的公共交通重负与地上的私人汽车拥堵叠加，成为“首堵”最鲜明的特征。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正在形成中心效应，向二三线城市蔓延，杭州、合肥、兰州等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交通顽疾。随着城市外延的不断扩大，拥挤的交通作为显现问题，勾连出环境污染、水资源匮乏、看病难、高房价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共同构成了城市病。

　　蒙上阴影的城市

　　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的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人口正在以每年1800万的速度增长。人口从内地流向沿海、农村流向城市、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特别是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都市聚集。大量人口向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集中，使城镇住房需求持续增加，高房价问题日益突出。发展失衡令中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新变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阶层流动通道被严重堵塞。

　　城市中的现代生活方式、职业机遇和发展空间令无数人趋之若鹜，但现在这种文明和便利所产生的价值却正在被各种问题缠绕的病态所侵蚀，从而渐渐失去魅力和光彩，人们生活在城市之中，却不得不跳出“围城”，寻找新的幸福所在。田园成为都市人的精神依归，乡村生活变得更有感召力，抛离都市的喧嚣、驱车郊外亲近自然已经开始成为城市生活的补充和疏导。当城市只是一个住所，而不是家园时，城市病的治理已经不容缓解。

　　刚刚结束的“两会”上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公共交通单独成节，并制定了城市病的治理方向。纲要提出要“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预防和治理‘城市病’”。毫无疑问，城市病已经成为解决社会问题不可逾越的一道障碍，将是未来5年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

　　病灶尤为严重的特大城市也早已使出各自的招数，办法不外乎两种，一方面是“疏”，即改变城市形态和产业格局，将城市中心的功能分散，转移到周边区域。另一方面是“堵”，调控手段直指人多和车多两大问题。2010年12月，北京宣布实施交通治堵新政。上海则采用拍卖车牌的方法。2011年2月，上海车牌拍卖均价和最低价双双突破了4.4万元。一块不足半平方米的铁牌却价值四五万元，被戏称为世界上“最贵的铁皮”。

　　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借助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改变城市形象，使公共交通等问题有所缓解。“举办大型盛会对城市设施的改进作用是很明显的，以上海为例，上海世博会组织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地铁、轨道建设，上海地铁现在已经建成了400多公里的运营网络，比原计划提前了10~15年，已经位居世界大城市的前端，北京的环境整治也是因为奥运会而改观的。”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说。然而国际盛事并不能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人口扩张的速度和日益严重的交通压力使城市功能的改造显得力不从心。

　　城市扩张背后的规划之失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快速提升期的阶段，经济产业在转型，整个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聚集人口和产业的能力的确非常强，原来的基础设施等条件已经不适应了。”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傅崇兰说，他认为，在当前阶段下，像北京、上海、深圳等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的城市，必然会出现拥挤的状态，从而无可避免地面临西方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城市问题。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公共卫生设施奇缺，使空气及水源严重污染，同时，就业竞争激烈、工人处境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而拉美地区在20世纪中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出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

　　“现在看来我们回避不了西方走过的路，汽车文明带来的问题越来越显现。”李迅说。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式向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式的线性发展模式看齐是中国城市病的症结所在。中国也日益同美国一样，成为架在“车轮”上的国家。据公安部交管局2010年末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9亿辆，其中汽车8500多万辆，2010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达到世界第一，全国667个城市中，约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

　　以GDP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是不均衡的人口分布和激增的汽车数量之外的另一症结。与巴黎、东京和香港等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密度并不算高，但是不合理的社区设计使人口密集的效应被放大。“现在咱们居住区的设计几乎全是一个模式，北京天通苑、回龙观全是按照一个模式设计的，那就是‘卧城’，几十万人口集中在一个社区，他们只能选择同一条道路上班，早上全部出去，晚上再全部回来。”傅崇兰说，这种钟摆式的生活方式使人口在城市内大范围地集中流动。

　　在中国，大城市集中了过多的功能，而周边区域并不发达，所以无法承担分散功能的作用。而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纽约即是以曼哈顿为顶端，下面是10几个小城市，人口只有10几万，圆锥形的模式将一个大城市变成了大都市区。伦敦、东京和巴黎都无一例外遵循了这一模式。“北京曾采取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建绿化带，一个是建卫星城，但都没有起到较大作用。”傅崇兰说。

