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商业城市、花园城市、宜居城市、文明城市……在过去的20年中，这样的城市评比和排行榜充斥着媒体版面，而这些评比和排行榜的制造者，既有官方机构，也有民间机构。但实际上，从官方到民间，中国的城市却在“经营城市”概念的口号下，像一个制造工业产品和金钱财富的机器一样，日渐面目模糊。

　　工业化的浪潮催生了现代城市，而中国30年来的工业化又重塑了中国城市的格局。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背景下，基于中国独特的市场化道路，城市发展的格局亦完全遵循着这一道路在进行。

　　工业化引领城市化

　　在中国都市圈之一的珠三角地区，除了广州、深圳这两个大型城市，有三个中型城市的发展模式被城市研究者引申为现时中国城市发展更具普遍意义的三种模式，它们分别是东莞、中山和珠海。

　　在东莞，这个最早的“三来一补”制造基地依靠承接台湾、香港等地的产业转移崛起为制造之城，聚集着大量外向型出口企业和流动人口，在以经济指标衡量的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地级市中，其排名一直名列前茅。但其城市被喻为工业化早期的德国鲁尔和英国曼彻斯特，城市仅仅是一个产业工人居住之地。“先工业化，后城市化”的模式有着鲜明的印迹。

　　在中山，则有着其他珠三角城市的另一番面貌，生活区与工业园区相区隔，是中山的一个特色，有着大片规划有序的工业园区和整洁绿化的城市中心区。在城市竞争力的排名上，中山的经济规模亦在地级市中名列前茅，但同时又连获“花园城市”的美称。

　　而在珠海这个滨海城市，虽然有着休闲和优美的环境，漂亮的低层建筑和大学城，但珠海的经济规模却远不如前两者，大机场和港珠澳大桥常被引鉴为“超前的浪费”。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90年代后期珠海主政者提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赶出珠海”，虽然工厂的搬迁优美了环境，但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之后，没有引进更高级的产业，造成了珠海工业的弱化，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的低迷，优先基础设施建设的浪费。

　　在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倪鹏飞和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薜德升看来，在现时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上，上述三者的模式正在更为广褒的中国城市版图上重复着，这三种模式说明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相依托。

　　从国际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是一种规律。城市作为市场资源、信息、人才流动最为密集和自由之地，其竞争力的增长与工业化水平相随。工业化水平的高低，无疑成为衡量城市竞争力最为重要的指标。不论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的崛起，还是中国传统的工业城市，都为印证。

　　人们有许多种理由从乡村、中小城镇走向大城市，而其中最大的理由也就是就业、创造财富的梦想，“田野牧歌”和“台北不是我的家”只是一种忧伤的情绪，而非理性的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城市化是被经济结构推着往前走的。外向型经济、加工制造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引导了中国第一轮的城市化格局。而如今，这样的轨迹正在往更广阔的大陆腹地推进。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到来，随着经济发展政策和资源的普及化，随着“退二(第二产业)进三(第三产业)”发展理念的提出，同时也是随着大型城市发展成本、人口规模和资源承载力负荷极限的到来，新一轮的城市化将在中西部快速展开。

　　2010年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这被批评为中国城市的“大跃进”，人们对每个城市的大规模招商引资持着质疑的态度。

　　“这样的理解是偏颇的，对于大多数的城市来说，城市化要以工业产业为基础，没有工业化，城市化就谈不上。也要看到产业转移的趋势和背景，现在的国际化和开放性已不再仅是沿海城市，内陆城市承接了国际产业，产品出口，跨国公司在那里投资，提出国际化有什么不妥？”倪鹏飞对本刊记者说。

　　“说实话，中西部城市在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方面是差不多的，这可能就意味着工业化分工不分彼此，大家抢项目、建工业园，城市定位和城市面貌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他说。

　　但问题是，在城市化从东部向中西部推进，产业转移在东西空间上转移的同时，内陆城市是否就必须重蹈沿海城市所走过的道路？

　　误读的竞争力

　　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规律固然难以打破，但却不能否认，中国城市化的道路，有着诸多“中国特色”之处。而在城市竞争力的表达上，从来就不仅仅是经济水平，还包括社会、文化、教育、环境等函数在内。

