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新育

　　3月12日下午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农业部的记者会引起了众多关注。去年开始，粮价的一路攀升引人注目，民以食为天，粮价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政治问题，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对中低收入阶层打击最重，因此攸关社会稳定。今年年初以来社会动荡席卷西亚北非众多阿拉伯国家，在某些国家达到了更迭政权战的地步，究其起源，直接的导火索便是高失业率和食品价格“一马当先”的通货膨胀压力。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跟踪的粮食价格指数在2月份已经爬上236点的高峰，为1990年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自不待言，即使是在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模范生”的亚太地区，某些亚太国家的粮价和其它农产品价格涨势也令人坐卧难安：孟加拉国1月份粮价同比上涨33%，其中大米价格在一年之内猛涨50%；印尼粮价上涨23%……

　　石油和水利的危机

　　说起来，中国农业发展成就可观，截至去年，中国已经连续7年实现粮食增产，粮食进口量只占全部消费量的1%，目前粮食库存达到了年消费量的40%，远远高于国际通行标准。在3月12日的记者会上，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总经济师陈萌山也发布了安民告示，表示去年冬季以来蔓延众多地区的干旱对今年夏粮生产无严重影响，丰收有希望。但中国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足，后天压力巨大，处境不容乐观，在开放经济环境下更不能指望置身国际粮食市场压力事外。

　　“饥荒的国度”——这是新中国建立前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称呼。确实，以中国历史上饥馑冲击之多，给人以这种看法不足为奇。饥荒频发源于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足。纵览历史与地理，与古希腊文明生长的爱琴海区域不同，中华文明诞生在一片深受季风影响而气候复杂的地区，自然灾害频发。

　　也正是在应对饥荒挑战的压力下，农业成为“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中国更是将农业文明推进到全世界登峰造极的巅峰。直到清朝，雍正仍然大声宣布：“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商皆其末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从1980年代起，饥荒的阴影才逐渐远离中国人。到2008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52年的288公斤提高到了399公斤，中国创造了以世界10%耕地养活22%人口的奇迹。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近期还是中长期，中国农业生产都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就近期而言，农业生产投入价格上涨正在损害其比较收益和农民生产的热情，其中油价上涨的冲击至关重要。毕竟，现代农业号称“石油农业”，无论是农业机械，还是化肥农药，都离不开石油和石油制品。西方国家主要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本来就奠定了油价等大宗商品暴涨的基础，席卷西亚北非的动乱又给油价火上浇油，日本大地震虽然在短期内减少了石油需求，从而压低了油价，但重建工作全面开始后石油需求和价格必定反弹回升，福岛核电站重大事故倘若严重阻碍核电发展步伐，又会给油价增添新的动力。

　　目前，对于拥有众多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中国农民而言，每亩粮食夏秋两季净收益不足700元(这是河南周口市市长徐光在2011年3月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提供的数据)，本来就不如外出打工半个月的工资， “民工荒”已经从沿海蔓延到内地，加薪潮席卷各地，农民外出务工收益进一步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关键投入成本进一步上升，对农业比较受益和农民生产热情的损害可想而知。

　　就中长期而言，农业基础设施荒废是我国粮食和整个农业生产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从账面统计看，近30年来有效灌溉面积总体上仍然持续扩大，2008年已达5847.17万公顷，但近两年的水旱灾害让我们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灌溉渠道大量废弃问题暴露无遗。

　　制度上的问题

　　事已至此，如之奈何？在近期内，需要应对的是石油等农业生产基础投入品价格上涨和由此造成的农业生产比较收益降低问题。必须明确，在国际市场高涨的能源价格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我国继续人为抑制国内成品油价格的弊端已经远远大于可能存在的利益，这种制度在激励国内的成品油消费、激励国际市场炒家肆无忌惮抬高油价、恶化产业结构、污染环境、造成交通拥堵等方面的“贡献”已经广为人知，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环境下，这一体制通过削弱财政稳定性进而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稳定性的风险正日益突出。

　　因为几乎所有国家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低价成品油体制都建立在财政补贴基础之上，我国也不例外，而财政虚弱与货币危机之间素来存在不解之缘。近几年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等国经济几度动荡，就是如此，而这些国家政府财政脆弱性的根源之一就是扶摇直上的能源价格补贴，特别是成品油价格补贴。逐步理顺成品油价格，有助于巩固财政，进而巩固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而且，成品油价格补贴制度使得高收入阶层享受的补贴超过低收入阶层，不仅不合经济效率，也完全违背公平原则，逐步取消，势在必行，在这个问题上决策者不能屈服于私车族的舆论压力。但在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的同时，需要继续通过补贴等制度，降低其对农业之类弱势基础产业的负面冲击。

　　对于粮食主产区，我们需要加大力度实施与粮食产量挂钩的财政转移支付补偿制度，激励地方政府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在消费环节，需要有序逐步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借此提高农业生产比较收益，激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为缓解此举对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冲击，可以同时增加对其补助，同时继续确保政府储备粮食对粮食市场行情的干预能力。须知在死亡200万~300万人的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中，饥荒成因很大一部分就应当归咎于粮商的投机。

　　就中长期而言，需要正视问题，努力采取实际行动维护和发展我们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在这个问题上，新世纪以来中央指导“三农”工作的第八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2010年12月31日)让人们看到希望，要抓的是落实。

　　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关键是投入。需要下功夫解决水利田间工程、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问题，而要做到这些需要巨大投入。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农业曾经是中国工业化积累的主要来源；1950~1979年，农业为工业建设提供的资金约4500亿元，近年来政府对农业采取了“多予少取”方针，农业税已于2006年完全取消，但这种“予”不应仅仅表现在改善生活方面，更应当表现在改善生产条件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