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追寻辛亥遗迹

　　溥仪对熊秉坤说，“没有你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我就没有机会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这里就是小朝街85号。”

　　67岁的退休医生周国勋指着小街一侧围墙内的两棵绿树，用确定的语气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两棵树站定的位置就是曾经的小朝街85号。2011年这条小巷已更名为紫湖村路，它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紫阳公园西侧。

　　100年前的1911年10月9日，周国勋的祖父周福堂作为新军马队首领接到了起义命令，这一命令就是从小朝街85号发出的。当时这里是革命党人起义的临时总指挥部。

　　10月9日，起义的条件虽不完备，但当天上午革命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时不慎引爆，其后革命党人的名册被巡警抄走。

　　起义已如箭在弦，革命临时总指挥蒋翊武于9日下午发出命令，约定午夜12时举义。

　　是夜，在小朝街85号，革命党人蒋翊武、彭楚藩、刘复基焦急等待城外南湖响起的炮声。

　　炮声没有响起，一阵敲门声却骤然而至：“会你们老爷！”刘复基第一个手持炸弹冲下楼去，他向已破门而入的军警掷出第一枚炸弹，但炸弹的威力未能阻止清军的围捕。

　　蒋翊武侥幸逃生，而起义骨干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当夜被杀害于湖广总督署东辕门外。这一年刘复基26岁、彭楚藩27岁、杨宏胜28岁。他们被后人称为“彭刘杨三烈士”。

　　“现在，这里是一所中学。”周国勋将本刊记者拉回到了现实。

　　100年前的小朝街85号已不存在了。本刊记者站在小巷中央，武汉第九中学白墙内绿树婆娑，两个年轻恋人牵着手从小巷中穿行而过。

　　寻找楚望台

　　3月8日下午，武昌“起义门”前。

　　周国勋指着城门楼额上的三个字让本刊记者看。“起义门”三个硕大的金字，是叶剑英元帅于1981年所题。

　　“起义门”原名中和门，是现今武昌古城九大城门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城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占领并打开中和门，城外起义者由此入城。革命胜利后，中和门被誉为“首义胜利的开端”。1912年，它更名为“起义门”。

　　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的起义门城楼巍峨壮观，为二层重檐歇山顶式。和其题字一样，这座城门的复建完成于1981年武昌起义70周年。辛亥革命时的城楼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被毁，解放前仅存下门洞。

　　起义门外围架起了施工挡板，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又使这里成为一片工地。城门一侧的土山已被挖开，工人们说，他们正在重新修筑已失却的城墙。

　　2010年3月，武汉市主要负责人表示，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地，将投资200多亿元修缮历史遗迹与城市基础建设。这其中包括起义门的修缮与复建。

　　“楚望台军械库在哪里？”周国勋打了好几个电话向同为武汉市民的朋友们询问。

　　100年前辛亥革命爆发时的楚望台军械库早已毁弃。使生活在武昌的周国勋也不能确定它的确切位置。

　　清末，湖北新军在楚望台建成国内以至远东最大的军械库，库存步枪数万支、炮百余门及大量弹药。

　　武昌起义爆发，楚望台军械库成为革命党人的首要攻占目标。新军工程第八营在驻地打响首义第一枪后，在熊秉坤率领下占领了军械库。其后起义部队先后到达，这里成为革命的临时指挥部与大本营。由于其为武昌城内的制高点，楚望台又成为炮击湖广总督府的战争前沿。

　　1911年10月10日深夜，革命党人的炮弹相继击中湖广总督署后。仅仅在一天之前屠杀革命者于督署辕门外并认定“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的湖广总督瑞澂，在督署后围墙上凿穿一洞，带卫队狼狈出逃。

　　10月11日清晨，武昌全城被起义军占领，一面红色十八星大旗飘扬在蛇山最高点黄鹤楼上，宣示了武昌起义的胜利。继武昌后，汉口、汉阳也在两日内光复。

　　“我知道楚望台在哪里了。”周国勋带领本刊记者步行数百米到一家研究所院内寻找楚望台。而研究所的守门人说，楚望台其实就在起义门一侧的土山上。

　　周国勋与记者返回起义门。在其一侧发现了通往小山上的侧门。周与记者穿门而过并在山坡上已拆毁的民房残垣中辗转，最终在土山山顶空地上，记者发现了一座高2米的水泥石碑，其正面题写着：“楚望台军械库遗址”。

