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年一定把这个‘账’还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1日在参加江西团讨论时所说的“还清欠账”成为媒体关注的重点问题，这个欠账指的就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一个工作目标——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文｜小康记者 张旭

　　尽管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将“为人们提供更加多样、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并重申“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这一约束性目标，但现实是，各种“不适应”似乎并不那么容易缓解，而2010年中国12450亿元的教育财政支出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中所占比重，与4%依然还有不小的差距。一年之内弥平这样的差距，“坚持”二字显示的决心不知是否够用。

　　2011年3月，接受《小康》采访的全国“两会”教育界代表、委员们在谈及中国教育现状时大多谨慎乐观，他们希望体现“优先发展”的新政策和决策者的决心，能够切实解决那些令教育难以适应发展要求的问题。

　　钱如何花

　　“4%”是个经不起溯往但又常被追溯的数字。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的目标，但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时，4%仍是一个目标。

　　明年此时，这个目标能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承诺的那样实现吗？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认为“既然敢承诺，肯定能做到”。 其实相信“只差决心不差钱”的代表、委员不在少数，但下决心的毕竟不是他们。“财政部门更愿意计算教育投入的绝对数字，因为GDP增长太快，按照百分比计算的话，感觉吃不消”，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直言“他不乐观”，因为“要说服各级政府拿出干货来”并非没有困难。

　　无论是否足量，增加投入已势在必行。那么新增的钱该花在哪里？

　　在牛汝极看来，教育经费应优先投向西部和边疆地区，而且不能“只撒胡椒面”。牛汝极说，西部目前的生均拨款欠账太多，“比如新疆师范大学，2010年的生均拨款为4000多元，这还是刚刚提上来的，而国家的标准是7000多元”。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危房改造是牛汝极谈到的另一项增投重点，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工商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汪苹的见解与此相同。在以往的调研中，汪苹发现西南一些地区由于频遭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侵袭，基础设施耗损极快，学校重建因此几乎成为常规状态，然而重建经费的划拨却未常规化，“跑步钱进”申请转移支付仍是这些地方获得基建改造经费的主要办法。

　　将类似的转移支付纳入财政预算，显然比增加数量难测的投入更有助于当地的教育事业；但本属“高兴就给，不高兴不给”的转移支付，显然又比“不给不行”的财政预算更具灵活性。教育事业和政治灵活性究竟哪个优先，其实只能就是决定花钱的机制说了算。

　　同样需要常规化的还有高校的基本建设经费，为此，秦绍德与其他30余位教育界代表已向人大提交专门议案，想要解决的问题，就包括由来已久的高校债务。据秦绍德介绍，自2000年至今，全国高校因扩招而实施的扩建项目使校舍面积增加了三倍，然而在此期间，国家财政给部属院校的基建投入基本没有增长，“学校贷款扩建校园，给国家增加了固定资产，国家本应对此有所补偿，而且使基本建设拨款常规化。”

　　事实上，2011年“两会”召开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出台政策，决定对2012年之前主动化解债务的高校给予40%至80%的补助。不过，即便债务问题因此有望快速解决，高校的长期建设经费无疑还需机制保障，“现在很多高校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设施等的生均水平还没达到教育部规定的标准”，秦绍德以为，达标还需拨款应该有明确标准。

　　作为大多数代表、委员的共识，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被认为是优先投入的重中之重。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韶关市技师学院校长刘雪庚则强调，优质教育资源应向农村学校和城镇的薄弱学校倾斜，“这样的教育才是公平的。”

　　职业教育要搭建“立交桥”

　　与最应该优先投入的农村基础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或许是最需要增加投入的领域。“我们既不能在黑板上教学生操作数控机床，也不能在黑板上教学生养猪、养牛，职业教育在设备和制造加工材料方面的支出非常大，但现在的经费投入还很不够”，刘雪庚说。

　　据刘雪庚介绍，目前政府财政部门给职业学校拨款的主要依据是教工数量，另有少数学校实行的还是差额拨款，“10000名学生和2000名学生需要的教学资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我在建议中提出，职业学校应参照高等教育制定生均拨款标准。”

　　除增加财政投入外，刘雪庚认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还需探索和不断深化校企合作的新模式。2010年底，刘雪庚在德国进行职业教育考察时发现，德国职业学校的实验室里有最新款的奔驰、宝马、奥迪汽车，“企业每开发的一款新产品都会及时送到学校，而且不收任何费用。”刘雪庚认为，德国企业的远见和对职业教育的支持最终促成了校企双赢的结果——学校节省了设备经费，教学内容随产业技术进步不断更新；企业则因此获得高素质、强能力的技术人才，“学生对企业最先进的设备在上岗前就反复操作、熟悉、了解过，他们一到企业就能实行零距离对接，适应企业的要求。”

