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宫院村村主任马长海

天宫院地铁口往北，远处18层高楼是天宫院村民的回迁房

李磊的舅爷杨振光说，李磊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直到现在老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地铁4号线天宫院站于去年底通车运行(图为地铁口景象)

　　“大兴灭门案”追踪——

　　天宫院，村庄消失后的一年半

　　2009年11月23日21点，跟朋友在丰台吃完饭的李磊，回到了自己在西红门开的饭店里，玩牌，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小嗜好。其间，他接到了妻子王美玲打来的一个电话，催他回家。没玩多久，李磊离开，开车回到他家所在的北京丰台区黄村清澄名苑小区，一向极少喝酒的他，喝了几口酒，然后上楼。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一家六口，全部命丧在李磊刀下。

　　最近，这个残忍至极的故事又以另外的面目回到公众面前。2011年4月11日，李磊岳父母向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提起诉讼，将李磊的奶奶和姥姥告上法庭，要求对被害女儿王美玲和两个外孙名下的遗产进行析产，并请求法院调查李磊的家庭财产情况。

　　记者◎魏一平   摄影◎张雷

　　做个居民不容易

　　马永德老两口从黄村的出租房搬出去了，原因是“城里人太多，住在‘鸽子笼’里实在不舒服”。乡村生活留下来的习惯，他每天早晨3点就睡不着了，“可是也不能出门啊，就到客厅里看电视，看到9点城里人都上班去了我再出门，人还能少点儿”。更不习惯的还有城里人的消费方式。“那天做饭，老伴说怎么燃气灶打不着火了，捣鼓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燃气表上的数字已经变成零了啊。”马永德说起这些哭笑不得，“做个饭也得插卡，用个电也得插卡，什么都得受人管。”

　　他去距离天宫院不远的中堡村租了个农家小院，他说：“早晨起来，一出门就能看到一大片菜地，心里就舒坦。”像他这样，从租住的楼房里搬到中堡的，少说也有二三十家，为了方便管理，村里还专门给每个出租户都编了门牌号。另外一个回到中堡租房的村民杨振光，则是心疼钱。“城里人住楼房，睁开眼就得花钱，起床第一件事就得上厕所啊，上厕所就得冲水。”他跟我们掰着指头算账，“城里房租呼呼地涨，一个两居室，月租金从前年的1000块钱涨到了去年的1500块，今年又涨成1900块了，哪有我这两间房舒服啊，一个月才300块。”

　　2010年，村里又发生了三起车祸伤亡事故，不过，相比刚拆迁的那半年这应该算正常水平。财富支配的关键词变成了赌博和官司。村民中间流传最广的赌博故事听起来有些夸张，张家儿子刚买的宝马，当晚就输掉了，第二天又赢了回来，可再后来，宝马车连同家里拆迁的140万元补偿款，输了个精光，现在不得不过起了外出打工的生活。当年因为拆迁引发的100多起财产纠纷，大多在去年有了初步结果，几乎没有翻盘的。老百姓开始认识到打官司的麻烦，大多就此不了了之，不再上诉，赚了钱的只有律师。

　　“表面上的平静，只是暂时的。”前任村主任马永德这样形容天宫院过去的一年。2009年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正在参加大兴区政协会议，曾提到有意要提一个有关拆迁农民如何理财的议案。后来，这议案果真也提了，区政协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组下去搞调研，不过，最终半途而废，甚至连一个调研报告都没有形成。马永德更坚定了他自己得出来的结论：“老百姓得着钱，基本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接受采访的四五个天宫院村民，回忆起过去一年中，拿拆迁款去做生意的例子，基本都是摇摇头，没有。只有极个别的人，拿了钱去投资，选择的依旧是农民最擅长的领域——建房子，而且是去周围即将也要拆迁的村庄建房子。“看到天宫院拆成这样，就想着肯定也能再赚一把补偿款啊！”一位村民告诉我们。结果，事与愿违，最后全赌输了，刚建好的房子就被政府认定为违章建筑，白忙活了。

　　镇上为了完成帮助拆迁农民就业的任务指标，让青壮年们去人才市场填了表格，甚至还搞过几次技术培训，但几乎没人参加。一位40岁出头的村民对此很不屑：“小学文化培训几天管什么用，就算进工厂上班，一天干12个小时，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块钱，种地习惯了自由的人，怎么肯吃这个苦。”