　　这意味着那座存有数万枪支的远东曾经最大的军火库——楚望台军械库已消逝在历史的时空之中。周国勋伫立碑前，细细阅读碑身上的文字。在楚望台附近高层居民楼的比照下，昔日的武昌制高点俨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坡。而对这个小土坡的争夺与占领曾经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探访“红楼”

　　3月8日这一天，“辛亥革命纪念馆”的腥红色铁栅门紧紧关闭。

　　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馆正闭馆维修。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推介，“辛亥革命纪念馆”例外接待了本刊记者一行。

　　“辛亥革命纪念馆”是在武昌首义成功后建立的鄂军都督府原址建立。鄂军都督府曾是清末湖北谘议局，其建筑风格模仿西方近代国家的议会大厦，因主体建筑为红砖砌墙、红瓦覆顶的两层楼房，故又被称为“红楼”。

　　“辛亥革命纪念馆”黄副馆长指着“红楼”二层东侧告诉本刊记者，首义成功后黎元洪一度被软禁在那里。

　　1911年10月11日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尽快建立革命政权。

　　彼时，革命党面临群龙无首的困局。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领导人孙武、刘公、蒋翊武等人都不在武昌，革命党人曾期望的革命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又远在上海。时任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只是队官(相当于连长)，资历不足，难孚众望。

　　任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相当于旅长)的黎元洪为当时新军中的名将。革命党人认为黎“在湖北负人望，且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

　　据首义参加者李翊东在《武昌首义纪事》记载，众人推举黎为都督，黎固辞，坚不允在布告上签名。革命党人李翊东持长铳逼黎应允。“黎益瑟缩不语。翊东乃援笔代书一黎字，众鼓掌称善。遂置黎于楼上室内，以戈守之。”

　　1911年10月11日下午，武昌城内就已贴出安民布告，署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

　　革命党人商定，以谘议局为军政府及都督府；称中国为中华民国；改纪元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以都督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

　　黎元洪被迫出任都督之后，一直态度暧昧。后来，革命党人占据武汉三镇，革命声威日益壮大。黎元洪于13日表示，“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功利钝，与诸君共生死。”据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回忆，黎讲完这番话，会场内“掌声如雷，与会者群欣喜若狂”。

　　首义者的命运

　　3月9日早8时许，本刊记者进入华中师范大学东门寻访黎元洪之墓。路经沁园春食堂，沿食堂西侧的马路行数百米，最后于路尽头学生宿舍楼东北侧找到墓址。

　　黎元洪墓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卓刀泉土公山。这里原有宏大的墓道与墓冢。现在的黎元洪墓前有道路十余米，尽头立一石碑，刻有“大总统黎元洪墓”字样。

　　黎墓于1966年毁于红卫兵之手，黎氏遗骸不知所终。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武汉市政府拨款在原址附近修建了空冢。

　　黎元洪作为清军中的高级将领参与革命，高扬了革命声威并客观推动了革命风潮在全中国的流布。其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使他本人成为武昌首义的第一代表人物，其后黎元洪成为唯一一位三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二任大总统的人物。

　　但黎元洪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于争议的人物。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都督，却被首义参与者讥讽为“床下都督”(黎被胁迫参与革命是事实，但躲在床下被拽出没有历史证据)。有人评论其一生位尊而权不重，名高而实不符。这与他在民国政治中屡有逆离革命者期望的作为有关。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2月，南北和议告成，黎元洪与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组织“民社”，鼓动武昌和南京分裂，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

　　1912年8月16日，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在北京诱杀首义元勋——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这一民国血案受到举国舆论的挞伐。当时的《民立报》评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惟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今以民国首功之人，大总统、副总统乃口衔刑宪，意为生杀。”

　　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黎闭门谢客。12月15日，袁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辞不就。这被认为是黎一生中不多的亮点之一。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其后以国葬方式归于武昌。

　　在辛亥武昌首义时，被称为“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三位年轻人是策动与领导武昌起义的重要角色。如上述，1912年35岁的张振武被诱杀于北京；次年，29岁的蒋翊武参与“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在桂林被捕杀；孙武于民国后因未谋得南京临时政府部长职位而消极，晚年不问政治。

　　革命党人熊秉坤得以长寿，1969年他以84岁病逝于湖北省武汉市。其子熊辉辗转告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后者兑现了为熊办后事的承诺。

　　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熊秉坤作为首义志士参加了北京的纪念盛典。经周恩来安排，末代皇帝溥仪与熊秉坤相见。