　　如同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一样，虽然开放市场的力量推动了各种资源的集中，但由于一切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经济规模优先的发展方式，中国城市的发展同样陷入了粗放式的发展道路。工业化带来的能耗、环境污染伴随相生，非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是，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各种“城市病”缠身。

　　在过去的10年中，唯GDP论一度统治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了提高经济规模和工业产值，地方政府一味上马工业项目，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GDP也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为了招商引资，中西部城市甚至给出了极为“优厚”的财税减税和土地、环境优惠。这都导致了资源的浪费，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而能解决就业和创造更多附加值的服务业比重过小。

　　这种粗放可以从数据中得以验证，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建富的研究，上海、北京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大城市的水平，如东京的GDP占日本全国的18.6%，伦敦的GDP占英国全国的17%，首尔的GDP占韩国全国的26%，而北京、上海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只有2.5%和4.6%。这说明，中国的城市表现出城市结构规模大，但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都偏小的不协调现象。

　　粗放式增长导致的资源枯竭速度惊人，“资源枯竭型城市占了《人民日报》的两个大版。”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傅崇兰对记者说。

　　而城市化是否滞后于工业化引起了争论，“仅仅是工业化，与城市的功能是不相匹配的，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就业、居住、交通、人与人的交往。”傅崇兰说。

　　由此导致的是，城市的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加，超万亿GDP收入的城市俱乐部在形成，但城市的其他竞争力却在下降，土地资源制约越来越强，房屋拆迁的矛盾、土地纠纷的矛盾也纷至沓来，甚至出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论调”。

　　而由于中国自1994年后的财税分税制改革，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沉，县级城市的发展受限，行政级别更高的地级市和省级城市在项目、财政资源的地位不停强化，其结果之一就是大中型城市不断扩张，奢豪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造成铺张浪费，成了“抽水机”。依靠土地财政的财政收入又导致了房价不断上涨，城市生活成本的高企，削弱了城市对人的吸引力。

　　如果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人群的压抑感、漂泊感、焦虑感成为普遍现象，这将反过来制约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体制优势”

　　“这与目前城市管理者的考核指标是分不开的，GDP是官员升迁中最重要的指标，自然是工业化第一。”倪鹏飞说。

　　在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城市化过程中，行政力量的干预也如影随形。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中，由于计划力量的存在，政府主导资源分配的局面，城市的竞争力往往也与城市管理者能争取到的“政经资源相关”，城市政府沦为“公司政府”。

　　哪个城市能够分配到诸如能源、化工、高新科技项目，哪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就占据了上风，而由于既得利益者格局的形成，资源的分置不断倾向于大城市，这亦是大城市无限制扩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城市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被所谓的“体制优势”所取代。

　　反过来，在城市政策的制定上，大城市的产业升级往往也面临着行政壁垒，户籍政策、金融政策、外资政策的限制，导致城市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合理和升级缓慢。

　　“集权体制将会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加垄断和集中。从一个国家来看，在空间上主要表现在两个层次上：第一个层次是使社会资源更加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如我国尽管‘北、上、广’都已很大、很拥挤，但中央政府仍然把奥运会安排在北京，世博会、迪士尼安排在上海，亚运会安排在广州。第二个层次是在大城市内部使社会资源更加向政府机构所在地区或CBD 地区集中。如优质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及社会福利设施等几乎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心地区。”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对记者说。

　　对资源的管制也形成资本、人力不能自由地流动，民间创业的空间狭窄，导致城市竞争力的丢失。集权体制以及城市管理机制上的封闭性，导致市民的参与感和幸福感下降，道路设计、空间布局、文化传承、公共服务分配的不合理，对城市的抱怨越来越多。

　　如果城市里涌动的是权贵者和投机者，得势的是权贵者和投机者，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城市居民来说，城市的吸引力何在？

　　“城市以人为本”，现代化已不能继续替代现代性的发展，城市竞争力中人的竞争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如何创造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更为公平的服务空间，才是决定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