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幸存者才可能成为建设者
南方人物周刊201113期封面
刘长乐（姜晓明摄）
青年时期(受访者提供)
1997年香港回归，凤凰卫视60小时播不停，为了庆祝首次大型直播的成功，刘长乐和主持人在主播台的蓝天白云布景下合影（受访者提供）
2011年，凤凰卫视15岁，刘长乐60岁。未及弱冠的凤凰在一块坎坷蹭蹬机关重重之地闪转腾挪，发展壮大，而其领路人，正是老谋深算、深谙界限之道的刘长乐——只有幸存者，才可能成为建设者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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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下午，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刚刚做完连线，一个人回到东京的办公室。北京时间13时46分，她突然感到强烈的震动，屋内许多设备掉到地上。而在香港总部，凤凰卫视中文台助理台长黄海波正在和原朝日电视台编导高桥正阳通电话，对方一直在喊“地震了！地震了！”
从13时48分到13时50分，李淼连续发出了3条微博：“东京又地震了！不是狼来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天呐！”这时电话已经不通，李淼通过微博私信和MSN找到了香港同事，开始直播。“我记得很清楚，几分钟后，突发字幕新闻画面进来了，两点整，李淼已经在屏幕中出现，与香港连线。”人在总部的凤凰卫视行政总裁特别助理段敏说。
消息不断涌入，凤凰资讯台执行台长董嘉耀打电话通知播出部门，取消广告，打通直播。“之前有一次台湾大选直播，因为节目有广告冠名没法调整，老板发火了，说节目先做，广告的事由他去协调。所以这次我们根本不用请示广告部。”
他们的老板、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通过资讯台部署报道：李淼镇守东京；宋看看飞北海道，然后南下青森接近震区；闾丘露薇中断两会报道，飞东京，然后去仙台；而“日本通”黄海波想办法进福岛。
3月13日上午，政协会议闭幕。刘长乐一直在台下发着短信，军队的人脉此时发挥了作用，他通过总装备部拿到了5套最先进的防辐射服和测试仪，让记者秦枫立刻送往日本。然后又通过在日本的朋友联系到一家飞行员俱乐部，租到了一架私人直升机，黄海波拿到防护服后立刻飞往福岛现场发回报道。
凤凰资讯台连续直播了3天，举全台之力，动用了120到150人。10年前，凤凰因为对“9·11”事件的报道一举成名，在国家电视台看不到画面的大学生们甚至到三星级宾馆包房收看凤凰的直播，这家地处香港、主要受众在大陆的电视台用自己的国际报道、评论和谈话节目，证明了在自由报道与喉舌之间，还有很大的言论空间。然而10年后它却难再一枝独秀，不只是央视，多家省级卫视也在直播日本震灾。
“据我们了解，央视做这个项目的有1000人，”董嘉耀说，“他们翻译处理稿件的就有100人，我们只有5个人，他们可以做100条片子只用30条，我们撑死就能做30条。压力非常大。”在前线，央视记者何润锋也赶在了凤凰记者前面，而他正是被扩张中的央视从凤凰挖走的人才。
但是凤凰仍在努力寻找制胜之道。董嘉耀说，我们看央视的报道，看它的角度和口径，我们要比它更多元和丰富，像这次央视的日本报道放得比较开，我们就要(尺度)更大一些。但是他也承认，“也许人家还是要交错地看我们和央视了。”
凤凰很快又赢来机会。日本地震一周后，世界媒体的头条已经变成了联军空袭利比亚，在这个更需拿捏的领域，央视的报道被一些网友评论为在卡扎菲政权与反政府军之间不够平衡，与此同时，凤凰的两路记者已经分别从埃及和突尼斯进入班加西和的黎波里，“我们不仅要听你卡扎菲说什么，我们还要听班加西的反政府军说什么，你要增加可信度，就要让观众了解事情的全貌。”刘长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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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乐，可能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传媒人之一，当他穿着一件淡蓝色休闲西装出现在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办公室的会客室时，气场并不十分强大，这或许是因为身形的消瘦，一年半前他开始了减肥计划，3个月内就减掉了三四十斤。他的脸上挂着天然形成的微笑，好像能同时用目光打量相邻而坐的两个人。走廊里传来咚咚咚的跑步声时，他停止了说话，迅速浮现出走神的表情，“我出去一下。”然后他抱着自己的小外孙从会客厅走过，他们在一堵电视墙前停了一会儿，那里的4个屏幕按顺时针依次播放着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CNN和央视新闻频道。
他的3个手机在沙发扶手上依次排开，如果算上iPad，他随身携带着4个移动终端。在香港时，他每天早晨起来固定读一份日报，查收公关部发给他的海外和内地媒体资讯，近几个月的新变化是刷微博，他关注了六十多人，除了凤凰的员工外，还有他的朋友和一些意见领袖，几乎没人知道他的账户，因为他一个字也没写过。看微博时他经常有冲动想说点什么——最近的一次是香港某家报纸报道凤凰卫视台庆宴客时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中毒”——但每次都忍了下来。
看得最多的还是资讯台，“他随时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要求汇报记者的安排，”董嘉耀说。
