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赴缅甸远征军战士尸骨成为反攻指路牌
在一条到处都是尸骨的河边，有一家三口的尸骨，从遗骸的大小、头发和残存的衣服可以认出，那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他们的手，还紧紧地拉在一起
《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特约撰稿戈叔亚 | 缅甸霍马林、曼西报道
缅甸南坎医院的女护士埃丝特已经有90多岁，虽然从医院退休已经多年，但她依然喜欢穿白色的衣服。二战期间，南坎医院的19名护士在医生西格雷夫的带领下，成为中国远征军的野战医疗队，从入缅的第一仗同古战役，到翻越野人山退往印度，再到后来从印度反攻直至密支那，都有他们的身影。
如今，埃丝特已经是这支医疗队惟一的幸存者。
身为护士的埃丝特，永远也难以忘记在跟随中国远征军撤退时看到的一幕：在一条到处都是尸骨的河边，有一家三口的尸骨，从遗骸的大小、头发和残存的衣服可以认出，那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他们的手，还紧紧地拉在一起。
每100码就有10到30具骨架
埃丝特已经记不清这条河的名字，根据她对《望东方周刊》的描述以及当时的行军路线，这条河很有可能是缅甸西部的钦敦江或者是上游支流乌尤江。迈过这条江，就是被称为野人山的那加山脉，再过去，就是印度。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作战失利后，大部分中国部队以及英军，还有数不清的印缅难民，都从这里撤往印度，因为雨季河水暴涨，以及野人山的蛮荒，这里也成为死亡之路。
缅甸南坎医院的医生西格雷夫是美国的一位传教士，1922年，他接管缅甸南坎的传教士医院。在后来的滇缅战斗中，这支外国平民医疗队，没有一分钟离开过中国士兵。
除过救助了无数的中国军人外，西格雷夫在二战期间的两本书在美国也特别畅销，分别是《缅甸外科医生》和《缅甸外科医生的归来》。
经过多方周折，《望东方周刊》找到了目前生活在法国的西格雷夫的儿子斯特林，他曾出版了引起轰动的《宋家王朝》《大和王朝》《黄金武士》等书。斯特林在很小的时候曾经跟随父亲在缅甸生活了几年，他说，南坎医院在二战中曾被飞机炸毁，父亲用他写的两本书的稿费，重建了医院。
斯特林向《望东方周刊》提供了这两本书的英文版，其中《缅甸外科医生的归来》中多次提到这位美国医生在野人山附近看到的场景：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始向Mu Bum艰难攀登。在之前我们看到了五六十具中国人的骨架，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每100码就有10到30具骨架。和难民的骨架不一样，很明显是他们的同志将他们抬到营地里来试图挽救时死去的，由于活人太虚弱而无力将他们埋葬。”
有士兵曾想丢下女护士
西格雷夫在书中还提到撤退的英国军人和难民死亡的场景，“尸骨越来越多，在一个小屋前有一堆火，数百尸具骨堆在一起，很明显是难民宿营的地方。每一个水塘边也有大量的尸骨，都是四肢张开的。在需要攀登的山脚下，尸骨比山坡上的多，而那些在山上的尸骨看起来死亡时是非常痛苦的：一路上仍然有一些没有塌陷的窝棚，每一个小窝棚里都有10到20具骨架，这是新的一天来临时，他们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
身为外科医生的西格雷夫很容易分辨出这些遇难者的性别、年龄和民族，“我看到一副骨架外裹着一套精制的英国服装，还有一副小孩的骨架套着咔叽布短裤。这里有各个民族、不同年龄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的头发有白色的、灰色的、褐色的和黑色的，堆放在白色的头骨旁边。”
用鹅卵石筑就的缅甸南坎医院如今依然保存着它的原貌，甚至墙壁上还能发现当年留下的弹痕。缅甸女护士埃丝特带本刊记者参观了当年西格雷夫医生使用过的办公桌、军用担架以及1965年去世时的房间。西格雷夫的墓地就在医院里，这里还埋着他的妹妹和大儿子。
斯特林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1965年的2月25日，他在美国接到了来自缅甸的电报，称父亲“情况非常不好”，他辗转泰国，最终抵达缅甸，和父亲度过了最后的几天，“我们把他安葬在医院后面，有两万多人来为他送行。美国驻曼德勒领事馆的副领事Don Ellson带来了一面美国国旗覆盖在棺材上面。”
斯特林还记得父亲最后的遗言：当我死时，掸族人杀一头猪，然后举行一个喜庆的宴会，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不能亲自参加了。
提起西格雷夫，缅甸女护士埃丝特的眼睛常常会湿润起来，“他让我们知道了，医生的职责是什么。”
