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记者_徐卓君 摄影_刘浚

　　我睁开双眼，首先嗅到的就是陌生的环境和同类各异的气息。

　　老实说，来了几天后，我一点都不喜欢笼子里局促的空间，不喜欢隔壁可卡让人厌恶的体味，还有对面哈士奇装模作样的神态，但这儿至少不颠簸，更没有狭小车厢里排泄物堆积践踏后的恶臭—从男男女女的唧唧喳喳声，我总算搞清楚，原来这地方叫北京小动物保护协会基地。

　　不速之客

　　一大早他们就在打电话，语速飞快、气势汹汹，当他们俯身探望我们时，则变得很有耐心，眼神里流露出怜悯—与我以前的主人完全不同—他们礼貌地作着自我介绍，什么来着，我想想，对了，—志愿者。

　　我并不需要怜悯，也压根没觉得自己是什么保护动物，对这些人的好意，我不太配合地吠了几声。

　　“嘿，土狗，你还别不领情，”斜对方笼里一只白净的贵妃发起牢骚，“都是你们这些家伙，霸占了我的床铺，吃着我的口粮，还抢走了我的玩具……”

　　她喋喋不休地抱怨，说这个基地本属于他们500多条名犬，可是现在由于我等不速之客来临，被迫蜗居在笼子里。“你真是行大运，昨天还是人家的盘中餐，今天却成了座上客。”

　　“听说网上有400万人在为你们辩论，”一只自称萨莫耶的白色大狗凑到笼边低声问道，“你们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一片聒噪中，我忽而觉得累，伸长舌头喘起粗气。

　　……

　　迷糊中，我感觉到有人在摸我的鼻子。

　　“你病了，”我有气无力地瞄了下，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姑娘，“别怕，量下体温”，然后她用抱歉的语气表示“要打针”。还说我得了犬瘟热，幸好是初期，但要注射什么“高免血清”。

　　没记错的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打过针，好像也有几天不吃不喝，浑身发热，但后来喝点水，不知怎的就没事了。记得主人曾说土狗命贱，和中国人一样百毒不侵。

　　打完针，我喘息着趴在笼子里，添了一口水，但没胃口吃东西。

　　我断断续续地醒来，总是看到不同的衣服出现在我面前。这些工作人员大多很年轻，衣着得体，和给我打针的姑娘一样，看起来挺和善。

　　我没睡觉的时候，看到他们多数时间都在忙着打扫院子，清洗笼子，给同伴们测体温、喂食。我有点同情他们，院子里东西实在太多太乱，根本扫不干净。

　　忙碌的同时，他们也自言自语，说全职的工作人员不过10来个，根本照顾不过来，“要在网络上招募志愿者来现场做义工。”

　　偶尔也会有一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过来，每来一次，我的同伴就少一些，它们被送到好多家动物医院去了，但一直都没有回来。我听到人们在窃窃私语，狗瘟要开始了，赶紧送到医院去。我有些担心，狗瘟就相当于人类的癌症，很难好的。在我的老家，不少同伴得了狗瘟之后，就会被打死。

　　身边陆续有同伴倒下，工作人员郁闷地和我们聊天，说北京很多动物医院都不肯接我们基地的狗了，怕我们携带狗瘟和细小病毒传染，不少人声嘶力竭，仍然没能找到医院接受病倒的同伴。

　　年轻的志愿者们倒是不介意，偶尔也会抚摸我，陪我玩一会儿，我慢慢没那么抗拒了。但是，一条脾气不好的同伴在例行体检时突然咬了一个姐姐的腿，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随后一个哥哥赶忙把它塞进笼子里，叹了口气，“这些狗狗太可怜了，你别介意，赶紧去打针疫苗吧。”

　　最让我意外的是，这里每天有吃不完的食物，倒进我盘子里的经常都是一些闻所未闻的狗粮，营养品、药物被随手丢在空地上，都快堆成了山。工作人员说，这是一些爱心人士送给我们的。

