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迎战新的国际竞争

　　表现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竞争”，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水平竞争”，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联竞争”

　　文/韩保江

　　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后的世界经济，由于危机影响程度和摆脱危机的速度不同，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力已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一员，中国率先走出危机，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9.8万亿元，折合6.04万亿美元，进而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5%。尽管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在世界100位以后，但作为一个经济体已成为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

　　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贫穷落后大国在短短30多年中迅速崛起，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具魅力，而且使世界政治多极化具有了“真实的内涵”。因此，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冷战思维的惯性，还是担心中国崛起的威胁，中国的强大都会让不少国家绷紧神经。尽管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中国的未来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全新的国际竞争。这种全新的国际竞争将更加呈现出“全维性”的特征，不仅表现为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赶超与反赶超的“垂直竞争”，而且表现为中国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争相拓展发展空间的“水平竞争”，还表现为中国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互相帮带且夹杂摩擦的“关联竞争”。

　　从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维度讲“垂直竞争”，是指中国仍要以发达国家为榜样和追赶的目标，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发达国家也绝不会停滞不前，其不仅会从危机中吸取教训，且会继续利用在高新科技、军工产业、文化教育和金融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努力控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制高点，甚至还会利用气候谈判、碳核查以及新旧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的出口和快速发展，赶超与反赶超的矛盾会日益突出。美国明确提出“再工业化”战略。2009年12月公布的《重塑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指出，要优先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技术清洁能源产业，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和高生产率的生物工程产业、保持航空产业的领导地位，加快发展电动汽车、积极培育纳米技术产业等；在《奥巴马-拜登新能源计划》中提出，今后十年内将投资1500亿美元，重点发展新能源产业。欧盟也提出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用于“绿色经济”发展。日本于2009年年底发布《面向光辉日本的新成长战略》，提出重点发展环境与能源、健康两大产业，到2020年创造100万亿日元左右的市场。而中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科技的战略目标，这就不可避免要在这些领域与发达国家“过招竞争”。因此，认真研究发达国家的国家竞争战略，知己知彼，才能把握胜算。

　　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维度讲“水平竞争”，是指在国际市场空间、能源资源储量、生产要素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大国之间为了各自国内经济发展而展开的国际市场、能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之间争夺与反争夺。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发展“角力”看，俄罗斯欲重振昔日的霸主辉煌，印度、印尼等也想做大做强，加之来自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的压力，中国难免要与其在市场、能源资源和生产要素等方面产生竞争，特别是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将面临来自这些国家的强有力竞争。

　　从发展水平比我国低，但与我国利益相关的维度讲“关联竞争”，是指中国与传统友好的众多亚非拉国家和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仍要保持传统的友好和援助关系，但由于在气候变暖、能源资源开发等方面不可避免会发生“不愉快或分歧”，由此形成了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微妙的竞争关系。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插手怂恿的情况下，还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外部风险。

　　因此，必须潜心研究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全维竞争关系，既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又积极“有所作为”，坚定走好“抢先发展、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和包容发展”之路。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这为中国改革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不断培育发展新优势，才能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

　　同时，还需在多边、平等、互利的框架下，与各国、各经济体以及跨国企业开展广泛的经济、政治、科技乃至军事合作。这样，既有利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也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很多领域仍处在国际分工体系的末端，中国的制造企业还未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因此，只有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通过学习和吸收别国管理经验和技术，才能缩小差距，奠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