埃丝特回忆，他们医疗队救过成千上万名伤病员，最多的就是中国人，甚至远远超过自己的同胞。当然，也有很多让人伤心的事情，在部队撤退途中，有士兵曾想丢下他们女护士，史迪威将军就训斥人他们，“你们还是男人吗？不知羞耻的家伙，他们救过你们的命。”
令埃丝特遗憾的是，虽然他们曾救了很多中国人的命，但至今没有一个中国人为此去看望她，而美国军方，曾颁发给她一枚铜星勋章。这是直到现在，每一个美国大兵做梦都渴望得到的最高荣誉。
其实，她也有资格获得中国的抗日纪念章。
为了抬军长，累死几十人
发生在印度边境的英帕尔战役，是二战时盟军反攻缅甸时最为著名的一场战役，正如一年多前的盟军大溃败，日军也在这里丢下了约5万具士兵的尸体。“白骨街道”也因此成为日语字典里的一个专有名词。
实际上，在缅印边境的多条小道上，来来回回逃亡的不仅有日本人，还有英国人、印度人、缅甸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白骨街道”，则逐渐成为这些地方的统称。
原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邹德安生前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谈到他所见到的“白骨街道”，“到新平洋(缅甸边境)时，看到许多死去的难民和士兵，路边的茅屋里堆满了尸体，一辆辆印度人的破牛车东倒西歪地遗弃在路上，牛的骨架仍然忠实地坚守在拉车的岗位上⋯⋯”
“撤退途中，英国人丢弃了大量物资，其中有很多现钞，当兵的拿了很多，但后来这些钞票除了卷纸烟、擦屁股外，什么用都没有了。”邹德安回忆，“我清楚记得6月3日(1942年)，那天是林则徐‘禁烟日’，第22师开路的士兵扎的竹筏刚放到河里，就支离破碎了，竹筏上的人全部死掉了。”
邹德安最好的朋友谢竹亭就是靠着大树“睡”过去了，“还有军部绘图员，名字记不清了，广西人，家里很有钱，经常穿的夹袄是那种带暗花的黑缎子绸料，结果他也躺在地上死掉了，手上抓着一把草，脚上的皮鞋也被人拿走了。”
邹德安说，部队到了最后，已经整个崩溃了，“队伍里出现自杀的人，把枪口对准下巴，用大脚趾头扣动步枪的扳机。后来自杀的人，因为把枪都扔了，就上吊，尸体在树上，挂得到处都是。”
现居湖南邵阳的原新22师士兵邓星乾回忆，“我们连刚上战场时有140人左右，战死20多人，而走出野人山后，连里只剩下20多人，连长王多也被活活饿死。驮物资的战马都杀掉吃了，后来连皮鞋、皮带、手枪套都吃了，再后来，只能吃草根。”
目前居住在缅甸南目丁的中国远征军老兵刘辉曾是一名宪兵，他告诉《望东方周刊》，“当时军长杜聿明生病了，抬他的士兵，被累死了几十个。”
杜聿明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至八月初，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据当时初步统计，由于指挥错乱，致各部队被敌杀伤、落伍、染病死亡的，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计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至此仅余四万人左右。”
身为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在正式的出版文章中，给出的第五军的统计人数为：动员人数42000人，战斗死伤7300人，撤退中死伤14700人。而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缅甸作战》记载，日军在缅甸投入兵力308501人，战死185149人，回国118352人。
对比之下，令人唏嘘。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死亡数字，或许永远成谜。
落单老兵成为“野人”
霍马林是在缅甸钦敦江边的一个重镇，跨过钦敦江，翻过那家山，就是印度。二战期间，有大批的中国远征军在这里跨过江抵达印度英帕尔。
生活在这里的华侨杨正今年64岁，他的师傅当年曾目睹中国军人从这里渡江，“上至康地，下到旁宾，都是过河的中国军人，听说死了很多人。”
康地县南呆寨子的傣族老人岩坎告诉《望东方周刊》，当年中国兵过钦敦江时，死了上千的人，“我们用木船渡他们过江，汉人兵不会坐船，身上又背着很重的东西，他人抢着上船，结果一船一船地翻，汉人兵不怕死，船翻了，人冲走了，我们把船拉回来，还是抢着上船。”
康地的华侨蒋家润曾做过马帮的头目，他回忆说，在1953年，他带着马帮跟随缅甸边防军去攻打梭罗寨子，最后收缴了很多的武器，翻译官说，那些武器都是十多年前汉人兵路过时，死了的人落下的，“那加山上的‘野人’，还杀死了我们许多人。”
蒋家润还在被称为“野人山”的那加山里的准枯寨子里找到一位幸存的老兵。这位老兵姓王，来自四川，是家里的独生子，18岁出来当兵，在国内打了几年仗，后来远征缅甸。在撤退过程中，他晕倒在南永山上，被那加山的一位老人救了回去，病养好后，他成了这位老人的女婿。
