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将军牺牲时的那片树林还在，缅甸人不去砍，缅甸的司机路过那里时，都会主动按几声喇叭，他们知道，那里牺牲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将军

　　《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特约撰稿人戈叔亚 | 缅甸同古报道

　　编者按

　　2008年5月，我们首次报道流落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2009年5月，我们组织了缅甸的9名老兵回国寻亲；

　　时值中国远征军组建70年之际，我们再次前往缅甸进行田野调查，历时月余。

　　这片飘荡着10万中国军人亡灵的异域，在几乎所有国人的记忆中，依然是一片懵懂。从本期起，本刊将陆续推出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系列报道《没有回家的士兵》，还原现场，关注个体。

　　亲爱的荷馨：

　　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安澜

　　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当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写下这封家书时，他和全师将士坚守的缅甸同古城，已被日军的飞机和大炮炸成一片废墟。作为抗战初期国民党统帅部组建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200师功绩卓越，在入缅作战之前，昆仑关攻坚战一役已闻名遐迩。

　　1942年3月8日，第200师作为中国入缅参战的第一支部队抵达缅甸同古，10天之后，就与来袭的日军展开激战。激战12天后，孤军深入的第200师奉命回撤。

　　而戴安澜的这封家书，竟一语成谶。

　　李根源的儿子也敢枪毙

　　在同古火车站的钢架梁上，《望东方周刊》竟然还能找到许多当年留下的弹孔。位于缅甸南部的同古，距仰光260公里，十六世纪上半叶，东吁王朝在此兴起，建立了统一的缅甸王国。这座古城，在1942年的那场战役中，毁于一旦。

　　已故的第200师老兵李希刚生前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有一次正在瓢北军部开会时，突然日本飞机来轰炸，大家迅速躲到桌子下面，轰炸结束后，大家发现，在轰炸中掉落的吊扇，将一位姓谢的上校的脑袋削去一半，“后来我在昆明遇到了这位上校的老婆，她看到我就追，我扭头就跑。你说，我怎么告诉她？”

　　在同古战役最为激烈的时候，李希刚曾被派去接任第200师第600团牺牲的三营营长职务，镇守皮尤河。在河边修筑阵地时，因为河边的沙地过于松软，他命令将阵地后撤。结果第200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大骂：“谁叫你后撤的？老子毙了你！”

　　李希刚是国民党元老李根源的儿子。“你是李根源的儿子，他敢枪毙你吗？”《望东方周刊》问。

　　“那个时候，他敢的。”李希刚非常肯定地回答。

　　第200师步兵指挥官兼第598团团长郑庭笈在回忆文章中提到，3月18日拂晓，敌人搜索队约200人，骑着摩托车沿公路向同古前进，我摩托化骑兵团及第598团步兵第一连进入公路两侧伏击，此次前哨战，击毙敌人30多，缴获步枪20支，这是日军侵缅战争以来，第一次遭到的失利，不但杀了日本侵略军的威风，也转变了英军对中国“草鞋兵”的轻视。

　　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候，戴安澜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以沉重而沙哑的声音立下遗言：“余奉命固守同古，誓与城共存亡。余战死，以副师长代理；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理。”

　　但此后的形势开始逆转。第200师野战医院中校院长李颖忆在回忆文章中提到，“由于中英、中美间的矛盾，指挥上的混乱。局势出现了危急。异国作战，远征军粮食、弹药有限，没有向导，没有缅甸地图和盟军配合，久战不利。”

　　与日军激战12天后，第200师奉命回撤。台湾官方资料《抗日战史》记载，第200师在此次战斗中伤亡2343人。

　　目前生活在云南大理的贵州籍老兵王兆祥告诉《望东方周刊》，当时他在第200师军需处，负责管放黄牛和山羊，同古激战到最后时刻，战局对第200师已极为不利，有全师覆灭的危险，“副师长高举人(音)和一个姓苏的参谋长大声嚎哭。”

　　“撤退时，我见过戴师长一次，看起来非常疲倦，脚肿得不成样子，连皮鞋都胀了起来。”老兵李希刚说。

　　同古战役开始时，国内各大媒体几乎每天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战况，戴安澜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到3月底撤退时，再也没有见一个字的报道。

　　每隔三五十米就有一具倒在路旁的尸体

　　贵州省普安县三板桥小学退休教师施仲珍，曾是第200师的文艺兵，她的丈夫杨致道则是第200师政治部一科中校科长。

　　1942年3月18日，部队同日军正式交火。施仲珍的任务，主要是张贴抗日标语、帮助士兵写家书，以及参与护理伤员。之后不久，师政治部下令宣传队和部分伤员乘火车先撤回国。没想到，火车开出后不久，因缅奸破坏，脱节的十几节车厢在惯性的作用下挤成一堆。