　　熊辉依据父亲的追忆向本刊记者转述了当时的对话。溥仪对熊秉坤说，“没有你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据多方史料，第一枪实为新军工程第八营程正瀛所为。程正瀛在‘二次革命’中因革命派内部矛盾激化而遇害)，我就没有机会成为社会主义新人。”

　　当时76岁的熊秉坤对55岁的溥仪说：“我们过去是夙敌，你是皇帝，我是乱民；今天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大家都做了新人。”□

　　(本文史实主要参考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

　　《瞭望》文章：辛亥革命百年回望

　　“就社会发展历史来说，革命是非常态，改良改革是常态。就辛亥革命来说，产生革命派的深厚根源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在清政府自己。”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2011年，中国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

　　在史家看来，辛亥革命的一个大功绩，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此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很快都失败了。

　　但辛亥革命也有未完成的任务。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写道，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历史学家杨天石从今天的角度提出了他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新中国建立，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但中国人百年追寻国家现代化的任务还未最终完成。从这一点上说，今人书写的和辛亥革命那一代革命理想者所书写的是同一篇大文章。

　　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约请国内近代史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还原与解读历史，为转型期的中国公众提供启示。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

　　革命与立宪的选择

　　《瞭望》：清末立宪改革为何最终在与革命的竞赛中落败？

　　杨天石：改革本来有两种方式，一种叫“自改革”，一种是“他改革”。这是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提出的，当时他已看出清政府的腐败，他把清朝统治比喻成日至将夕。清朝自己不改革的话就会由别人替你改革。孙中山最初也是企图劝清廷走“自改革”的道路，孙中山到天津给李鸿章上书提出几条原则：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等。但这条路没有走通，李鸿章忙于准备和日本打仗，无暇接见孙中山。

　　还要指出的是，孙中山走上革命之路不仅仅是因为上书失败。孙当时去北京考察，发现北京官场比广州还要腐败，所以他下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

　　雷颐：1907年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写道，“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清政府的改革无法取得民众的信任，导致了人们最终选择了革命。

　　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打败俄国，这给中国人以巨大刺激。黄种人打败了欧洲人，这说明不是人种问题，而是制度问题。这促使多数中国人从国家强大的角度支持立宪。清政府在大形势下，被迫承诺进行立宪改革。但清政府在改革进程中一再落后于人们的期望，人们明了清王朝气数已尽，开始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路线。

　　汪朝光：清末新政改革确实有不少新的变革。但是，清政府仍然希望维持旧的王朝统治体系，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当清政府屡屡在内外政策方面失策以后，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如果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中日两国政府的结构和成员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改革缺少强有力、眼界开阔、了解世界大势、有自信、有作为的领导者群体。

　　张海鹏：就社会发展历史来说，革命是非常态，改良改革是常态。就辛亥革命来说，产生革命派的深厚根源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在清政府自己。如果慈禧太后在洋务运动时期积极推动，可能出现明治维新那样的局面；如果她能积极支持戊戌变法，那以后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一切可能改革社会的机遇丧失了，就只有革命。

　　《瞭望》：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阻滞与倒退。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

　　雷颐：任何大动荡之后都会有短暂的动乱。与其他革命相比，辛亥革命引起的动荡不算特别大，社会秩序很快恢复了。辛亥革命之后经济是一直发展的。

　　汪朝光：辛亥革命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推翻了帝制，开启了新的发展可能性，至于如何实现新的发展，则非一时可以解决，需要有艰苦的探索。历史无法假设，所以，我们也很难假设立宪与革命何者是更好的选择，我们只能关注历史的结果，那就是，辛亥革命发生了，我们需要探究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发生，以及为什么辛亥革命会有这样的结果。

　　杨天石：“告别革命”的思潮兴起是因为民国以来中国经历的革命确实太多，革命的破坏性也很大，一部分人心里厌倦了革命。如果统治者是真改革，沿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改，沿着人民的愿望改，那就不需要革命。所以一个社会要不要革命首先取决于统治者。

　　如何评价清末新政

　　《瞭望》：最近有学者提出，清末的改革是有成效的，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片朝气。

　　杨天石：最近两年在历史学界有新的看法：抬高立宪派，抬高清政府的新政，贬低革命派。这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清朝政府是做了些改革，具体来讲就是“新政”，这在某些方面比戊戌变法走的步子更大。但清朝政府拒绝进行政治体制的根本改革。

