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老专家反对交流特高压“三华联网”规划
他们大都年逾古稀，有的甚至已过90高龄；他们曾多年在国家及地区电力系统及相关规划设计、科研院所担任要职，本可以在家安度晚年，却选择了“退而不休”，在一个在他们看来事关“国家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上，长年奔走呐喊，坚持表达不同的声音。
他们对抗的是中国最大的电网垄断企业——国家电网公司及其交流特高压“三华联网”规划。这个规划，主张通过交流特高压线路，将华北、华东、华中三大区域电网强联成一个统一运行的独立电网。
在老专家们内部，对交流特高压技术本身也有争论；但他们在反对国家电网公司的交流特高压联网上并无分歧。他们都直指，国家电网公司为了达到垄断目的不考虑经济合理性，对此深感忧愤。
但现实令他们失望和沮丧。他们的努力若石沉大海。
从2005年至今，在国家电网公司强力推动的交流特高压项目建设进程中，反对的声音被日渐边缘化。
在发表了反对或者仅仅是保留意见之后，这些老专家们被渐次排除在项目相关论证会议和验收之外，公开发行的专业杂志和综合报刊不再刊登他们的文章。他们只有一而再、再而三地上书，希望引起决策层的重视，重新论证交流特高压联网的可行性。
时至今日，交流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已然建成投产，虽备受质疑却罩以“全面成功”的光环，更大规模的全国交流特高压联网也进入核准的关键时刻。
蒙定中的安全情结
2004年10月，美国。正在此间参加一个重要国际会议的蒙定中，接到国家电网公司通过中国电力科学院发来的邮件，邀请他参加年底的 “交流百万伏级输电规划论坛”。
邀请的专家名单共有24人，除了蒙定中，还有原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司长吴敬儒、原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绍俊、原电力规划总院规划处处长丁功杨、原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规划处副处长曾德文等。这几人正是后来23名联名上书者的骨干。
84岁的蒙定中是电力领域的著名专家，退休前系电力部生产司高级工程师。他出生在广东肇庆，小学和中学在香港度过，至今仍持有香港公民的身份。他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建国后曾在东北电管局工作，负责苏联援助的“东北电网改造”工程，曾用苏联录波设备分析电网事故，以及研究继电保护改革措施。
70年代中国电网事故频发。为此，蒙定中被调到北京，参加工作组研究分析国内外电网，后来还参加了《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下称《导则》)的制定工作。此《导则》于1981年正式颁发，20年后再度作为电力行业标准发布，至今仍被电力业内视为权威。
蒙定中多次参加国际大电网会议并发言，为国际大电网委员会和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会员，对国际电力技术发展趋势了如指掌。
蒙定中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中国自《导则》执行以来近30年没有发生重大停电事故(停电损失超过800万千瓦)，主要得益于按《导则》建立的“分层”“分区”“分散外接电源”的“三分”电网结构，以及由继电保护四统一建立的“三道防线”。
世界范围内近些年来共发生了22次重大停电事故，如果算上日本福岛核电站安全事故引发的大停电，则为23次；其中美国最多，有6次，欧洲和北美加起来发生了14次。
对国际停电事故有深入研究的蒙定中发现，从电网结构分析，91%的重大停电都发生在区域庞大的自由联网结构中，一有故障即连锁反应全网。以美国为例，偌大的美国只分成三个大区，其中东区面积占了美国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而区内没有用直流分区。
2004年，蒙定中得知国家电网正筹划交流特高压全国联网，心中非常着急。在他看来，如果建全国的交流特高压联网，中国将走上比美国现有超高压交流联网更不安全的道路，后果将非常严重。
回国后，蒙定中与昔日东北电力科学院同事、著名高压电网专家王梅义见了面。王梅义以阻抗原理质疑交流特高压经济合理性，更坚定了他的判断。
蒙定中不理解，交流特高压已被国外数个先行运行和试验的国家证明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上都不可行，中国为什么要重蹈覆辙？
