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海赌博落马官员
公海赌博落马官员
1.2004年1月1日，在香港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陪同下，伍星葵与肇庆市委原副书记黄平方等人(黄已另案处理)乘游船，在香港公海上豪赌一夜，输赢多达数十万元。2003年7月至2004年12月，伍星葵通过高要市原体育局局长冯某，利用互联网参与赌球，先后下注150多万元，共输掉52万元。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伍星葵还分别在四会、怀集、封开、高要、肇庆和北京等地，与有关人员打麻将赌博，共输公款7万多元。
伍星葵因贪污受贿和参与赌博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2.1997年至2006年，肇庆市委原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黄平方多次与他人前往香港赌船和澳门的葡京酒店、假日酒店、回力娱乐场所等地，以玩“百家乐”、“大小”等形式进行赌博，并向“叠码仔”叶某、吴某等人换取赌博筹码，赌后结算，每次输赢数额在10万元至30万元不等。
2003年至2004年间，黄平方还利用到县(市)检查工作之机，与相关人员在辖区内进行打麻将赌博，涉及金额上万元。另经查证，黄平方在担任肇庆市委副书记期间收受贿赂人民币近300万元、港币50万元，有的就是用于境内外赌博。
2010年初，黄平方被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入狱13年。
3.“东方公主号”是中国最出名的赌博邮轮，被视为“海上拉斯维加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有大批官员在这艘船上“倒下”。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湖北省政府驻港机构宜丰公司原总经理金鉴培都曾经在这艘船上一掷千金，据说金鉴培当时每次下注都达七八百万港元。
最出名的还要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慕马案”主角—前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自1996年至1999年，马向东先后17次到澳门赌场及4次登上“东方公主号”赌船赌博，三日内输掉上千万元。
赌桌上都是疯狂的
到公海赌船上去探究一番并没有想象中的艰辛，我要说，比想象中的写意多了。
我像其他内地游客一样找到了代理商，跟她聊了下，便决定上她所推介的船。两个钟头后，我就在那艘邮轮的餐厅里吃着晚餐了。
当然，在那之前，我还观察了我的“船伴”都是些什么人，结果却又出乎意料。原本以为上这船的都是“职业赌徒”，要么面黄肌瘦皮包骨，要么虎背熊腰文刺身。不曾想，兜了一圈，却发现男女老少皆有，燕瘦环肥各异。
也许那看起来其乐融融、十分和谐的一家人只是想单纯到船上住一晚，吹吹海风看看海景；也许那个看起来牙都合不拢的老婆婆只是到船上去帮忙照看小孩；也许那个戴着金丝眼镜，一副文弱书生模样的青年只是为了找个便宜点的过夜地。
踏进赌场之后，我又差点跌破眼镜。
看起来和谐的一家人为了押大押小而争执得面红耳赤，看起来牙口不好的老婆婆中气十足地边吼边跟牌，文弱书生让人兑来了一箱又一箱的筹码……
赌场是个很奇妙的地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气场会拖住你，直到把兜里的最后一分钱都掏出来为止。
只是站在赌大小的旁边围观了一阵，已经有人连输几把脸色铁青。有人越挫越勇，不断使唤着小跟班把钱再取多点出来。
荷官们尽管面带微笑，但却像个没有生命的机器一样严格执行着指令，在他们对面，失败者居多。
我想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的预期理论，他认为，人们在决策时，总是会以自己的视角或参考标准来衡量，以此来决定决策的取舍。比如去赌场赌，随身带了3000元，赌客赢了100元，这时要求他离开赌场可能没什么；但如果是输了100元，这时同样要求他离开可能就很难。
人们对财富的变化十分敏感。而且一旦超过某个参照点，对同样数量的损失和赢利，人们的感受是相当不相同的。在这个参照点附近，一定数量的损失所引起的价值损害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赢利所带来的价值满足。简单地说，就是输了100元钱所带来的不愉快感受要比赢了100元所带来的愉悦感受强烈得多。
在赌博中赢钱走比较容易，输钱要走就比较困难，这是多数赌客的一个弱点。往大点说，十赌九输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不管在什么赌场，你能看到的总是输的人多，赢的人少—赢者不恋战，输家不战也得战，皆因心理作祟。
说回到在公海邮轮上开设的赌场，相对封闭且狭窄的空间当中，确实有某种魔力把人牢牢捆在赌桌旁边。我有时不禁会想，人的基因里面，是否根深蒂固地写着赌博那一段，难以舍去。
第二天离开邮轮，在飞驰回维港的驳船上我又观察了一遍“船伴”，虽然不乏少数谈笑风生甚至当场掏出港币均分的，但更多的是面如死蜡一脸疲倦靠在椅背上休息的。
相对于去程的热热闹闹，回程明显安静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