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

　　《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特约撰稿戈叔亚 | 缅甸密支那报道

　　“几年前在这里种菜时，还挖出过骨头和子弹。”李光钿指着自家院子里的花园说。李光钿是中国远征军71军28师的一位炮兵排排长，曾驻守怒江。抗战结束后，流落缅甸密支那至今。

　　李光钿的家在密支那第二小学的南面，学校的北面，是一条高埂，也被叫作第一条马路。这条马路高出地面一两米，是中国驻印军反攻密支那时和日军争夺最为激烈的一个地方。

　　1943年10月雨季结束后，中国驻印军展开全面反攻。始于1944年5月17日的密支那攻防战，则是整个缅北反攻战役中最为激烈艰苦的一战，中国驻印军历时两月多，以伤亡6600余人的代价，攻下了这座战略重镇。

　　密支那第一条马路的南面，包括第二小学以及李光钿家的所在地，都曾是中国驻印军第50师阵亡将士的墓地。

　　自从在院子里挖出过骨头后，李光钿把菜园子改成了花园，种了满园的玫瑰，五颜六色。

　　老兵自己用小刀挖出弹头

　　“在第一条马路北面的一棵大树上，有一个日本人脚已经残废了，他被绑在树上，用机枪打中国兵，打死了好多人。”李光钿虽然是滇西远征军，没有参加过入缅作战，但流落缅甸之后，他听说了很多这样的细节。

　　居住在缅甸九谷的蔡振基，曾是第50师150团的译报员，有一天午夜，150团接到上级总攻命令，包围密支那，“上面有我们的战机向敌人轰炸，后面有炮兵支援，打得非常激烈。当时是雨季，坑道里都是水，战士们就泡在水里和敌人打仗，日军的工事相当坚固，且暗堡多，非常难攻。”

　　“从印度雷多反攻开始，中国驻印军一路就没有打过败仗。”蔡振基告诉《望东方周刊》，“部队在前面打，后面就是美国的筑路队和油管敷设工程队，紧随其后一步步往前推进。”

　　蔡振基所说的这条新修的路，就是后来被称作的史迪威公路。此外，密支那又是缅北滇缅公路上的重镇，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中国陆路对外通道全部失去，国际援华物资只能绕道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通过危险且运输成本巨大的“驼峰航线”。而同时铺设的中印输油管，在当时则是世界上最长的油管。

　　如今，这些被废弃的油管，被制作成电线杆或者围栏，遍布整个缅北。

　　时任《武汉日报》随军记者的戴广德，在回忆文章中说，1944年5月17日，美国第十航空队飞机成群结队地飞临密支那上空，炸弹像冰雹似地倾落在密支那，敌人狼狈逃命。下午一点钟，我军占领了整个机场。18日，新30师89团降落在飞机场上，“从此后，敌我展开了主力战，我军使用火焰喷射器对市区进行猛烈的‘火攻’。”

　　四川省金堂县的老兵杨耀胜，曾是新30师第90团的一位士兵。“老子高兴惨了，我们都是美式装备。”杨耀胜提到密支那一役，非常激动地对《望东方周刊》回忆，“飞机在密支那机场一降落，我们就抱着枪开始打了。”等到真正开始打仗，他才发现有些美式装备并不合适，“密支那当时是雨季，我们穿的美军大皮鞋动不动就粘在泥里，太沉，过水坑的时候游不动，还不如光着脚。”

　　而就在杨耀胜兴高采烈地述说这些精彩的细节时，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的营长就是在打密支那时，头部中弹牺牲，营长是好人哪！”杨耀胜说，他的营长当时还是中共地下党员，湖南湘潭人，看到连长经常打他，就把他调到营里当司号员。

　　密支那一役，也给杨耀胜的屁股上留下一颗弹头，直到2008年，伤口又开始发炎，杨耀胜就自己用钳子和一把小刀把弹头挖出来。至今，疤痕仍然十分明显。

　　密支那成为一片废墟

　　钟云清的连长也死在了密支那。

　　钟云清的家在广西北流，目前居住在缅甸曼德勒。抗战爆发后，按“三抽一”的规定，他毅然报名参军。1943年，中国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钟云清被编入新38师，乘坐飞机抵达印度受训，任上士班长，随后参加了缅北大反攻。

