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记者 尹 佳 本刊记者 陈统奎 | 发自天津、北京

　　保尔森被称为“最了解中国的美国财长”，在布什政府的财长任期内，他开创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奥巴马政府升格沿用，成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保尔森此次来华，可称之为“环保之旅”。4月4日，他到中国的第一天，便奔赴天津参访了由中海油投资的新能源公司天津力神电池。4月7日，保尔森又出席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对话保尔森：全球能源瓶颈与可持续发展”活动，与中国经济学家们探讨中美如何在开发新能源与技术层面开展合作。而保尔森的夫人温迪 · 保尔森是瑞尔保护协会(RARE)前主席，也是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国际理事会前任副主席。

　　“环保先生”保尔森

　　《南风窗》：您现在是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听说您有意在博鳌论坛举办NGO招待会，这在博鳌论坛历史上是第一次吧，您希望通过这个活动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保尔森：我曾与很多杰出的环保NGO合作过，作为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主席，多年以前我就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自然保护工作。我和太太在和这些环保组织人员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有机会深入了解到他们在做什么，理解他们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所做的努力。因此，在博鳌举办NGO招待会，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注意到中国的环保组织并对它们产生兴趣。

　　《南风窗》：环保是与公众息息相关的事业，中国环保NGO也非常多，有没有计划推动中国环保NGO与美国环保NGO的互动与合作？

　　保尔森：我认为我并不需要去“推动”他们进行合作，他们很自然地就走到一起了。中美两国的公众有共同的诉求，就是对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以及美丽的自然景观的需求，因此公众会乐于支持环境保护事业，环保NGO们正反映出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诉求。多年以前，我致力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成立亚太理事会正是出于推动中美合作的目的：将美国最先进的环保实践经验带到中国来，同时令美国人对中国美丽的自然景观产生兴趣。

　　《南风窗》：生活上，您是一个反“美国化”的人，崇尚简约。而中国人却一直在“美国化”的过程中，至今不能停下脚步，非环境友好消费和生活方式比比皆是。您想对中国消费者提点什么建议吗？

　　保尔森：首先要说的是，我爱美国，身为美国人我感到很骄傲，但是我在美国的确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我所居住的并非豪宅，只是乡村的一处普通居所，我喜欢进行户外运动，我没有昂贵的轿车，平时都喜欢骑自行车。如果要我提建议的话，我想不仅仅是对中国的消费者，对世界任何国家的消费者我都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美国人所建立的这种生活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因此不能把它当成一种模仿的典范。我们看到了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繁荣与中产阶级的崛起，这是件好事，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发展壮大的权利，但是，在繁盛的同时，我们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要更加敬畏自然。你不可能让13亿中国人像西方人那样，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昨天在北京大学的对话过程中我也提到了这一点：人类需要自然，比自然需要人类更强烈。坏消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好消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将运用新技术与可替代能源来解决问题，但是主观上，人类也要学会不去浪费能源。

　　以我个人的成长环境为例，小时候只要我的洗澡时间超过1分钟，我父亲就会冲进来朝我泼凉水，并且大声呵斥我：“汉克，你在干嘛？打肥皂的时候，可以把淋浴关掉，冲洗的时候再打开。”所以直到现在，只要打开淋浴的时间过长，我就会充满罪恶感，我的孩子们也和我一样节约用水。

　　“全球领导者”

　　《南风窗》：您曾透露说，当需要召开全球领袖峰会的时候，布什总统决定是叫G7还是G20；在做决定前，美国咨询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您因此说，“我们因此知道中国愿意扮演重要的领袖角色。”您觉得，在G20中，中国扮演着什么角色？

　　保尔森：嗯，我的确这样说过。中国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体中占据重要位置，在获益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责任便是领导者的责任，因此，我认为中国在G20中将扮演日趋重要的领导者的角色。

　　《南风窗》：中国人很想知道，美国说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更多投票权和发言权，是不是真心的？

