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曾东萍

　　改革进入综合推进阶段

　　《南风窗》：改革要继续往前走，就必须凝聚新的共识。“两会”就是各个利益群体坐在一起，讨论交流达成共识的大平台。从这个意义来看，这次“两会”达成了哪些重要的改革共识？

　　李君如：这次“两会”明确了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就是下一轮改革要围绕的主题和主线，而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就是经济社会领域深刻的变革。另外，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2011年的工作从10个方面做了部署，下一步改革的任务也较为明确。

　　《南风窗》：改革进入攻坚期，局面更为复杂。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求提高居民消费，而提高居民消费又要求启动收入分配改革，面对这种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局势，您认为是否需要选择一个改革的突破口？

　　李君如：目前的改革形势已不同于改革初期。当时急需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农村改革成为突破口。改革是从农村向城市推进的，而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国企改革，这个重点从十二届三中全会，一直讲到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但如果注意中央文件，可以发现从十六大以后，这个重点提得少了。这表明国企改革能改的改得差不多了，难改的是在政府方面。国有企业是国家投资举办的企业，如果政府改革没有突破，国企改革很难彻底。因此下一步改革就要转入政府改革，包括行政体制管理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

　　从十六大开始，改革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都意识到单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突破口，已经面临瓶颈；但如果没有突破口，改革又很难推进。事实上，实践告诉我们，目前从哪一个单向推进作为突破口，都无法解决实践中碰到的复杂问题，比如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突破口，会遇到政府职能转变的障碍，如果把政府职能作为突破口，又会遇到财税和金融体制的障碍，各种因素相互牵制。

　　从去年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及今年“两会”通过的文件特别是“十二五”规划纲要来看，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分配制度改革都被提出来，这意味着下一步改革要综合推进。这次许多代表、委员都注意到改革要“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这样的话，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既然各个领域都有改革的任务，又相互联系，相互制约，那唯一的出路就是对各方面的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在各个领域改革之上进行通盘考虑。

　　《南风窗》：财税体制改革近年推进的成果似乎比较明显，比如“财政预算公开”首次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而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高强透露，有次宪法之称的《预算法》修正案今年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央财政“三公支出”也会在6月份的中央财政决算中进行公开。在“十二五”期间，对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您有何期待？

　　李君如：如果说在综合推进的基础上，还是要选择一个重点领域进行突破，我认为财税体制改革的条件相对好一点。

　　任何改革要得到推进，都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目标，二是有动力。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明确。而从动力角度进行分析，有些改革推动难度很大，是因为它的动力不是很明确。

　　但财税体制改革存有两大动力：一是下一步改革必然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增加地方政府的财力，这样地方政府是有动力的；二是财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调整财政收入中用于国民收入的比重，更注重民富，这就有了社会的动力。当然财税体制改革也涉及很多部门利益的制约，但如果不面临阻力和障碍，就不叫改革了，关键是能找到动力，改革就有希望。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有两大动力，而且它还是与多个层面相结合的改革。

　　要务实，更要务虚

　　《南风窗》：“十二五”是改革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许多领域和层次的深刻变革，这必然要求在理论、观念和社会心理方面都要做好准备，那么，您认为政府和社会的准备足够充分了吗？

　　李君如：近年各方面工作很务实，这是很好的，但相对而言，务虚显得不足。在每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光靠务实是不行的，还要务虚。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经济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对整个改革的启动和推进起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也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务虚，最后认为走计划经济的老路是行不通的，走资本主义自由化的邪路也是行不通的，只有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现在再次面临重大转折关头，也需要这样一个大的务虚。下一步改革究竟怎样规划、部署，需要在务实的基础上进行务虚，在务虚的指导下更好地务实。我认为，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就是务虚和务实的结合，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宏观的理论、理念问题，才能推进顶层设计和全面规划。

　　社会的心态很复杂，与30年前不一样，多元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利益诉求多元、理念难以统一，所以说都做好心理准备是很难的，也不可能。但是进行务虚的时候，有必要尽可能通过民主的方式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中央提倡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实际上就是为进一步全面推进改革而统一思想的举措。

　　《南风窗》：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都要求政府一定程度地退出，给予市场和社会更大的自由。但从近两年各地方政府调控的手段来看，还是习惯于采用行政手段，强化政府主导，比如最近热议的“限购令”。这是否与深化改革的方向相悖？

　　李君如：这是很复杂的现象。有两个因素不得不考虑，一是近两三年处于应对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坚持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同时，还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但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在常态下未必也能成功，这一点我们头脑要非常清醒。我们不能否定这两年成功应对危机的做法，说是违背了改革的方向，但也不能在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之后，继续把应对危机的做法作为常态手段。

　　与30年前相比，现在还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30年前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现在虽然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社会建设摆到了很重要的位置。这是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有共同性，都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经济建设为了解决温饱问题，而社会建设主要解决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产品、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但这两类民生问题又不完全一样，经济建设对应的民生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放权让利，让老百姓自由投资、勤劳致富来解决，这是一个放权的过程；而社会建设，尽管也要放权让老百姓自我组织，但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的解决，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并非单纯的放权让利就能完成。如果说经济建设是政府“放权”，那么社会建设就是政府“用权”。大家可能也感觉到近几年有些权力上收，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建设的特点之一。因此，目前处于两难阶段，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未完善，需要继续放权，另一方面，社会建设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政府用权。权力的两重、反方向运行的特点并存。

　　这个两难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要加大民主政治的发展力度，按照党中央提出的方向，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让公民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会面临越来越多的两难问题，比如说，一笔财政收入，是投入具体的经济项目，还是投到社会保障？如果不投入经济建设，就会坐吃山空，怎么搞社会建设呢？如果不投入社会建设，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没有解决，怎么有积极性来发展经济呢？这些问题，就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让老百姓参与，形成一个共识，然后政府来执行。我主张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重点是协商民主，即让公民知情、表达、参与和监督，一起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与其说形势大好，不如提醒人们要有忧患意识

　　《南风窗》：在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可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即问题导向型的改革，但这种危机倒逼型的改革有一定的风险。在下一个阶段，政府如何转向主动寻求改革？

　　李君如：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就意味着中国已从“摸着石头过河”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阶段进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有目标的改革阶段。“摸着石头过河”是根据矛盾探索解决问题，总结成功经验，纠正不成功的做法。十四大之后，目标很明确，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年又提出全面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

　　《南风窗》：“十二五”规划将GDP年均增长的目标定为7%。经济增速减缓，有利于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社会转型必然经历的阶段。从历史来看，日韩等国较为顺利地完成了这个过程，从而步入发展的新阶段。但在高增长时期形成的矛盾和风险，在低增长时期会显露出来，对改革形成很大的挑战。中国应该进行哪些制度创新，应对这个阶段？

　　李君如：“十二五”期间，挑战是很严峻的，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全球粮食涨价，中东骚乱导致石油紧张，金融危机影响未消，在这种局面下推进改革，风险和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必须有应对挑战的勇气和胆略。因此，与其说我们改革的形势大好，还不如提醒人们要有忧患意识。我相信，执政党和老百姓在认清形势后，一定会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如果一味讲形势大好，但老百姓看到的是物价、房价连连上涨，希望就会变成失望。但也不要单讲挑战和困难，最好是讲挑战背后藏有机遇、如何把挑战转化为机遇。我常常说，人们都喜欢机遇，但当机遇降临时，人们往往错过；人们不喜欢挑战，但当挑战到来时，人们往往会千方百计地应对挑战，这时机遇就悄然来临。这就是挑战与机遇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