蒙定中不理解，其时，蒙定中已从电力部退休了15年，在香港定居。交流特高压全国联网规划起步，改变了蒙定中安逸的生活。2006年，他决定搬回到北京。除了可以离子女近一些，另一个原因便是为了工作的方便。“特高压工作对我来讲很重要，在这(北京)做比在香港做有效得多。”蒙定中说。
这几年中，他与王梅义经常坐在一起讨论特高压问题。如今，王梅义已经去世。而蒙定中感觉到老友冥冥中的注视，他的特高压呼吁还在继续。
吴敬儒：既支持也反对
国家电网公司原定2004年底的那次“论坛”，最终并没有举行。蒙定中11月间就将写好的报告发到电力科学院，他一直在香港等候，但音讯全无。
论坛的取消，是因为国家电网公司高层人事变动。2004年11月1日，前国家电网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赵希正离职，就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理事长，接替他的是国家电网公司原来的二把手刘振亚。
据原国家水电部计划司司长吴敬儒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早在成为一把手之前，刘振亚就对发展交流特高压联网“坚决赞成”。接替赵希正之后，他立即着手交流特高压全国联网的规划。
“他认为既然做了规划，就不需要讨论了。”吴敬儒说。原定2004年底举行的论坛就此取消。
79岁的吴敬儒是23名上书专家之一。他还担任过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国家开发银行电力信贷管理局局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吴敬儒就提出发展交流特高压，只是内涵和今天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实施的特高压并不一样。
吴敬儒上世纪50年代曾在苏联学习，正逢苏联研究试验110万伏交流特高压。此后，吴敬儒一直密切关注交流特高压的国际研究和应用进展。
在他看来，国外交流特高压商业应用的失败，主要是因电力需求增长减缓、核电发展受挫。吴认为，核电通常修在沿海，发电容量大，距离用电负荷中心较近，用交流特高压输送较为合适；而中国的用电需求增长会超过想象，进一步增加了建设大容量交流特高压的合理性。
1989年，时任国家能源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的吴敬儒曾问过华北电网设计总工，从内蒙古向华北通过交流特高压送电要不要，对方当时回答不需要。这并没有打消吴敬儒对交流特高压的积极性。2003年，他和另一个专家曾到国家电网公司征求发展特高压电网的意见，时任党组书记、总经理的赵希正没有表态，但二把手刘振亚态度积极。
吴敬儒最初被国家电网公司奉为上宾。他在2005年第三期的《电网技术》上曾撰文“我国特高压交流输电发展前景”，主张大力发展特高压交流输电。这篇文章被复印多份在国家电网内部广为散发。
不过后来的事实表明，至少在两个核心问题上，吴敬儒和国家电网公司的官方意见相左。
一是煤电特高压。国家电网公司认为输煤输电并举，但应优先发展输电。在煤炭产地建火电厂，通过交流特高压向外送出，以缓解铁路运输的部分压力。
吴敬儒是电力系统出身，本能愿望是多输电少输煤。但是在对两者经济性做了深入分析后——早在1956年担任华北电网设计总工时，吴就研究输煤输电的问题，他发现“比下来(输电)不经济，差3倍”。最初他怀疑是不是电价不合理所致，但用成本来做，“结论还是差不多”。
吴敬儒由是得出冷静结论：输电比输煤投资大，隐性成本高，能耗要高出近10倍。加之中国产煤地多缺水，必须使用空冷机组(即用空气冷却)，这比水冷机组多耗煤至少6%以上，不利于节能减排。国家电网公司宣称空冷机组和水冷机组“能耗差不多”，在吴敬儒看来，是“胡说八道”。
吴敬儒与国家电网公司主张异议的第二个问题便是全国联网，后改为“三华联网”。这也是他在反对意见上选择签字的原因。因为建议书反对的是“三华联网”，而非交流特高压本身。
吴敬儒认为，现有电网结构已经是“三纵三横”了，没有必要再建一个交流特高压网。交流特高压投资巨大，“不能搞多了，搞多了就不合适了”。
吴敬儒对交流特高压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并不为国家电网所喜。国家电网公司曾高薪聘吴为国家电网公司顾问。在晋东南—荆门交流特高压试验示范工程上马后，因吴屡屡提出一些保留意见，国家电网公司的会议就逐渐对其关门了。
最可悲的是不让讲不同意见
85岁的蒋兆祖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在京半个多世纪的工作生活并没有改变他浓重的浙江诸暨口音。