　　拆迁带来的身份转换，似乎能体现的只有去年底开通的地铁了。马永德自己有车，但他这几天都是坐地铁去301医院照顾住院的老父亲。“我们那点开车的技术，去城里应付不了。”今年春节的时候，村主任马长海带着老伴，从天宫院去城北的天通苑走亲戚，转1号线再转5号线，他说“以前走这个亲戚，路上得走半天，现在1个多小时就够了”。虽然中间换乘的时候，老两口转悠着出了站，又重新进站，多花了4块钱，但他很快就熟悉了怎么坐地铁。

　　不过，已经转成城市居民的马永德，很快又遇到了新的困惑。我们与马永德再次见面的当天，正巧他刚跟老父亲去市里边301医院看病回来。“别提农转非了，城市户口还不如农民呢。”一坐下他就开始倒开了苦水，原来，医院告诉他，老爷子看病没法报销，因为他们“农转非”之后所享受的医疗保险，只针对大兴区的3家定点医院，反倒是如果沿用以前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不受区域限制。“都是城里人了，为什么就不能平等呢！”马永德说起这些就来气，“那我也住干部病房，400块钱一天怎么了，又不是没钱。”稍稍平复一下情绪之后，他倒是又发出了真实的感慨：“等这些拆迁的钱花完了，老百姓如果还不能自己谋生，迟早还会找政府要钱，到时候才是整个社会的负担。”

　　财富的争取与再分配

　　财富支配暂时平静下来，但对财富的争取却没有停止。以去年初的换届为起点，这也算过去一年中天宫院最大的变故。先是村支委选举，前任村支书在一片抱怨声中落选，理由是“太听镇里的话，贱卖了村里的公产”，新选出来的书记被认为是“可以带领大伙向上要钱的人”。今年3月份，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领了5000元，16～60岁的每人9000元。名义上是劳益分配，实际上就是村里卖地的钱，完成“农转非”等安置后所剩余的部分，“存在镇上长的利息，按照年息7%算”。

　　剩下的钱不仅没分，就连每年的利息钱还得三番五次去镇上要才能要下来，当年打着“分光、分净、摆平天宫院”口号上台的村主任马长海，即便有些不服气，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不过，他并没有像上次采访时跟我们说的那样“准备退出历史舞台”。支委选举后紧接着就应该是村委选举，马长海自己用新买的电脑写了一份材料，取名《天宫院藏龙卧虎大有人在》，洋洋洒洒8页纸，大意还是“只有我能带领大家继续向上要钱”。他打印了800份，准备为即将到来的选举造势。

　　还是在以前租住的旧房子里，马长海再次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讲起村庄的政治斗争。他首先给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发了几十份材料，他说：“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把材料交到上面，镇上就会对我更加重视了。”结果，出乎意料，上面很快下了通知，村委选举取消，理由是“拆迁村村民居住分散，选举不便操作”。就这样，马长海几乎没有费力，连任村主任，他指着阳台上被灰尘覆盖的一个纸箱向我们感慨：“可惜了那些材料啦。”

　　马长海所说的“继续要钱”，还包括天宫院村民的“农转非”，这是当年天宫院所有土地卖出后，换回的最大收获。按照村里最后执行的政策：男子60岁以上、女子50岁以上的“超转”人口，每个月可获得1230元的退休金；16岁至50岁(女)或60岁(男)的中间人口，可一次性获得每人6.5万元的转非资金，用于缴纳退休之前的社会保险；16岁以下的小孩，则可获得每人5万元的教育补偿费。

　　马长海对于这样的标准倒是很满足，他和老伴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每月各有1000多元的收入，每到年底还有5000元的劳益分配(即利息钱)，算下来，老两口的年收入将近4万元。但是，这样的分配，又引起了另一部分人的不满。

　　原来，早在天宫院被征地之前，村里就有一部分人自行完成了“农转非”。比如，老教师王治邦的老伴，早在1997年就因为丈夫评上了高级职称，而转成了城市户口。虽然1998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时候，她还分得了1.77亩地，但在这次“农转非”过程中，却属于一无所获的“三不管”人员。“那时候能转城市户口，村里人不知道有多羡慕，虽然也是种了一辈子地，可现在也只能按照原有的城市户口，每个月只领200块钱的低保金。”王治邦说起这些，自然不免感慨城市与农村的角色倒换，“到头来，城里人的待遇反而不如农民了”。