　　大反攻一路势如破竹，但中国远征军付出的代价亦是相当惨重。

　　钟云清记忆最深的是大反攻时，他所在的班新补充了5名战士，而这5名战士刚上战场就全部牺牲了，掩埋好他们的遗体，钟云清才想起来还不知道他们的姓名，随即失声痛哭。这时，连长劝慰他，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等打完仗了，再来给这些兄弟立碑。没想到，连长在后来抢夺密支那机场的战斗中也牺牲了。

　　“在密支那，中国驻印军打得非常辛苦，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二战史研究专家晏伟权告诉《望东方周刊》，他的岳父潘裕昆就是攻打密支那时的第50师师长，“密支那攻防战到了最后时刻，日军负隅顽抗，强攻损失过大，师长潘裕昆少将决定组织敢死队智取，感人的是，应募人数大大超过了所需名额，150团少尉排长崔复生没报上名，放声大哭，要求把自己的名字添加进去。”

　　“8月5日，我军完全占领密支那及附近区域，终于结束了80多天的激战，敢死队功不可没。”晏伟权说。

　　战后流落缅甸的老兵王子安曾是新38师野战医院的一名少尉，他认为自己能活下来，就是因为自己是军医，在后方工作，“真正在一线打仗的人，能活下来的不多。”即使如此，危险还是时常发生，在反攻密支那的战斗中，他和5名医疗兵到前方的救伤所准备工作时，突然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王子安被炸翻的泥土掩埋，等他从土里爬出来，发现5位医疗兵已经全部牺牲。

　　原中国驻印军新30师90团二少校翻译官卢少忱向《望东方周刊》回忆，密支那收复当日，他随部队进入市区，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全城几乎没有一处房屋完整，原本茂盛的树木已枝叶无存，日寇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腐烂臭气冲天。

　　美国第236工兵营号兵Raymond Kappila向《望东方周刊》回忆，当年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密支那机场的抢修，“当时运输任务紧，晚上就在跑道两边点燃篝火引导飞机起降，但总有些家伙开着P-40战斗机从南端冲出跑道，掉到江里。”

　　2005年，Raymond Kappila重返密支那，但他未被允许进入当年作战的密支那机场。无奈之下，Raymond Kappila拿出随身携带的旧军号，站在铁丝网外最后一次吹响熄灯号。他所在的连队，当年有36个兄弟战死在这里。

　　被永远铭记的日本军人

　　密支那战役，连同发生在滇西的松山战役、腾冲战役，并称为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战场的三次“玉碎战”。即使日军当时的战报，也称密支那战役“全员英勇玉碎”。

　　其实在密支那战役中，有大约800名日军逃走。

　　在云南腾冲被俘的日本老兵吉野孝公回忆录中有一个故事：

　　日本投降后，日军俘虏在被送到汉口途中，一名年轻的俘虏赶上来问：“听说你们是缅甸的部队，我的父亲是水上少将，谁知道他的情况？”队伍中有人回答：“令尊阁下已经在密支那战死了！”这位年轻人表情木然，尔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根据《望东方周刊》从日本获得的资料，这名年轻的战俘叫水上澄，被遣送回日本后，多次前往密支那，并于上个世纪90年代在伊落瓦底江为父亲立了一块“镇魂碑”。他的父亲水上源藏是日军在密支那的最高指挥官，最后被逼至江边的一棵大树下拔枪自杀。

　　在许多日本幸存老兵的眼中，水上少将让人“尊敬”。资料显示，在密支那战斗的最后关头，日本33军司令部向密支那守军发来电报：水上少将死守密支那。当时在起草电报时，有人就质疑，应该是“水上部队死守密支那”，但时任33军高级参谋的政信坚持要这样发。政信后来回忆说，他这样发是有原因的，在诺门坎(内蒙)战役中，就是因为不准士兵撤退，后来回来的士兵都上了军事法庭，他之所以发这个含糊的电报，就是在最后时刻，以牺牲水上少将而换取更多的士兵活下来。

