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张石

　　张石，日本《中文导报》资深记者，多年跟踪报道在日中国实习生的故事和遭遇。2011年3月11日北京时间11时，本刊编辑就“中国实习生在日本过劳死，家属首次起诉要求赔偿”事件向张石约稿。

　　2个小时后，日本大地震发生，张石的手机从此再无法拨通。关注日本大地震的同时，我也深感这篇有关日本研修生的稿子会就此“胎死腹中”。

　　3月14日，周一，日本大地震震后3天。查看邮箱时，我意外地发现了来自日本东京的邮件——张石已经将近7000字的中国在日实习生生活状态的稿件发给我，并在邮件中表达了当时刊发这样的稿件的“不合时宜”。鉴于突发的日本大地震，本刊决定将稿件推后刊发。

　　如今，日本已经转入灾后重建阶段。日本人哭过，伤过，痛过……毕竟生活不是电视剧，无法“穿越”。因大地震打断的一切都会慢慢地恢复，包括过劳死的中国研修生蒋晓东家属状告对日本企业。

　　我们感动于救了20多名中国研修生的日本人佐藤充的大义，也要坦白承认某些日本企业对外国研修生、实习生的苛刻甚至剥削。刊发此文，没有仇视，只因为这是事实。

　　——编者

　　首例“过劳死”的中国实习生

　　2011年3月4日，蒋晓冬的家属向日本茨城县水户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工作单位和接收单位赔偿5750万日元，成为日本首例就研修生或实习生过劳死提起诉讼的案件。

　　蒋晓东，于1976年9月6日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12月10日，作为外国人进修生来日本，从2006年12月10日开始，作为外国人技能实习生工作；于2008年6月6日死亡。

　　蒋晓东在中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贤惠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女儿。为了更好地赡养父母，为了让妻女有更好的生活，他作为中国研修生只身来到日本茨城县潮来市，被研修生接收单位“白帆劳动组合”派到“富士电化工业”从事电镀工作。按照合同规定，蒋晓东在研修一年以后，作为技能实习生在日劳动两年。

　　蒋晓东研修、实习的内容应该是金属压缩加工，该公司的经营者向入境管理局的申报也是如此。实际上，他从事的工作是镀金。这家电气化工业公司违反法务省入境管理局的规定，扣压了他的护照。

　　蒋晓东在来日之前没有什么大病，也没有被诊断出异常情况。

　　2008年6月5日下午10点左右，蒋晓东在工厂宿舍里就寝。翌日上午3点左右，他突然鼾声如雷，把同室的同事都惊醒了。同事摇晃蒋晓东的身体，他的鼾声停止了。上午3点45分左右，蒋晓东发出了呻吟之声，4点左右死亡。

　　根据2008年7月2日的解剖所见，其致死原因可能是窒息性心律不齐和超急性缺血性心脏病。缺血性心脏病是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的劳累过度死亡基准的对象疾病，医学上已经明确指出，过重的强制性业务是缺血性心脏病产生的原因之一。

　　盼望丈夫能够健康地回到身边的蒋晓东妻子冯珠，没想到等待她的竟是如此噩耗。

　　2009年8月7日下午，冯珠及律师等在日本厚生劳动省举行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冯珠表示，在日本镀金工厂工作期间，丈夫经常给她打电话说：“工作的时间很长，很累。”但她总是想丈夫是个非常健康的人，3年后也会健康地回到中国。

　　2008年6月6日，丈夫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冯珠抱着6岁的女儿，眼前一片漆黑，“丈夫就这样死在异国他乡，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对于日本协同工会给出的“蒋晓东是病死”的答复，冯珠难以接受。她认为丈夫可能是过劳死。但丈夫工作公司的社长说蒋晓东一月只加班20个小时左右。将信将疑的冯珠还是决定请求日本的律师进行调查。

　　从丈夫工作公司经由律师送来的遗物中，冯珠发现一张蒋晓东2007年11月工作记时卡的复印件。根据这张复印件，蒋晓东的家属发现他11月的全部劳动时间约350个小时，上班时间以外的劳动时间超过180个小时，“公司是在撒谎”。

　　从第一年的研修生期间开始，蒋晓东一月加班100个小时左右；在第二年以后的实习期间每月加班约150个小时。除了平时每天加班3～5个小时以外，星期六蒋晓东也和平时一样工作。有时，星期日他也不休息。蒋晓东的休息时间每月只有两天左右，节、假日的休息只有新年和盂兰盆节。

　　冯珠听说2009年日本有34名外国研修生、技能实习生死去。为了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澄清丈夫超长时间工作的严酷事实，冯珠决定为丈夫进行劳动灾害申请。

　　2010年11月，茨城县鹿岛市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中国实习生蒋晓东的死亡为过劳死，成为日本首个被认定为过劳死的外国实习生。

　　2011年3月3日，冯珠从日本鹿岛劳动基准监督署领取了作为补偿补助预付款的一部分保险金，总计约1100万日元。当天下午4点45分左右，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官房政务官小林正夫先生就蒋晓东的过劳死向冯珠等人表示深切的哀悼。

　　因遭受殴打患心理疾病的中国女生

　　中国女实习生丽丽(化名)于2007年12月14日来日，在缝制公司工作，2008年转为实习生。2009年以来，她经常遭受老板的痛骂和殴打。

　　2009年6月18日21点30分左右，该公司的老板向丽丽要她的手机号。丽丽觉得自己的私人手机号码是隐私，因此没有告诉他们。为此，经营者大怒，抡起铁管做成的椅子殴打丽丽的头部、胸部及面部，并且大声叫骂。当的警官赶到后，丽丽说自己头痛。但是警察不理会她。第二天，警察署还以她向经营者的儿子吐唾液对她做了DNA鉴定。