　　只是这里没有自由，我和多数受伤的、生病的狗一样，被关在笼子里，等待医院的召唤，只有少数健康状况还不错的被允许在院子里走动。

　　我渴望自由。

　　我是一条土狗，我的故乡，在河南农村。

　　故乡

　　在老家河南，我是二黄。很多人见了我都怕，他们叫我土狗。刚才，隐约听到几个工作人员的讨论，他们说我也有学名，很可能是中华田园犬，还是日本什么秋田犬的祖宗。

　　我觉得不如土狗好听。

　　我有点想念家乡和主人。

　　我主人是个老实巴交的河南农民，他说4年前一不忍心，就把我从路边捡回来。主人脾气不算差，虽然挨过他的几脚，但和隔壁李家的大毛天天挨揍比起来要好多了。长大后，我的工作是看家护院，不让毛贼顺手牵羊。

　　我一直以为会在乡下的院子里终老，直到隔壁的大毛被卖给了城里来的收狗的人，他被拖上车时哀鸣不断，听得我毛骨悚然。

　　收狗人也游说主人，说200块钱，划算！

　　于是，我的自由被狗贩子花200元买到了。

　　我很快便见到了更多的陌生同伴，其中一个有些岁数的老家伙叹息，说我们会被宰杀，成为人的盘中餐。我不太相信，主人要吃我的话，还不早动手了。但他们都笑我傻。

　　这让我对新主人有些警惕，总是尽量不让他靠近。见状，他说不会把我们运去狗肉馆，而是去远方的工地。

　　随后，我就稀里糊涂地来到城里的卫生检疫部门，被人粗粗摸了一遍过后，打了一针犬五联疫苗，据说可以预防狂犬病、犬瘟热、犬副流感、犬细小病毒病和犬传染性肝炎。

　　折腾完这些，就上路了。

　　我被胡乱塞进一个4层、2米高货车笼子里，铁栏杆已经锈迹斑斑，在每层十五六平方米的笼子里都有100多位同伴，其中很多是和我一样，但也有零零星星的异类。他们说自己出身名门，但我不太相信，否则怎么和我们为伍呢？

　　货车里空间太小，很多同伴都不得不整个身体蜷缩在一起。我还算幸运，被塞在靠近栏杆的位置，呼吸到一点相对新鲜的空气。在未来5天的旅途中，无法动弹，没有食物，没有水。

　　车厢里散发着恶臭，我们都顾不上尊严，排泄物满地都是。体弱病残的，很快就支撑不住了。在我旁边有一条金毛，很不习惯这种待遇，在哀嚎了一宿后，浑身战抖地歪倒在地，呕吐不断。另一个怀有身孕的母亲更是不幸流产，子宫都脱了出来，羊水裹着血的场景，我看得心惊肉跳。

　　转机

　　路途中，司机郝小毛告诉我们少安毋躁，如果不出意外，会在5天后到达长春。我们中还有余力的同伴，则以骂声回应。

　　我渐渐觉得体力不支，这时车子接近一座大城市。旁边的京巴兴奋起来，说这个地方叫北京，据说是这个国家的首都……

　　这和河南没啥区别啊，也像个大工地，看着不远处庞然大物轰隆作响，我心中正嘀咕，还没来得及细问，只听到了刺耳的刹车声，伴随着惊慌的咒骂。剧烈的震动让大家人仰狗翻。

　　定睛一看，原来是刚超车的一辆簇新的奔驰，拦住了货车的去路。我们的司机郝小毛跳下车来大声嚷嚷。

　　对方自称是小安，说是什么动物保护者，因为看见车里的哈士奇、金毛等名犬，才把我们拦了下来。

　　小安和郝小毛理论时，郝似乎有点怕他，说话的语气都不像对我们那样。双方僵持了一阵，小安声称要联系媒体、爱狗人士和动物保护组织。

　　很快，一个端着奇怪机器的男人围着我们的车转圈，我听到那个机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伴随着一道道的闪光。同伴中的一个老伙计说，这是相机，我们有救了。后来我听见他向别人介绍他是自由摄影师，叫见鹏。

　　不过当他第一眼看到我时，似乎有点失望。我看了看同伴，大多和我长相类似，不由琢磨，莫非真如那个金毛所说，这些人是来救我们的？

　　很快，警灯响起，一些自称通州区张家湾派出所的警察赶了过来，把我们转移到附近一个收费站出口的路肩上。那里有几个人等着，让我失望的是，他们并不打算带我们去工地，交涉了半天，我隐约听到他们说郝的检疫证明是合法的—原来，这是通州区动物防疫检疫站的工作人员。