　　“我和丈夫坐在后面的车厢里，只是受了些皮肉伤。我的衣服全撕破了，无奈之下，我脱下一位遇难战友的衣服穿上。”施仲珍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之后他们和一群伤兵边走边寻找大部队，“因为好几天没有吃东西，我饿昏在路旁，有士兵给我喝了半碗米汤，才醒过来⋯⋯”

　　有一天晚上，日本兵摸进施仲珍藏身的寺庙里，打死了穿着军装的10多名伤兵。因为施仲珍夫妇穿着民族服装，躲过一劫。后来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两人，让他们把伤兵的尸体拖到悬崖边推下去，又让夫妻俩为他们烧火煮饭。借着找柴之机，夫妇两人从庙门旁的一条夹缝逃了出去。

　　施仲珍仍然能说出许多当年一起出征的姐妹：张秋、冯玉珍、曾庆茹⋯⋯“但是没有几个活着回来的。”

　　第200师第599团第3营第9连的黄志超排长回忆，当初到达缅甸时，在各大火车站，侨胞们手拿小旗，满面笑容地拥挤在月台两旁，对来自祖国的军队表示亲切慰问。第200师回撤后，于4月23日到达棠吉外围，翌日便与日军展开激战。但在25日晚又接到撤退命令，坏消息也一个接一个传来，曼德勒失守，腊戍告急，“第200师从棠吉大撤退，标志着中国远征军总崩溃的开始。”

　　幸存老兵王兆祥回忆，在棠吉，4月25日晚，师长戴安澜曾满怀信心地向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致电：明天早上8点钟，要在棠吉缴日本人的枪，要活埋日本人，要给同古前线阵亡的将士报仇。但接到的回电却是：中央来电，情况火急，日军已抵达怒江惠通桥，中央命令必须在早上7点前全部退出战场。

　　“特别是跟随回国的侨胞，因传染病而死亡的更超过部队，在行进的道路两旁，每隔三五十公尺就有一个倒在路旁的尸体，回忆入缅时华侨欢迎的盛况，无不感到万分惭愧。路途中病死和因病而丢掉的士兵，超过战场伤亡的两倍。”黄志超在回忆文章中说。

　　当时驻扎在滇西的第69兵站医院院长高生厚向《望东方周刊》回忆，他的医院就收容了许多败退的第200师官兵，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悲惨的士兵：“蓬头垢面、衣裳褴褛，一些士兵见了吃的，狼吞虎咽，结果被胀死。由于控制饮食，他们就去田地里抓田鼠吃，抓到田鼠就活生生地塞到嘴里咽下去。”

　　郑庭笈称，突围战中，给养困难，路途艰险，官兵90%患了疟疾，第598团第8连，有一天竟有8名战士死亡，“出国时全师官兵有一万人左右，回国后，只剩下约4600人。”

　　师部研究决定：实行秘密火化，带骨灰回国

　　“母亲王荷馨见到父亲的家书时，也见到了父亲的遗骨。”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告诉《望东方周刊》。这封家书中，戴安澜还提到，“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

　　根据郑庭笈的回忆，5月18日，第200师撤退通过西保到抹谷公路时，遇敌第五十六师团的两个大队兵力，戴师长在混战中负伤，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弹。第599团团长柳树人和第600团副团长刘杰阵亡，遗体都没有找到。

　　“缅甸已入雨季，戴师长终日躺在担架上，雨淋日晒，又没有药可换，伤口已经化脓，到了5月26日下午7时，在缅甸茅邦村光荣殉国。”郑庭笈回忆，工兵赶制棺材，夜间将戴师长遗体入殓，29日，因天气炎热，戴师长遗体流脓水发臭，决定火化，将火化后的遗骨用绸布包好，装在木箱里，送回国内。

　　“弥留之际，他总是把师部几个人叫到身边，询问行军路线、军纪、生活等情况，唯一没有提及过孩子、夫人，没有留下一句安排后事的话。”第200师野战医院中校院长李颖忆说，戴将军牺牲两天后，遗体散发出异味，师部研究决定：实行秘密火化，带骨灰回国，“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我和几名医护人员给戴将军换穿上干净的军衣。我们把砍伐的树木劈成段儿，堆积起四五尺高的柴垛，然后把将军的遗体放置其上。”

　　“我们背着师长的骨灰回国，副师长安排我背了6天。”幸存老兵王兆祥告诉《望东方周刊》，“戴师长负伤时，599团去向不明，当时戴师长还清醒，他说，‘我老戴这次不死的话，一定先斩后奏，先把599团团长柳树人杀掉，再把参谋主任和炮兵营副营长枪毙。’”