　　保尔森：首先，在我做财政部长时，就强烈支持IMF能够赋予中国更多的投票权，我同时支持中国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IMF这类组织成立的年代较为久远，并非它们在成立时就对中国抱有成见，而是那个年代的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地位还并不重要，而IMF进化的步伐比较缓慢。当前，全球经济体亟待进化以适应新的世界格局，IMF也要跟紧步伐进行改革，优化机制结构，付诸实际行动。

　　《南风窗》：中国已经有不少人在讨论如何当“全球领导者”，但说到承担责任时，又说西方发达国家忽悠我们承担超过我们实力的责任，中国人这种担忧是否有道理？

　　保尔森：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问题：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奇迹，它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反常的：一方面，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仅排在世界第100位左右，因此，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与此同时，中国离不开世界经济体，因此，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之一，必须成长起来，对自身的责任应有所担当。

　　《南风窗》：最近关于货币战争之类的讨论在中国也议论纷纷，有的人说，美国无节制地印美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您愿意为美国做点解释吗？

　　保尔森：我想这一点我无须做过多解释。首先，我理解公众对美元的关注，因为美元是世界性储备货币，即便2007年，美国遭遇了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元仍然是安全的避风港，因此，美元汇率引起广泛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前任财政部长，我不便对当前美国的货币政策作过多评论，但我坚信一点，无论当前的政策如何进行阶段性的调整，它的初衷都是要巩固美国经济，造福于美元、造福于美国、造福于世界。我始终支持强势美元，因为它符合美国经济利益。我想之所以有批评的声音，正因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存在差异。

　　《南风窗》：这次金融危机复苏过程，中国GDP成为全球第二，这个事实对中美经济合作是一个什么信号？

　　保尔森：这个事实传递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我在很多场合反复提及过，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美需要更具创造性的合作模式，也意味着中国将承担重要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特别是在全球市场中。

　　“快速推进改革开放” 

　　《南风窗》：很多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美国为什么希望中国汇率升值？

　　保尔森：我认为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汇率升值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对世界有利，也可令中国在贸易往来中增加自身货币政策的自由度，归根到底，这对中国有利。

　　《南风窗》：由您开创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平台，目前已经升格。听说，德国也希望跟中国搞类似的政府间高级别对话。不过，也有质疑声，说这类对话雷声大雨点小。从中美来说，战略对话最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

　　保尔森：我认为这个对话带来的最大利益就是中美两国能够建立互信关系，一旦有问题发生，本着相互理解的宗旨，我们能够尽快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战略对话机制促使两国之间进行定期交流，意味着两国之间不是一方对另一方训话的关系，而是相互尊重的关系，聆听彼此的心声，这就是战略对话的价值所在，我在做财政部长时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南风窗》：之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您说中国在未来的数年中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亮点。但话锋一转，又提醒中国人“没有哪国的经济发展会一帆风顺”。您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内，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

　　保尔森：中国经济的繁荣得益于中国的领导者和中国人民，我认为历史上从未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经历如此飞速的经济发展。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能够永远一帆风顺、稳固不变地发展下去。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走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与行政管理机制相结合的道路，经济发展不断壮大，愈加复杂，也越来越与全球经济体相融，面临的难题也会不断涌现出来。我认为中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改革开放进行的速度与节奏，因为中国的稳定发展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因此，快速推进改革开放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南风窗》：当王岐山跟您说，中国没有老师了，您觉得这对中美合作意味着什么？您担忧未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美国因素的积极作用降低吗？您希望中国还应坚持哪些改革？

　　保尔森：正如王岐山所说的，美国遭遇金融危机，中国的老师有麻烦了。这次金融危机为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思索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与教训，管理机制的老化问题，经济膨胀速度过快，政府在房地产过度投机政策的失利以及宏观调控失衡。但是，我依然认为能让中国受益良多的改革开放进程应坚定不移推进，同时中国应扩大向外资开放领域，因为这也将造福中国，提升中国的市场竞争力，一些美资企业进驻中国也将为中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