　　警察高声强调，司机郝小毛的手续齐全，无法根据现有的法律扣留这辆货车，意欲把我们尽快放走。但是，密密麻麻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特别是下午6点后，越来越多，我们被围了起来，车也越来越多，甚至堵住了收费站的出口。不明就里的我们不免有些害怕起来。

　　天色渐暗，我们越发惊慌。突然有刺眼的光线照过来，几个黑影蹿上2米多高的铁笼，踩着栏杆哐当作响。身旁的京巴哆嗦个不停，“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肾上腺素飙升，我们也都狂吠起来，似乎这是生命中最后的呐喊。

　　爬到车顶的人，似乎想把我们连着铁笼子推下去，我的神经绷得更紧了。转眼间，我看到一张张急切的脸，不是那种想置我们于死地的神情，而是混杂着焦急和关爱。这种神情，一年前，我曾在主人尚未出门打工的女儿那里见过……

　　水的味道，我闻到了，还有食物散发的香气，以及消毒药水的味道。

　　我听见人群中的一些抽泣，另一些人则大声交涉着，他们似乎不打算让我们走。

　　混乱中，警察们拿出大喇叭，高喊“经有关部门查证，他们有合法的检疫证明，请大家不要扰乱他人的工作和生活”。

　　“放狗！放狗！放狗！”人群此起彼伏地回应。僵持到夜里11点钟时，人越聚越多。我看到货车前拉出一道警戒线，周围的人群被疏散开了一些，警察们告诉司机，要他赶紧开车走。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上善基金会来了！有人靠近过来说，有机构要出钱解救我们。

　　当在双方价格上争执不下时，一个姑娘甚至扑通跪在司机面前，哭着哀求放了我们。我有些错愕。第二天凌晨2点时分，欢呼声又起，原来上善基金会和乐宠公司一共花了11.5万买下我们，15个小时拉锯战之后，人群开始散去。当我醒来时，我们已经在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基地里。

　　我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每几天就有我们这样的一辆货车经过，装满了来自乡村和城市的土狗，送到长春或者东北的某个城市，在那里，我们的同伴会被电杀、剥皮、制成狗肉煲……这是狗肉之旅，这是一条土狗，成百上千条土狗的命运……

　　余波

　　一个姐姐过来了，对了，她就是前面我提过的基地里被咬破了腿的那个志愿者，我听见她和其他人兴奋地交谈，说通过网络直播整个截车救援过程，有将近400万人参与了这个事件的辩论。

　　随后，她的电话响了，说了几句后，她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高速拦狗是见义勇为。狗长期作为人类的伴侣动物，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分子。如果关在车上的是你的家人，你能不去救吗？”

　　电话里一个男人的声音反驳：“狗的经营者以卖狗为生，持有合法的手续，法律赋予他经营的自由。你们这些动物保护者阻断交通，阻止经营者经营，不但是违法的，也是非常不道德，他们侵犯了经营者的人身自由、影响了交通秩序，并强迫交易……”

　　她态度坚决地否认小安在高速上把我们拦下来“滑稽而危险”，声称这并不触犯法律。

　　他们吵了半天，我还是不太明白，听起来买走我们的人受到法律保护，我们却没有法律保护？

　　挂断电话，几个志愿者又唉声叹息，长期以来国内只有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人类猎杀野生动物；除此之外的动物，比如我们这些土狗，无论是被虐待，被宰杀，被食用，都不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我现在才知道，被救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由于爆发了狗瘟，我的同伴们已经有一半被送往北京的各家宠物医院，我在基地里听到最多的就是缺人、缺车、缺粮、缺药、缺钱—什么都缺。

　　工作人员无奈地告诉我们，虽然某网站高调宣布，要负责这我们的后续治疗、检疫、喂养等全部费用，但是，例如一家动物医院收治了39个同伴，一天的治疗费用保守估计也要三四千元……给我们治病、绝育，再养上10年，大概需要1000万的资金。

　　看着志愿者们为难的表情，我猜这大概是个天文数字。

　　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那只能派上用场的土狗，并不想成为人类沉重的包袱。

　　但现在似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未来怎么办，我听到志愿者们私下里议论，哈士奇和金毛这样的纯种狗倒不担心，等到他们出院之后，没准会有大明星来领走。而我这样的土狗，没有好的血统，就难办了，不会有多少人对我们这种土狗感兴趣的。

　　我可不想在笼子里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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