　　另一部分，2000年之后迁入天宫院的新村民，比如倒插门的女婿，也在“农转非”中被抛弃。这两部分加起来几十户人家，虽然人单力薄，但马长海的材料里还是做了积极争取。

　　消失的天宫院还在等待中。站在天宫院地铁口往北看，不远处拥挤着十几栋水泥楼房，都是18层高，那就是天宫院村民的回迁房。当初合同上是3年的过渡期，不过据说工期提前了，预计今年底就能入住。回迁房脚下，是一片片已经完成“三通一平”后的土地，用一人高的围墙围了起来，瓦砾上面还盖了一层黑色的塑料网兜，防止大风扬尘。这就是原来的天宫院。马长海用他的三轮摩托车带着我转了一圈，还是没有辨别出老房子的位置。

　　去年，王治邦和村里的老人一起，编写了一本村志。按照老辈流传下来的说法，村志里这样记述了天宫院的由来：800多年前，金朝金章宗皇帝带人到京南狩猎场打猎，马惊了，一路向南又跑了四五公里，来到一个叫史家庄的村子。刚刚用过午餐的金章宗，看着河边垂柳依依，孩童追逐嬉戏，一片祥和景象，便叫来太监询问地名。太监心想，“史”字与“屎”谐音，怕触犯了天子，便随口报出了天宫院的名字。

　　不久的将来，这个消失的村庄，就会被广告牌上的景象所代替，作为“大兴新城”的一部分，成为“北京理想居住空间”。那片回迁房由北京兴创置业地产公司开发，据说将来的名字叫新源小区。这让马长海很不爽，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小秘密，他买下的4套回迁房中，专门挑了一套在最靠西南角的那栋楼，位于16层的一居室。他打算将来住进去之后，在自家窗户上挂两个大牌子：“一个朝西，一个朝南，隔老远就能看得着，最好是那种能亮灯的，晚上也能看得见，就写3个大字——天宫院。”■

　　李磊灭门案，复杂的后续

　　2010年春节过后，王强就辞了工作。“当时想可能离审判不远了，没找工作，没想到一直拖到了现在。”他是李磊的小舅子，兄妹4人中，王强跟大姐王美玲走得最近，可是，“除了留下几张照片，再没有什么纪念了”。因为是家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案发后，不管是见记者还是找律师，都是他在出面操办。不过，后来又联系，他已经不愿意再与记者见面，理由只是“不想面对面说起这事儿”。

　　除了眼泪，王强再想不出别的词来描述父母的生活。无论是见到姐姐留下的东西，还是在外面听到有人议论这个案子，都会换来母亲的一场痛哭。无论是当时的安葬，还是后来的一周年忌日，怕父母受不了那刺激，王强都没让他们参加。去年8月份，李磊案开庭审理的时候，他们本想去庭审现场，但最终家里人还是没让他们去。

　　出事后，他们换了个房子，虽然就在隔壁的村子里，但周围邻居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王强到现在都不肯透露新的住址，事情过去一年多了，他们仍旧不得不对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个秘密，听到有人说起这事儿就赶紧回家，关起门来偷偷哭，心里更难受。去年秋天，父母回了河南老家，虽然乡亲们也有人知道这事儿，但总比在北京躲躲藏藏好受一点。

　　在李磊案的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中，王家父母所得赔偿最多，计169.1万多元，其中包括女儿王美玲和两个外孙的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李磊岳父母代理律师冷光强向本刊分析道，除去已死亡的亲人，按照继承顺序，赔偿李磊奶奶56.6万多元，赔偿李磊姥姥54.1万多元，另外赔偿奶奶、姥姥因李磊妹妹李灿死亡造成的损失53.5万多元。

　　跟王强一样在煎熬中等待的还有向国丽，她是李磊的小姨。跟王强一样，她也拒绝与记者见面，只能电话采访。据她介绍，向家兄妹7人，5女2男，李磊的母亲向国华排行老四，早年从四川老家投奔亲戚来到河北，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李汉朝。向国丽后来也远嫁到河北。因为跟四姐离得最近，向国丽和李磊家的走动也多。就在案发前两个月，2009年9月份，李磊母亲生病住院，向国丽还来看望过她。“什么矛盾都没看出来，一家人还好好的。”向国丽说。11月28日，李磊被抓的当天，李磊的叔叔直接找到了向国丽家里，告诉了这个她到现在都不敢相信的事实。“我当天就想跟来看看，可他叔说什么也不让，怕我们受不了。”

　　下葬那天，向家六兄妹都来了。家里还有个80多岁的老母亲，本来，家人想瞒着她，可去年她还是无意间从外人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大病一场。后来向国丽也跑到北京来请了律师，不过，对于复杂的赔偿规则，她也无力理解。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李磊姥姥获得的是女儿向国华的死亡赔偿金54.1万元，以及李磊妹妹李灿死亡赔偿金53.7万元的一半。

