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检方谈李庄案证据疑点
2011年4月22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
重庆检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引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表示李庄案撤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不得再行起诉
本刊记者/郭虹
重庆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菁日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问，谈及李庄漏罪案的证据疑点等问题。当本刊记者问到，李庄案是否会再次提起公诉时，张菁引用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表示：“撤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不得再行起诉。”
中国新闻周刊：检察机关当初基于什么理由提起公诉？公诉时掌握了哪些证据？
张菁：检察机关在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全案证据材料时，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李庄的行为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应依法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
指控证据已经在李庄案开庭审理时向法庭进行了举示。这些证据包括李庄在孟英挪用资金案中担任辩护人的相关书证；证实李庄实施引诱、教唆徐丽军违背事实改变证言行为的多名证人的证言；上海有关法院确认“王德伟投入上海事久金汤休闲娱乐有限公司资金额为100万元”的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确认孟英“指示金汤城公司的财务人员，将王伟德等人交至金汤城公司的投资款中的人民币50万元，以银行本票的形式存入其个人银行账户，并用于归还个人助业贷款”，构成挪用资金罪的刑事判决书；徐丽军在孟英挪用资金案中出庭作证改变证言的庭审记录等。
中国新闻周刊：在庭审过程中，辩护方举示了哪些新的证据？从什么途径得到？
张菁：庭审过程中，辩护方举示的证据，主要是确认王德伟和徐丽军向金汤城公司投入资金额100万元的民事判决的有关证据材料，和证人徐丽军于2005年8月接受上海市某法律服务所两名法律工作者调查时陈述关于徐丽军、王德伟投资金汤城公司情况的录音资料。根据辩方陈述，录音资料系从李庄家中其移动硬盘内提取。其余材料系律师向有关单位收集。
中国新闻周刊：辩护方与公诉人举示证据之间的矛盾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导致认定李庄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证据存在疑点”，疑点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菁：矛盾主要体现在，究竟是徐丽军自己主动改变了证言，还是李庄引诱、教唆她改变证言。
该案的疑点体现在，通过审查辩护人所举示的证据，显示证人徐丽军在2005年8月向上海市某法律服务所两名法律工作者陈述：她当初意图向金汤城公司投资100万元，但金汤城公司股东朱立岩以100万元投资金额太小而不同意。徐丽军就私下与孟英进行了商议。孟英向徐丽军表示，开业以后不会让徐丽军吃亏。后他人询问徐丽军，孟英是否向徐丽军出具字据，徐丽军自称“又不是投资出什么条”。
该证言，既与徐丽军2005年3月向孟英挪用资金案侦查人员所作证言证实100万元款项是投资款相矛盾，又与徐丽军2010年向重庆司法机关书面控告内容和六次接受重庆警方询问所陈述的100万元是投资款的证言相矛盾，从而导致认定李庄在2008年7月实施引诱、教唆徐丽军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事实存在疑点。
中国新闻周刊：法院如何看待公诉方撤诉的请求？
张菁：江北区人民法院合议庭休庭后，经过评议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在判决宣告前，要求撤回起诉的理由成立，并裁定准予撤回起诉。
中国新闻周刊：疑点会否进一步补充侦查，会不会再次提起公诉？
张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举证、质证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公诉人在辩护人举示新证据后，发现辩护证据与指控证据存在矛盾，导致认定李庄在2008年7月实施引诱、教唆徐丽军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的事实存在疑点。休庭期间，对该新证据进行了核实，并经本院监察委员会研究，决定对本案撤回起诉。
该案的撤回起诉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的办案原则。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五十三条的规定，撤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不得再行起诉。★
法治的力量
个人和权力至上、漠视法律，给我们民族的教训太惨痛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里，法律和法治的观念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社会公众的内心。公平的法律与公正的司法，对于当今的中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司法作为人们解决纠纷、冲突的最后手段，除了解决具体的问题，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化解纷争，消除对立，重建对社会的信心
本刊评论员/秋风
世人关注的李庄漏罪案在4月22日以案件起诉方——重庆江北区人民检察院的撤诉画了一个分号。无论下步事态如何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司法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会得到保障。
此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因为某种程度上，它可以看做中国法治建设走向的风向标。
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对本案的撤回起诉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检察机关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的办案原则。这个说法和举动，令人感到欣慰。
任何社会都会有问题，贫富分化，人与人的纠纷、冲突，理念、价值观的对立等等。因为，人与人毕竟是不同的。有不同，有冲突，就需要协调，此即古人所说的“和”。法律、尤其是司法，就是“和”的一种手段。法律通过“定分止争”，化解纠纷、冲突，通过恢复正义，让人们相互调适。
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由于价值观失落，由于社会快速变化超出人们调适的速度，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强与过弱同时存在，人们之间的分歧、冲突，相当严重。法律正是维护社会公正、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保证。
公平的法律与公正的司法，对于当今的中国，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和平时期，司法作为人们解决纠纷、冲突的最后手段，除了解决具体的问题，还承担着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化解纷争，消除对立，重建对社会的信心。
个人和权力至上、漠视法律，给我们民族的教训太惨痛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里，法律和法制的观念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社会公众的内心。
当下，社会结构的过分紧张与情绪的极端化，实在是因为在各项制度、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正义不同程度的缺失引起的，那么，司法作为所有人寻找救济的最后渠道，如果能够及时而有效地生产正义，人们紧张到接近崩溃的情绪就可以得到抚慰，而逐渐平静下来。李庄案第二季的审判，目前就已经发挥了这方面的效用。
更进一步说，如果司法领域能够源源不断地生产正义，那不仅可以提高人们对于社会秩序的信赖，也可以反过来对于司法之外的规则、政策的执行过程，对于规则、政策的制定本身产生影响，倒逼这些公共活动趋向于公平、正义。
当然，无人能够确定，李庄漏罪案的第二季是否代表着普遍性，足以开辟或标志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新时代。但在这个案件中，律师、检察官、法官和社会公众之间大体上还算良性的互动说明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法制建设，法律专业人士和社会大众的法制意识已经得到空前的普及和提高。而在任何国家，这都是司法公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
当然，人们事先对李庄漏罪案的忐忑也表明，司法在部分公众的心目中，还不是那么可信。这些年来，人们的秩序焦虑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司法不公引起的。而李庄漏罪案作出尊重事实，尊重法律的裁决，显然与审理的公开性有极大关系。从一开始，这个案件就完全暴露在舆论之下，庭审也是相当公开的。公开让司法理性获得了支配整个审判过程的机会。
这向人们提示了司法自我提升的法门。有学者曾担心，围绕着案件的汹汹民意，可能影响司法的独立、专业判断。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司法本身缺乏足够独立性，无法专业地依据法律本身进行判断。这个时候，民意就是司法的朋友，民意的关注、舆论的介入，实际上可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保证司法的专业性。
也就是说，在当下中国，公正的司法本身是一个有待于构造的制度，而舆论就是构建这个制度的一种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舆论与法律人将会同步成长。由此，一种更为公正的司法制度将会逐渐形成，人们对秩序的信赖、信心可以增强。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的途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