“那加山里的人，一直被称为‘野人’，以前就不穿衣服，有自己的语言，别人听不懂。”蒋家润说，“可怜这位老兵，独自一人和那加山的人生活在一起，他只能自己去学说‘野人’的话，他听到我给他说汉话，一边泣不成声，一边说，‘我们四川人，当时接出来上万名的壮丁，能回到家的不知道有几个？’”
因为这些特殊的偶遇，2007年12月5日起，蒋家润请了30位高僧，在康地举行了一个七昼夜的超度水陆法会，并放河灯2500盏于钦敦江上；2010年2月，已经到缅甸曼德勒生活的蒋家润重返那家山区，在康地建立了中国远征军纪念碑，“每每想起那些死难在野人山的中国孤魂野鬼，我常常夜不能眠。”
中国军人的白骨，成为反攻的指路牌
在缅甸西北部的曼西镇南进村，村长乌巴莫告诉《望东方周刊》，离村子约莫20公里的地方有一条河，是乌尤江的上流，在那里，有一个地名，叫地由乌。乌巴莫边说边用手模仿擦眼泪的动作。陪同我们的翻译惊叫起来，“地由乌，翻译成汉语，是中国人哭的意思，那是二战结束后，缅甸人专门因为中国人起的一个地名。”
乌巴莫进一步解释说，在二战期间，有一帮逃命的中国军人来到这里，乘坐竹筏顺流而下时，突然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礁石挡住了去路，所有的中国军人都着急得哭了起来。
那帮逃命的中国军人的命运已无从可考，但可以确信的是，这个在战争结束后，由缅甸人专门因中国军人而起的一个地名，却不被中国人所知。
《望东方周刊》随后在乌巴莫的带领下来到地由乌，结果发现，那个挡住中国军人逃命的礁石已不复存在，河床被淘金者挖得七零八落，四处都是淘金设备的轰响声。淘金者中，有一位老板是华侨，进一步打问，他的父亲竟然也是中国远征军，但对地由乌地名的来历，以及这段悲壮的历史，也是一无所知。
而另一位没有跨过江的将军齐学启，亦是让人痛惜。
时任新38师政治部副主任的孙克刚在回忆文章中说，新38师副师长齐学启在撤退途中，到第五军野战医院看望负伤的新38师官兵，当时伤兵已得知，前面已没有路，不管伤情都要靠两条腿走路，见到副师长，悲喜交集，齐将军看到从战多年的兄弟凄情惨状，答应带他们离开，这时日军正在大举增援，齐将军买了几头黄牛，让不能走的伤兵骑着，到了钦敦江岸，编竹筏，漂到霍马林以南8英里，日军骑兵追来，机关枪扫射，仅有两三个人逃生，齐将军下落不明。
直到1945年5月14日，重庆《大公报》仰光专电：齐学启于3月8日为寇刺伤腹部，伤重逝世。原来齐将军被日军俘虏后，被关进了仰光的战俘营。
《望东方周刊》曾看到一份仰光战俘营幸存者、美国空军技术军士John Boyd的回忆文章，“齐将军完全拒绝帮助日本人，此举招来日军对他酷刑鞭打，尽管如此，他总是笑对同伴。”
John Boyd说，日本人找来汪精卫政府的人，试图说服他加入，“只要他在一份文件上签个字，他就可以获释，但齐将军笑着拒绝了。”受日伪南京政府的怂恿，一个中国士兵用刀刺中齐将军下腹，最终齐将军不治身亡。
每每想起那些在野人山死难的兄弟，原第五军军部作战参谋邹德安都会泪水长流，“可悲的是，他们没有死在战场上，却因错误的指挥而饿死在路上。”稍感安慰的是，一年多后，中国驻印军的反攻势如破竹，“反攻的时候也是在原始森林里作战，没有路，那一排排中国军人的白骨，就是我们的指路牌。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打到密支那，为我们死去的兄弟报仇。”
在缅甸的英多、霍马林等多个地方，《望东方周刊》都碰到了前来祭拜亡灵的日本人。询问酒店的老板，他们都会说，来的外国人中，日本人、中国人、俄罗斯人最多，“日本人是来祭祀祖先，找祖先遗骨的，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是来挖金子的。”
当年的“白骨街道”已经隐没于缅甸经济开发的大潮中，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继承和记忆，或许只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文字。
⋯⋯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
---穆旦于1945年9月，《森林之魅 ---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感谢常博先生、厦门莫耐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云南普洱德福经贸有限公司为此次采访提供支持)
下期预告：打到密支那，中国驻印军所向披靡。战争终于胜利了！但我们真的是胜利者吗？战争结束66年后的今天，我们发现，密支那所有的远征军墓地，早已被夷为平地，而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却到处修建了祭奠亡灵的慰灵塔、镇魂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