　　记者从外国研修生权利网络(福井)获悉，当时丽丽颜面肿起、口唇破裂，十天后接受诊疗时仍然没有愈合。

　　冰见警察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丽丽确实受伤了，有医生的诊断书证明。警方还叫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去。至于做DNA鉴定，那是公司方说她向公司方面人吐唾液为了证明是否存在这样的事情，警察才这样做的，也是为了当事人好。

　　2009年6月24日，丽丽搬出了缝制公司的宿舍后，向富山县律师会提出人权保护申请。

　　2009年9月17日，丽丽向富山地方裁判所高冈支部提出了民事诉讼，要求殴打她的企业赔偿自己600万日元。

　　2010年11月25日，富山县地方检察院高冈支部对行凶老板以伤害进行略式起诉(即中国的简易诉讼，编者注)。12月9日，高冈简易裁判所对该老板作出有罪判决，并罚款30万日元。

　　丽丽说：“在这里劳动的中国实习生和研修生经常受到老板及其妻儿的踢打或辱骂。他们经常随便地进入我的寝室、查看我的东西，有时我的信件还被他们拿走。”

　　福井市医疗法人厚生会认定丽丽现在患有外伤紧张状态障碍(PTSD)；而高冈劳基署认定其所患疾病与其所受的暴行有关，并认定其适合劳动灾害补偿保险。高冈劳基署从2010年12月29日起支付丽丽从2009年7月7日到9月30日的治疗费2.49万日元及从同年7月7日到2010年1月28日的停工补偿85万日元。

　　由于遭受欺凌患上精神障碍的中国研修生、实习生在日本很常见。2009年，由于遭受长达3年工厂负责人的侮辱、谩骂和殴打，福井县敦贺市工作的三名中国女性研修生分别被当地医院诊断为严重贫血以及“适应障碍”。

　　其中一名23岁的中国女研修生阿娟(化名)在提出的申诉书中表示，她和同伴从2006年2月到2009年2月期间，经常受到74岁女社长的大声斥责、责打和体罚，身体和精神受到摧残。几名研修生忍无可忍来到当地支援团体和律师会请求援助。

　　律师团带领研修生们去医院，结果两人被福井厚生医院诊断为精神压力过大而造成的“适应障碍”。一人在体检中被诊断为严重贫血，医院建议患病者立即停止工作接受治疗。

　　2009年4月21日，阿娟向福井地方裁判所提出劳动仲裁申请，状告她工作过的公司社长，要求社长付精神赔偿费和研修生时代未付工资约300万日元。

　　“白癜风”症候群

　　2009年8月，两名在日本富山县一家塑料制品厂工作的中国实习生从富山赶到东京，向记者反映在这家工厂工作或工作过的中国研修生和实习生中，已有4人患上了皮肤病中的难治之症——寻常性白斑。现在这家工厂工作的两名中国研修生和三名技能实习生中，就有3人患了这种疾病。

　　富山县砺波市劳动基准监督署已经与这家工厂联系以确认“白斑”是否属于职业病。如果确认为职业病，在那里工作的中国实习生将提出劳动灾害申请。

　　在东京的中国实习生小陈今年28岁，2006年来日；小廖27岁，2007年来日。来日后，他们先在这家工厂做研修生，一年后相继转为实习生。

　　小陈工作不久后就咳嗽不止，夜里有时难以入睡。7个月后，他发现自己身上有白色斑点，而且越来越多，长满了胸脯还爬上了脖子。小廖的患病经历同小陈一样，只是部位不同，他的下身和腋下长满了白斑。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小盛也患上了同样的疾病，还有一位实习生在染上这种疾病后已经回国。

　　记者见到小陈和小廖时，他们都显得十分不安，因为他们担心这种病症蔓延全身又听说这种病无法治好，他们都还没有对象，如果此病无法医治，将给他们未来的生活投上巨大的阴影。为此，他们偷偷地痛哭了几场。

　　他们与小盛分别于2009年8月10日和11日去富山县砺波市立医院看病，被诊断为“寻常性白斑”。在日本，有很多汉方医生把寻常性白斑也称为“白癜风”。

　　2009年8月21日，小陈和小廖来到富山县砺波市劳动基本监督署咨询。劳动基准监督署官员说已经和这家工厂联系，如果此病与劳动环境有关，将研究是否适用于劳动灾害赔偿。劳动基准监督署的官员说还可能和医生联系以确认这种疾病的性质。

　　当时，小陈和小廖在东京职业病、劳动灾害专门医院江东区龟户向日葵诊疗所进行检查，以进一步确认患病是否与劳动环境有关。他们还要去金泽市的专门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

　　2011年2月，又有一名在这家工厂劳动的中国实习生向记者反映他也患上了“白癜风”。

　　这些中国实习生正值风华正茂的年龄，很多人未婚。来到日本，患上这种顽症，使他们痛苦不堪。

　　链接

　　日本研修、实习制度的背后

　　研修生实习制度是日本根据有关外国人研修的法律法规，批准一些外国民间团体(如中外研修生协力机构、一些企业组合等)进行的一种派遣行为(以研修生的名义，实际为劳务)，是日本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变通方法。

　　由于研修、实习制度目的的不纯，其内容也变得漏洞百出，“不付工资”、“侵害人权”等违法现象频出，使研修、实习制度濒于破产。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2009年3月31日，由法务省入国管理局规定，研修生来日学习两个月日语后，企业主须与他们签订雇用合同，研修生受《最低工资法》等相关劳动法规的保护。但是，这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法律变化能否根本改变被联合国称为“奴隶制度”的本质？不能不让人怀疑。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1年4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