　　李灿的死亡赔偿金，另一半判给了李磊的奶奶，她同时获得的还有儿子李汉朝的死亡赔偿金56.6万元，以及丧葬费等11.7万元。6口人的丧葬都是李家一手操办的，虽然直到现在，70多岁的李磊奶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的弟弟杨振光告诉我们，他这个老姐姐心地软，身体又不太好，更何况李磊还是她一手带大的长孙，如果知道了怕是迈不过这道坎，索性一直瞒着她。家里的电话和电视都掐断了，好在，老太太不识字，过年的时候问起大儿子李汉朝一家的下落，家人就说到南方办厂去了，忙得回不来。“再忙也不能忘了老娘啊。”老太太还为此生了几天气，不过，后来也就不再追问了。

　　2010年10月份，一审判决死刑的同时，附带了总共345万余元的民事赔偿。李磊的辩护律师潘志东去看守所会见他，问他要不要上诉，一直很少说话的李磊想了想，告诉潘志东：“刑事部分不用上诉，但民事部分要上诉，我的财产恐怕不够赔的。”有接近李磊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李磊之所以对民事部分提起上诉，还因为他觉得赔付奶奶一方的金额过低，“毕竟他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李家拆迁补偿款500余万元，赔偿共计才345万余元，为什么还会出现“不够赔”的情况？冷光强向本刊记者分析，这也正是案子复杂的原因所在，按照最高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应该先继承再赔偿。因为李家的财产不等同于李磊的个人财产，而赔偿的主体只是李磊个人，所以在赔偿之前，必须要进行另一项工作——析产，以便划分确认，李家财产里到底哪些是属于李磊的。

　　李家财产中，李磊名下到底有多少财产，除了在天宫院有3套回迁房之外，他自己也从来没有透露过。据接近李家的一位村民介绍，李汉朝当年一共要了4套回迁房，其中3套在李磊名下，另一套写的是李磊的妹妹李灿。案发的清澄名苑小区那套房，则是李汉朝的名字。李磊开的那部朗逸轿车，车主登记的是他的妻子王美玲。这些财产将如何认定，还有待法律来解决，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又一场起诉。冷光强说，现在，他代表李磊岳父母提起的诉讼，名义上李磊的姥姥和奶奶是被告，但原告被告身份并无意义，只是需要由一方主动提起诉讼，法院才好立案进行析产。

　　这一案件的特殊性，表现在继承上，每个人的死亡顺序甚至也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比如，按照本案案情，李磊父亲李汉朝早于李磊母亲被杀害，那么李汉朝的财产，一部分应该由其妻子继承，一部分由其母亲(即李磊奶奶)继承，而因为妻子随后死亡，本来由她继承的这一部分又顺延到由李磊姥姥继承。如此一来，李磊案的财产继承将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

　　在完成了析产、继承分配之后，李磊个人财产才会用于执行最初的民事赔偿判决。如果到时候，李磊的财产确实不够，有可能将按赔偿比例分配。不过，这一结局，很可能李磊看不到了，毕竟，财产分配与他的死刑复核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因为房租上涨，当初政府定的每平方米每月8块钱的租房补贴已经远远不够，去年11月，又增加了17块钱，涨到了25元/平方米/月。为了补足这17块钱的差价，天宫院的村官们又忙活了一阵子。后来钱下来了，李磊家按照4套回迁房3年的租金计算，也有好几万块钱，但是，这钱到了村里后，李家和李磊岳父母家都想来要。为此，村里还专门开了座谈会，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的结论是，先单独开个账户，由村委会保管，将来一并交给法院处理。

　　除了这个小插曲，灭门的故事，不管是有意回避还是无意中淡忘，几乎再没有人提起过。去年11月，李汉朝一周年忌日时，好友马永德照旧买了纸钱和香，就在自家院子里朝着天宫院的方向烧了。他不愿意去安葬他们的公墓，因为听说当时办后事的时候，李磊未成年的两个儿子也实行了火葬，这多少让他不能接受。“那么小的孩子就烧了，多疼人啊！”说到这里，马永德又开始红了眼圈。当然，让他更不能接受的是，听说家人还在王美玲的墓地旁给李磊留了个位置，“难道下辈子还让他们在一块过吗！”

　　我们不知道还在看守所里的李磊，是否知道家人的这一安排。不过，律师潘志东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见过李磊家属，当初聘请律师也都是李磊的朋友出面找的。作为唯一一个可以会见李磊的人，没有家人让他给李磊带话，倒是李磊会经常问起他的奶奶。除了这个，李磊还关心着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何时能下来，他对自己的结局似乎早已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