　　治理大城市病，无论是改变城市形态还是用行政手段调节人口和车辆，在傅崇兰看来，都远远不够。他特别提出了大伦敦规划的可借鉴性，伦敦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做的规划，首先提出的是“城市复兴、邻里重建、社区行动、民主参与”。“这16个字要比限车有效得多，要让老百姓动起来，让大家共同维护交通。”傅崇兰说，城市病的解决不能丢掉社会力量。

　　李迅亦表示，大城市的磁力太强，应该形成反磁力点，即分散功能，在周边区域形成城市副中心。这一点在“十二五”纲要中也得到了体现，纲要提出“要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发挥县城的作用

　　当大城市遭受病痛时，二三线城市也不可避免地被“感染”，城市中的大拆大建日益拖累着居民的身心健康，越多越多的城市加入到了“堵城”的行列、无法承受的高房价不再是大城市的独有特征。而与大城市不同的是，二三线城市的免疫系统却更为羸弱。一个方便、快捷、便宜的公交系统尚未形成，而私家车队伍的膨胀速度却日盛一日。据汽研中心汽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高和生介绍，“2009~2010年，国内一线汽车消费数量在全国市场中的总体份额逐年下降，二三线市场却呈现出比较旺盛的态势。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人均汽车保有量低，二三线城市将成为国内车市未来主要的增量市场。”

　　此外，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偏低，使中小城市有城市之名，而缺城市之实。功能不完善、吸引力较弱。根据2010年发布的《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截至目前，中小城市城镇化率仅为3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6.6%。

　　“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半城市化，也叫候鸟式的城镇化，农民工在这个城市生活不了，他们只是在这个城市打工，在老家有房子和地，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归属感，不认可这个城市，居住和消费都不在这个城市，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李迅表示，现在有1亿多人口在城乡间流动，他们的稳定可能要到城镇化率较高的时候才能完成。

　　傅崇兰认为，城市的发展有集约发展型和分散发展型两种，特大城市走的是集约型发展的模式，就是聚集人口和产业。中小城市可以走集约型发展的道路，增加自身的吸引力，同时也要分散地发展县市级和县级区划行政单位。“中国目前有县级单位2800多个，县城是一个县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心，这部分发展起来就能够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傅崇兰说。

　　对于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认为这才是长久之计，他说：“城镇化的最终载体是县，县应该在城镇化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未来县域经济能够发展起来，将是城市化成功的重要标志。”

　　县城规模不大、人口不多、基本设施具备，没有城市中紧密排列的楼群和路面上往来穿梭的车辆，也没有华灯结彩的人造夜空和浓重的消费主义气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可以使用最简便的交通工具上班、在自己的家里享受午餐，而不是用一份盒饭果腹。2010年底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除了杭州、成都、长沙、昆明等素以环境优美、生活环境闲适闻名的城市之外，江阴、宜兴、长沙县、余姚、滕州等县级市也入选，成为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心向往之的乐土。

　　生态城市是出路吗？

　　被困扰的城市开始纷纷寻找出路，试图摆脱工业文明的窠臼，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阶段，加入“幸福之城”的行列，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生态城市被认为应该保持经济高度发达、社会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态良性循环四者高度和谐，城市环境及人居环境清洁、优美、舒适、安全，失业率低、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生态城市是个美好的理想，尽管目前有很多城市斥巨资打造所谓的生态城市，但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真正可以称为生态城市。”李迅说。

　　“何祚庥院士也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在未来30年，生态城市在中国免谈。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李迅说，“以供暖的计量为例，北方的供热面积建筑量占了全国的10%，但是消耗的能量占了40%，供暖系统是不可控的、无论需不需要，整个冬季都开着，而且不是像用电用水一样，根据使用的多少来收费，所以我们要进行改造，就是安装一个表和阀门，用多少算多少，用很低的成本一下就可以节能30%。”在李迅看来，细节的改变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当宏大的目标被真正人性化的考虑所取代时，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