目前，这位原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已然成为这场反对交流特高压战役的中心人物。他经常和各方面专家开会讨论。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蒋兆祖和中国投资协会的其他领导，包括已经过世的前投资协会大中型企业委员会副会长陈望祥，为国家电网的交流特高压“三华联网”问题给国务院和发改委领导打过不少报告。
蒋兆祖早在1958年调到当时的国家计委工作后就一直跟能源打交道，做过燃料动力局局长，后来又到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前后共40年。其间经历过很多重大项目的评估，包括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送等，甚至包括香港新机场的建设。
参加过诸多重大项目规划、评估的蒋兆祖，深知项目越大，往往争论也越大。比如三峡就争论了几十年。但在国家电网公司交流特高压项目上碰到了问题，问题不在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而在“不让讲不同意见”。
特高压规划启动后，国家电网公司很快下了禁令，不许系统内的人讲不同意见；行业报刊如《中国电力报》也收到指示，不允许刊登不同意见。
“当时我听到一些同志的反映说，现在最可悲的问题是不让讲不同意见。”蒋兆祖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忆道。
他听到了很多不同意见，于是以投资协会名义召集了两次座谈会，每次请七八个专家到场。“没好好论证，就要搞全国一张网，这怎么行？”
第一次座谈时，时任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工程院院士韩英铎就提出，在现在普遍使用50万伏电网的情况下，有必要再叠加一个100万伏的网架吗？
在两次座谈会的基础上，蒋兆祖写了第一个关于特高压的报告——《关于发展特高压电网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于2005年5月25日上报给温家宝总理。
报告直言，“根据有些专家提出‘要找个讲真话的地方讲点真话，让上级领导了解真实情况’的要求，邀请了长期从事电网规划、超高压输电工程研究的工程院院士、专家、教授”，归纳了“十个问题，两点建设”。
报告认为“特高压电网建设前期研究工作要严格按照科学、稳妥、可靠的原则，有序推进，切忌匆忙上马”；“电网公司设想的特高压电网规划，既没有国家能源和电力中长期规划作依据，也没有经过咨询中介机构论证、评估，不具备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
三天后，5月28日，温家宝批示，要求在此基础上由国家发改委来组织论证。6月21日，发改委在北戴河组织召开特高压输电技术研讨会。蒙定中再次受邀进京，此次得以成行。
拉锯战和“被工作”
抵北戴河次日晨，蒙定中正在房间用餐，一位时任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走了进来。这位副总与蒙是老相识，蒙定中在部里工作时，他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进来。
该副总开门见山，热情邀请蒙定中到国家电网公司当顾问。“您到下面各个电网去看一看。”接着他话锋一转，“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交流特高压全国联网(那时还不叫‘三华联网’)；最好您帮忙，别反对了。”
蒙定中没领情。他的分组发言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稿正是原为2004年底的论坛准备的报告。
北戴河会议是蒙定中“被工作”的开始。以后数年里，他习惯了和国家电网博弈。
2007年，他上书温家宝总理获批示，“国家电网领导便马上让电科院的副院长来找我”，并专门为他在电科院开了个会，“院长、院士、总工都来给我做工作，还来了个国家电网的副总”。会议进行半天，却只留给蒙十多分钟。蒙定中也有准备，把给总理的报告打印出来，一人一份。
他当国家电网公司顾问的事，自然没有下文。
北戴河会议开完后，按惯例，会议纪要和内容应单独向国务院总理上报。但据蒋兆祖了解，相关文件最终是放在其他文件里，简单交待了过去。
北戴河会议并未影响国家电网公司交流特高压试验示范线的核准。