　　清朝政府有个核心利益：保持君主专制制度。有两件事暴露了清政府的“寸权不让”。一是1908年慈禧太后批准一个宪法大纲，头一条就是大清帝国万世一系，要永远尊戴。皇帝的权力是绝对不能侵犯的。召开和停止国会的权力、颁布或者废止法律的权力、任命百官的权力、军事指挥的权力等等都在皇帝手中。这样的宪法形同虚设。还有就是皇族内阁的成立，内阁中大量任用皇族，进一步把国家权力控制在满清贵族手中。

　　政治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限制绝对的最高的权力，要让人民有权。但清政府恰恰没有作出这方面的实质努力。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还搞了“宪法信条19条”，清政府还是不忘要保证清王朝万世一系。

　　雷颐：1898年，甲午战争战败，人们认识到政治体制要进行改革。康有为提出来维新，要增加一些现代化的机构，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有的人问康，“你不是最反对科举吗，现在怎么不废除科举？”康答，“我们现在提出来就是断了天下读书人的路。”

　　这说明维新变法都是体制内的，最温和的。慈禧如果在这个时候抓住机会的话，辛亥革命不一定发生。

　　张海鹏：客观来说，清末新政比百日维新力度还要大些。编练新军，修订法律，出台若干推动公司发展的律令条例，废除科举办新学，等等。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7年呈交政治考察报告：提出成立内阁，内阁总理大臣领导行政，取消军机处。但其前提是皇位永固，所谓大权统于朝廷。

　　慈禧太后说，内阁你们要搞就搞，就是军机处不能撤。这样就把政治考察报告根本否定了。革命的发生就难以避免了。

　　《瞭望》：如何客观评价清政府新政？

　　雷颐：认为辛亥革命之前满清的改革是向前走的，社会呈现着朝气，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转型，中国政府的改革每次都很被动。1872年李鸿章提出修建铁路，经过17年之后，1889年最高当局才同意。电报、铁路这些没有涉及到政治改革，而且还是很有好处的事情都很难实施。这些都是不需要有远见的政府都可以作出的百益无害的决定。

　　张海鹏：说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社会欣欣向荣，这是片面的观察。庚子赔款4.5亿两白银，每年需要付出本息1800万两，最终都分摊在老百姓身上。实行新政、练兵、办新学堂也要摊派，这就使民怨沸腾，各地民变甚多。清末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痛楚，这是真实的历史现实。

　　杨天石：我不同意把清政府的改良评价过高。满清是个非常腐朽的王朝，派出去的大臣都是昏庸迂腐的官僚，他们考察回国后连考察报告都写不了。晚清的地方官吏出洋的也很多，他们不懂外文，缺乏现代知识，考察效果值得怀疑。

　　我们过去把清政府的新政贬低得一无是处是不正确，但是把新政过分抬高也不对。我认为清政府的新政要肯定，在几个问题上迈的步子比较大。但是认为沿着新政往前走，革命没有必要了，这一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关于“妥协和不彻底”

　　《瞭望》：在历史教科书中，常用“妥协和不彻底”来形容辛亥革命。如何看待辛亥革命的妥协性？

　　杨天石：孙中山不是不想打到北京。他清楚：“打到北京才能建立共和的坚实基础”，胡汉民曾劝孙中山留在广州练兵准备北伐，但孙中山拒绝了。他要求胡和他一起去江浙前线。他认为，袁世凯虽不可靠，但要利用袁世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将来袁世凯如果学满清干坏事，再去推翻他比推翻清政府更容易。后来的历史证明孙中山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才80多天，浙江杭州从起义到攻下总督衙门才几十分钟。所以辛亥革命是代价最小、对社会破坏较小的一次革命。革命胜利后对清政府有“优待条件”，故宫、颐和园还让他们住着。这个小的妥协无伤大局，换来的是两千多年帝制的推翻，换来的是全国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张海鹏：有些人说辛亥革命是妥协的产物，不是斗争的产物，这些说法不是完全正确。辛亥革命首先是武装起义，是打出来的。汉口、汉阳保卫战都打得相当惨烈。攻下南京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由于清政府众叛亲离，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发生。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得并不是很好，资产阶级力量也不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就面临财政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为达到推翻清廷的目的，南方革命军与袁世凯进行了和谈，促成了宣统皇帝退位。