　　而戴安澜至死不知道的是，身为599团团长的柳树人，已先于他而殉国。

　　第200师回到云南保山后，师部派人打好棺木，重新装殓了戴将军的遗骨，并派一个排的兵力，护送戴将军的灵柩回昆明。灵车上，赫然竖起一根高高的竹竿，竿首高挑着将军殉难时的血衣。

　　“母亲非常的坚强。她知道父亲对教育非常重视，在父亲去世第二年，就把全部抚恤金捐献出来，在广西全州开办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戴澄东说，1949年，国民政府派人到我家，要母亲带着孩子们跟他们撤离，母亲回绝：“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决不离开他。”

　　1971年，王荷馨去世，一生未改嫁。子女们将她的骨灰移至安徽芜湖，和丈夫合葬。

　　戴澄东说，他于2011年初已经通过外交部向缅甸当局提出申请，希望到父亲牺牲的缅甸北部的茅邦村去祭拜。茅邦村因距离缅甸的宝石产地抹谷很近，外国人被限制进入。

　　在距离茅邦村不远的缅甸腊戍，当地华侨何建怀告诉《望东方周刊》，“戴将军牺牲时的那片树林还在，缅甸人不去砍，缅甸的司机路过那里时，都会主动按几声喇叭，他们知道，那里牺牲了一位来自中国的将军。”

　　对那么多死去的兄弟，我们总得有一个祭祀的地方

　　“人们在给凯旋者授予勋章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为今天的和平稳定作出牺牲的阵亡弟兄，要记住，在茫茫丛林里、在漫漫公路旁、在滚滚的江河沿岸、在高山上、在峡谷中，还躺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国远征军官兵的遗骸⋯⋯”

　　这是2000年3月12日，位于缅甸同古的中国远征军纪念馆落成仪式上，中国远征军老兵杨伯方宣读的祭文中的一段话。1921年出生于河南的杨伯方，曾是新38师的一名汽车兵，参加过新38师孙立人将军的成名之战---仁安羌大捷，之后随同部队穿过野人山败退印度。

　　抗战结束后，杨伯方留在了缅甸同古，并于1955年到当地的一所华文学校教书。在这所华文学校里，有1951年由同古华侨杨光汉等人筹资修建的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缅甸政府将全国的华文学校收归国有，同古的华文学校亦不能幸免，被改为缅语学校。

　　更令杨伯方伤心的一件事情是，198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纪念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派人前往同古向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敬献花圈时，却因为纪念碑在已归缅甸政府的学校里，遭到当地教育部门的阻止。中国官方的首次到访，就吃了闭门羹。

　　“想起那么多死去的兄弟，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杨伯方在2008年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我就想，一定要把纪念碑迁出来，对那么多死去的兄弟，我们总得有一个祭祀的地方。”

　　在经过诸多的非议和曲折之后，通过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协助，杨伯方等5名华侨于1992年上书缅甸最高当局，申请将纪念碑迁出学校。但申请最终未见半点回应。

　　1997年初，杨伯方等再次通过大使馆上书缅甸中央，并通过国民外交等手段，双管齐下。终于，1997年3月5日，该申请得到了缅甸政府的批准。未敢有任何停留，当年4月1日，成功将原来的纪念碑迁移至华人会馆的财神庙旁边。同时，杨伯方等人又筹款，修建了中国远征军纪念馆。在2000年3月12日的纪念馆落成仪式上，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以及当地的华侨社团均派人参加。

　　“当年奉命守坟的那些可怜的伤兵，也在无望的守候中熬到了生命的尽头。”在纪念馆落成仪式的祭文中的这句话，却又成为杨伯方的谶语。2009年1月2日，这位在同古孤守数千亡灵的老兵与世长辞，终年89岁，最终依然没能逃脱客死异乡的命运。

　　2011年2月27日，《望东方周刊》来到同古，在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前进行了祭拜。在杨伯方等人倾力修建的中国远征军纪念馆的横梁上，依然有“远征异域投身沙场埋骨他乡，反法西斯保卫和平扬名中外”字样，令人唏嘘的是，纪念馆已被改做一个停放自行车的库房。

　　陪同前往的华侨看出了异样，解释说，“修了纪念馆，没人来祭拜，又有什么意义呢？”

　　(感谢中国驻缅甸曼德勒总领馆及张建兴领事、常博先生、厦门莫耐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云南普洱德福经贸有限公司、云南昆明工惠大药房为此次采访提供支持)

　　下期预告：在中国远征军悲惨的大撤退中，一些史料和在世的老兵均提到，在一个叫莫的村的地方，因为没有了路，大约1500名伤病员集体“自焚”，真相到底如何？请看《望东方周刊》的实地探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