　　值得借鉴的还有德国职业学校的教学方法。在德国，职业学校依据专门法律实行“双元制”教学，即学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学校学习，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企业实习，学生与岗位由此形成无缝对接。刘雪庚觉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普通教育以传授学生系统的知识为目的，职业教育则是以岗位需要为导向、以能力为本来培养学生的专门技能，以适用岗位的需要。因此，通过强化校企合作改善职业学校教学方法，将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并使之适应国家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必由之路。

　　“上海工业之所以长期在全国领先，主要是因为它有一批技术骨干”，秦绍德说，“但是现在只走上大学这一条路，大多数劳动者都没有经历过技术培训，即便我们有了自主创新的专利和好的设备，恐怕也难生产出好的产品。”

　　此外，秦绍德认为，为适应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加强职业教育也势在必然。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至“十二五”末期，中国城镇化率将由目前的47.5%提高到51.5%。“提高四个百分点意味着城市常住人口将增加7000万到7500万。农民需要通过就业适应城市，对于他们来说，职业技能培训就是必需的。”

　　不过，应该“必需”的职业教育在现实中却并未获得青睐。据刘雪庚介绍，现在不少职业学校的生源较以前有所减少。北京的一位发型师则告诉《小康》，在他兼职任教的技术学校里，学生的数量和质量也呈逐年下降趋势。对此，秦绍德分析认为，如果技术人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无疑会受到欢迎，“劳动岗位的报酬应该由劳动者的技能决定，但现在学历才是薪水的台阶。”

　　有些岗位或许如此，但据那位发型师介绍，虽然他所教授的发型设计专业学制为两年，但有些学生学习仅两个月后便获聘用。可以想见，薪水与技能的关系，尚可由市场调节，而市场无力调节的是关于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的制度安排。

　　刘雪庚说，很多学生不愿报考职业学校，是因为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没有衔接渠道，“学生进入职业学校的门就到此为止了，以后如果想上大学，也只有参加高考这一条路，考试的内容和他们所学的没有任何关系。”刘雪庚因此认为，发展职业教育，还需在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之间“搭建相互贯通的立交桥”。

　　素质教育如何推进

　　“立交桥”的具体搭法就是改变高校的考核方式。刘雪庚的相关建议是：大学和高职院校应该为中职学校的学生专门安排考试，学生如果能通过就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中职学校的一些专业应该贯通到本科，甚至研究生；大学和高职院校也可以到中职学校定向招生。总之，目的就是“为人才的成长提供畅通的渠道，给学生一个奔头”。

　　事实上，尽管并非面向中职学生，但施行有年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其实已经为考核方式多元化做出一定努力。关于高校自主招生的目的，秦绍德认为有二：一是履行高校选拔人才的权利；二是改变统一考试统一天下的局面，“如果很多高校都搞自主招生，一考定终身肯定将被打破。现在所有学生的素质都通过一张考卷来体现，这对考生来讲不太公平。”

　　无论如何，高校录取考试的多元化势必将引导考生素质的多向化发展，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素质教育。截至目前，一些部属高校已经在自主招生的道路上探索了八年，秦绍德说，“我们希望更多的大学成为参与者”。

　　关于素质教育的现状，牛汝极认为存在“学生动手能力差，重理论，轻实践”等主要问题，为此，他赞同以开放办学、校企合作等方式促使学生接触社会并参与社会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则指出，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应培养出自主学习、主动创新的素质和公民意识，高校因此还需在教学方式及治理模式等方面深化改革。

　　秦绍德同样强调大学生的自主意识和独立能力，并认为素质教育应主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完成。事实上，由于高考指挥棒的存在，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往往疲于应试，因此素质教育的很多任务便被转移到大学。“大学是自主设计人生的阶段，如果前面的基础没有打好，这时候很容易迷失方向。”

　　解决素质教育的各种问题显然无法一蹴而就，但相关经验教训至少可供借鉴汲取。汪苹委员的一个担忧是，在目前国家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背景下，应试压力会不会顺势进一步向幼儿园转移。“我觉得学前教育应该是‘教’少‘育’多”，汪苹说，“但是由于小学入学要考试，所以幼儿园要教孩子很多东西。现在既然要建设大量幼儿园，那么就应该先把规矩制定好。”汪苹所说的规矩就是确保孩子在不必识字、算数、学英语的几年里懂得基本的做人道理，“发现问题再定规矩，改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