“卡扎菲北京时间12点多开了一个记者会，凌晨1点的新闻没体现出来，老板不干了，1点半打电话来，敦促两点的新闻要上。两点的新闻上了，看了，打电话来说不错3点的要跟进……然后看7点的早班车，又问：为什么早班车没放头条？你都不知道他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董嘉耀家里有4台电视，洗手间里都有。
在央视新闻评论部1990年代掀起的风潮渐趋沉寂后，凤凰以鲜明的商业电视台的姿态接手了改革，刘长乐正是背后的操盘手。
“一般人认为刘老板是个文化人，但我经常跟他开会，从管理的角度觉得他是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董嘉耀说，做记者出身的人一般是纯内容思考，有新闻就去报道，不太会去考虑资源最大化、挖潜、与别人合作如何利润最大化等等问题，“以我的了解，他没读过MBA，有时就很诧异，他怎么会这些东西？”
“最挖地三尺的资本家啊。”窦文涛玩笑着说，一分钟前他还在赞美刘长乐总惦记着夸人。听起来这两点是“对立统一”的：“他平时和你闲聊，知道你有个什么长处，都记着呢，随时要拿来用的。私下知道了你的个人兴趣、生活规律什么的，也都记着，要是有了合适的题，一下子就会找到你。”
“老板任何一个机会都不会放过的。”2007年，段敏陪刘长乐、王纪言赴朝鲜观看建军75周年阅兵式，本来朝方不允许报道，刘长乐下飞机就直奔书店找历次阅兵的录像带，又向朝方争取现场报道权，说可以通过报道展示人民军的强大，终获同意。因为没有记者，段敏临时上阵，和香港做了电话连线的直播，“在羊角岛酒店里租了个套间，为了省钱，只租了半天。”
相比之下，国内报道更加困难。非典时卫生部长换人，凤凰接到通知不让直播，刘长乐指示记者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低三下四地去请求，去‘磕头’，我们的记者和赵启正主任跟着新部长高强，从6楼跟到1楼，他就在电梯里做了同意直播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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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根据“派遣军事记者的相关条例”，刘长乐离开辽宁锦州的部队回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工作。
“很能抓军事重大新闻，还有重点报道的连续报道，”图书策划人、当年刘在中央台的同事金丽红说，“你可以去找当年的带子听一听，他的词汇量很大，报道的虽然都是主流新闻，但很能振奋人心。”
刘长乐在军事部最早开始了口播，在他的争取下，中央台第一次对发射卫星进行了现场实况报道。“当时在广播报道形式上引起了一些讨论，但与其说是形式的突破，倒不如说是在内容和知情权话语权方面的突破，”刘回忆说，“我们国家过去重大节日或者活动的现场实况报道是很少的，因为他老认为现场实况报道，一些东西出去之后就捡不回来，就犯错了，比如大家很清楚的林彪的‘5·20讲话’，他把很多话都念错了，但是在播录音的时候就给改过来了，广播电台那个录音室，改错字本事太大了，错话、错字，剪掉是很容易的，关键是它可以从别的地方找一个字填进去，林彪没说的话都能‘改’出来。”
“为什么？作为中央台，传递的不是记者的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是党的声音，”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刘当年在中央台的同事崔强说，“所以播出区是有武警站岗的，到现在也是如此。”
“在一个旧的体系中间，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希望不要出事，按部就班是最好的，现在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障碍，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刘长乐说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就是在游说、Push(推动)透明。“我认为透明对大家都是有好处的，不光对受众有好处，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
在广播电台，刘长乐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采访到了主要的军方高层，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说这可能和个人的秉性有关，“他们会看你是怎么做人，靠得住靠不住，如果你是个执着的、本分的、守信用的人，就会好得多。”又说，很多时候你所面对的不光是人的问题，“有很多人，比如我接触的邓(小平)、杨(尚昆)这些老领导，他们本身实际上都很开放、很开明，关键是体制，这个体制让你基本上没法接近他，或者这个体制让他们说出来的一些话，即便是他自己同意要播出的东西，你也播不出去。所以你面临的更多的情况是和这个体制的沟通与磨合，这个难度比较大，但也没关系，毕竟我们当时是体制内的人，至少体制是可以放心的。”
1987年，已是军事部副主任的刘长乐改《人民子弟兵》为《军事生活》，容纳了更丰富的内容，包括国外军事动态等等。也是这一年，他陪国家副主席杨尚昆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法国，除去早年在国境线上走过的一些地方，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国，“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访，主要是看到了世界，看到了差距，最主要的是看到需要改变了。”