一场拉锯战由此拉开。反对的一方既有单独作战，如蒙定中，也有集团作战，如中国投资协会。据蒋兆祖介绍，投资协会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多次向上反映。
前年去世的投资协会前大中型企业委员会副会长陈望祥，解放前是清华大学地下党员，和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燃料工业部工作。1988年水电部撤销，他担任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首任秘书长。陈生前以敢言、坚持说“应该说”的话而特立独行于电力系统内。
陈望祥对国家电网公司发展交流特高压的规划持明确异议，写过很多不同意见的文章。
早在2005年5月24日，陈望祥在发改委主办的《中国经济导报》上撰文“未来电网是‘特高压’吗？”，提出要做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一是输电方案的比较；二是输电容量的比较；三是线路走廊的比较；四是系统稳定分析比较；五是设备制造的比较；六是国际经验的比较。
陈望祥最后总结：“国际经验”正说明“特高压输电技术”不是完全成熟，“可行”并不是“一定要行”。实施“特高压国家电网”的计划，必须慎之又慎。
当时有很多人去做陈望祥的工作，但都被拒。“他是挺硬的一个人。”蒋兆祖说。
今年1月30日，国家电网在给23名专家的回复信中表示，“对不同意见会十分重视”。专家们的经历让他们对此表态的诚意持怀疑态度。
2005年北戴河会议后，部分专家曾联系《中国经济导报》，希望刊登不同观点的文章。此事被国家电网得知，派专人去向编辑施压。这家直属发改委的报纸没有让步，蒙定中等人的七篇文章以“专家谈特高压电网建设”为题问世。
2010年8月，《中国能源报》曾开辟一个“各抒己见”栏目，专论特高压电网建设。几位业内专家发文，反对用交流特高压建设“三华联网”。据该报有关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早在栏目开通前，国网方面就来打过招呼，要求不要刊登反对专家的文章并派一位副总到报社“协商”。《中国能源报》没有妥协，但到9月6日，这个栏目终被终止。
“我们还得说，说到底”
原电力规划总院规划处处长丁功扬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国家电网领导看重的是要在全世界占领制高点、世界领先。”只是，在这位国家电网建设公司顾问看来，“交流特高压的世界制高点已被前苏联在近30年前就占领了，而且实践效果不好。”
对于交流特高压“三华联网”规划意图，这些专家们看得很清楚。
“大家都不搞的东西为什么中国还要搞呢？因为将来电网分区域运行的话，国家电网公司就没有必要存在，它要把全国连起来，由国家电网管理，国家电网公司就永远存在了。这是垄断，不是技术，更不是科学。”蒙定中说。
蒙定中认为，“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电网的表述——“完善区域主干电网，发展特高压等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先进输电技术”，似乎听取了专家的一些意见，没有出现“三华联网”，而是区域主干电网；特高压前面也没有加“交流”这个定语。
不过，这一表述仍然很模糊，没加定义也意味着操作者有灵活的腾挪空间，就像铁道部曾用“客运专线”来代替“高铁”挤入“十二五”规划一样。
漫长的拉锯战还将持续。结果会怎样，没有人知道。在23名签名反对特高压的专家中，包括一名电监会在职官员杨名舟。
为什么主要是已经退休的老人们在继续这场斗争？一位电监会官员感叹说，无论在电监会还是国家能源局，私底下反对交流特高压上马的人很多。“但大家也不好公开反对”。
蒋兆祖感叹说，也只有他们这些人，“还在继续讲下去”。
“我看到搞‘三华联网’要将近1万亿元投资，搞交流特高压电网也得4000亿－5000亿元投资。不经过认真的论证、研究，草草实施，就要列在‘十二五’规划里，实际上是在任意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
丁功扬70余岁，曾参加过三峡工程的论证，常常觉得失望：“现在不像以前了，以前大项目该不该上，怎么上，是真讨论，是尊重技术尊重经济合理性的。现在开个论证会台上都支持，私下都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领导掌握着资源，要干就必须干，只需要专家来论证正确性。我们说真话说了这么多年，没有人听，有什么用？”
蒋兆祖鼓励他说，“我们还得说，说到底，历史会站在我们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