　　汪朝光：政治是理想的，更是现实的，既然如此，政治也就难免妥协。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能够审时度势，以适当的妥协使得清王朝退位，建立共和制，无论其以后的发展如何，在当时情况下，自有其意义。

　　从辛亥开始的历史任务

　　《瞭望》：孙中山临终时说“革命尚未成功”，经过这100年，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辛亥革命的历史任务有些还没有完成。

　　杨天石：按孙中山的观点，辛亥革命是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句号不是文章，句号是表示这一句话我写完了。孙中山说“同志仍需努力”，是要做好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振兴中华，彻底消灭军阀，消灭专制制度。

　　我们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离振兴中华还有一段距离。孙中山做的文章和我们如今做的文章，从振兴中华这个角度来讲是同一篇文章，毕竟中国的民生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当然民族问题早已解决了。

　　雷颐：从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来说我们还生活在辛亥革命之中，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今后的重点是中国的整体改革如何跟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日本实现了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这应该感谢历史给予它的机遇。谈到国民性的差别，日本人团结一致，要强的劲头很强，中国人这方面有所欠缺。胡适写过《差不多先生》，中国人做事总是觉得做事差不多就行了，这一点当然值得注意。但我认为改革对于中国的进步还是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瞭望》：台湾学者张朋园认为，中国这个儒家社会，大家都觉得就是孔孟之道，追求忠孝仁爱，忠于国家，孝顺父母，对人要有仁爱之心，这也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辛亥革命的暴力打破了这一道德体系，社会混乱、崇尚暴力。站在今天，中国的传统道德应如何扬弃？

　　张海鹏：辛亥革命的成就主要是推翻了帝制。这为未来的思想文化发展开辟了道路。

　　儒家文化是几千年的历史产物，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今天要加以分辨。至于礼制，孔子强调的是等级差别，是约束不同等级、不同阶级的人的行为规范。儒家学说的“三纲五常”是礼制的核心，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应该用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约束每个人的行为。从宏观上说，今天社会要和谐，要稳定，尊老爱幼不可抛弃，礼貌还是要发展，仁爱兼爱要发扬，但“三纲五常”的等级制度则要排除。

　　雷颐：我认为民国时候是传统和现代结合相当好的时候，有中国的传统也有西方的新东西。民国讲礼义廉耻忠孝悌，现在提及的一代学术大师都是民国的产物。倒是“文革”开始，在公共汽车上，想给老人让座还要先问他的出身、成分。从这方面说，传统中优秀的一方面最严重的中断发生在“文革”。

　　人们总觉得“人心不古”，倾向于把逝去的年代美好化。也应该看到今天的日本、韩国是经历了一个道德的现代化进程。

　　杨天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正确的做法。我们过去过多否定了传统文化。今天我们反思，要发扬传统文化里一切对我们建设新生活有用的东西，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但也应该吸收世界先进文明，不能把发展中国固有的文明当盾牌去阻挡世界上先进的事物。

　　任何改革特别是文化建设都要考虑国情，外国的绝对不能全盘照搬。但是要防止用“国情论”阻挡世界先进文明的传播。当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最先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就是国情论。

　　《瞭望》：清朝晚年，中国人已对中华文明缺少信心，这使得最近一百年中国人走上了学习他国的道路：学习日本、学习欧洲、学习美国、学习苏联……未来一百年中华文明是否能走上自新的道路？

　　杨天石：我们学过日本、西方、苏联。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事物并没有错，用鲁迅的话讲就是“拿来主义”，凡是外国比我先进的我都要学，但是学的时候要结合中国实际。

　　汪朝光：近代以来，因为中国的积贫积弱，确实使一些中国人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了，主张多多学习国外的文化。但是，这未必表示中国人只知道模仿，中国文化创新的活力始终是存在的。实际上，以中国这样广土众民，又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也一直保存着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所以，说未来一百年中华文明是否能走上自新的道路，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成立。

　　张海鹏：我自己是信服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我认为从晚清以来中国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学习实践都有许多经验教训，洋务运动我们只学人家的皮毛，后来逐渐引进社会政治方面的制度。民国初期成立政党，议会也搞了，两党政治也搞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时代是一党政治独裁，共产党则争取民主。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西方都在怀疑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进一步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我个人认为应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约束市场经济，改革成果要惠及全体国民。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从辛亥以来的革命目的就是让社会更加公正，分配更加公平，消灭贫富过度的差别。这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大问题，是值得深入探讨和解决的。我对此抱有极大的期待。□

　　(实习生厉倩芸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