第二年年底，副师级干部刘长乐下海经商，一年多以后，他回到北京，找到了崔强，动员他下海一起干。崔也是军转干部，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学生，受到导师王中的影响。王中是著名的新闻学学者，因为提出报纸的“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要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作用)被视作“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鼻祖”，一度遭到批判。崔强犹豫半天，也辞职下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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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香港商人于品海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办公室，这一年，他创办了全球首个24小时华语卫星电视——传讯电视(CTN)。美国有线新闻网(CNN)4年前在海湾战争报道中的崛起让有志于做卫星电视的人看到了曙光，而中国市场则是人人垂涎的“肥肉”。
刘长乐也注意到了通讯卫星技术的革命让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拿到一个卫星频道，我们为什么不办一个电视台？”离开中央台后他通过石油贸易赚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直没有完全离开文化产业。
传讯电视对刘长乐有很大的诱惑，但更大的诱惑来自星空卫视(Star TV)，此时，这家默多克高价从李泽楷手中买下的电视网正陷入不能在中国落地的困境。默多克认为刘长乐的经验和人脉可以帮助他进入中国，而他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把所有品牌的价值回归到零来谈判，同时让中方拥有控股权。“是不公平，但他们也明白，要想进入中国，必须找对合作方，我们能提供这个机会成本。”全程参与了三十多轮谈判的崔强说。
最后，刘长乐说服了默多克，之后成立的合资公司中两人分占45%的股权，还有10%属于中央电视台在香港的一家窗口公司，“他希望央视能够入股，如果央视能入股的话，将来在内地的推广会更容易些，于是我们又说服广电部和央视入股10%。”
1995年年底，27岁的窦文涛接到李一萍(早年珠江经济台著名主持人，最早筹办凤凰的核心成员之一)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去香港工作。那时他正和广东电台闹辞职，无心工作，立刻就答应下来。“当时还处于保密状态，也没有公开招聘，都是内部推荐。”1996年3月31日，“卫视中文台”的台标被“凤凰卫视”取而代之。根据时任总理李鹏1993年10月签署的国务院第129号令，除了海外人士，国内只有军事、新闻、科研、教育、金融的从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普通市民禁止拥有卫星天线，但事实上，国内有大量的城市可以收看到凤凰卫视，政府也默许了这个灰色市场。
“我们是一群好心人做好事……(对于境外卫星电视)国内也有人觉得麻烦，不如封死你算了，但他们也有改革的动力，也想走出去，发出声音，正面展现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他们也可以妥协，”崔强说，“但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业这30年也在与时俱进，我们非常感谢新闻行业的改革和开放。”
凤凰卫视成了幸运儿，传讯电视却不是。于品海重金在全世界建起了二十多个记者站，他们首先报道了邓小平的逝世，比新华社还快40分钟，但始终无法获得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权。1997年，在烧掉1亿美金后，于品海卖掉了传讯电视，后来他接受北京电视台《财智人物》专访时反思：高估了中国市场开放的速度。
这一年，凤凰卫视大张旗鼓地直播了柯受良飞越黄河的挑战，而在香港回归时更是“60小时播不停”，奠定了从偏重娱乐的“城市青年台”向新闻资讯类媒体转型的基础。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国内媒体面临是否直播的问题。央视争取到了直播权，提前很长时间就在西安、北京、桂林、上海4个城市准备，确保万无一失。据一位亲历者回忆，到了最后关头，有领导同志担心直播出问题，影响国家形象——最终的解决办法富有中国式的智慧：凤凰获得了独家直播权。在央视设备和人员的保障之下，凤凰卫视只派出了几位主持人，就进行了12场直播，在国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若干年后，有媒体报道，于品海在北京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学位。一位熟悉于的香港资深传媒人士分析，他或许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内地政府的思维，了解内地，但是这位人士又对媒体说，“学习马列主义，不等于能猜到内地政府在想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