　　水上源藏显然是看懂了这份电报，在最后时刻，他命令残部突围，而他本人，则以自杀来执行了“死守”的命令。

　　板口睦就是密支那战役中的幸存日本老兵，晚年时他重返这里，在水上源藏自杀不远的地方，捐建了一个卧佛寺，随同卧佛寺竣工的还有大门东侧的“招魂之碑”，碑文上说，在密支那，3400名士兵像樱花凋落那样英勇地战死了，水上源藏少将自杀，他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历史之中，“战争虽然失败了，我们将永远铭记日本军人为国家所作出的牺牲⋯⋯”

　　云南恒益集团公司驻缅甸工作人员苏祖葵告诉《望东方周刊》，他每次去密支那出差，都要去看一下令人深省的“招魂之碑”，细心的苏祖葵发现，碑体上使用的雨花石总数正好3400块，与碑文中提到的日军在密支那阵亡人数相同。

　　下雨的时候，还能听到打仗的声音

　　在密支那的一个十字路口，还有一个日本人修建的慰灵塔，塔顶上的钟表是来自日本的西铁城。

　　居住在十字路口东南角的华侨陈国胜说，大约20年前，有几个日本和尚找到他的母亲，说是准备在路口修建一个塔，但他们家门口三棵高大的椰子树挡了风水，希望能砍掉，作为交换，对方给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台录音机。没想到，等修好后，才发现是一个慰灵塔，“母亲至今还很内疚。”

　　慰灵塔修好后，陈国胜每年都会看到有大批的日本人来这里鞠躬。后来，他又重新在家门口种了三棵树。

　　看着日本人一批一批地在家门口祭祀亡灵，陈国胜心里时常会有些酸酸的味道，“密支那当年有很多远征军的墓地和纪念碑，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去扫墓。”

　　陈国胜所说的“当年”，已经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的事情了。生活在这里的老华侨艾元昌告诉《望东方周刊》，密支那最少有三个驻印军的墓地，分别是第14师、新30师、第50师，但后来因为败退缅甸的国民党部队打败了缅甸正规军，一气之下，当局捣毁了这些墓地，“推土机把墓地夷为平地，尸骨到处都是。”

　　有很多年长的华侨，还清楚地记得第50师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师长潘裕昆的题词：壮气冠河山，青史长留忠勇迹；英魂昭日月，黄土难埋敌忾心。

　　第50师的墓地所在地，现在已经是密支那第二小学，校长是一个缅族中年妇女，名叫海开努，她告诉《望东方周刊》，她是1990年到这个学校，盖一个小房子时，发现了很多的尸骨，后来学校的学生就经常因各种意外受伤，北面的高埂上，经常会有汽车翻下来，她认为是惊动了亡灵，就请和尚来念经，之后就很少出现这种情况了。

　　位于密支那三公里的密支那第二中学，曾是新30师阵亡将士的墓地。校园的门卫同样说，以前建学校时，发现很多尸骨。

　　密支那的另一个墓地位于恩仁区第五组，这里的住户多比由告诉《望东方周刊》，即使是现在，周围的住户修建房子还能挖出尸骨，“以前的话更多，除过尸骨，还有炮弹，药瓶，注射器，有些尸骨，手里还握着刺刀，尸骨一碰就碎了。”

　　“下雨的时候，这里经常能听到打仗的声音，能听到很多人在喊，还有枪炮的声音。”多比由激动地说。多比由的多个邻居，也都提到同样的说法，“那是你们中国人，他们的灵魂没有得到安息，你们应该把他们迁走安葬，或者请和尚为他们念经。”

　　那是一场发生在雨季的战争。

　　原新38师汽车兵杨伯方生前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当年孙立人军队每打完仗，都会留下一些伤兵守墓，说等战争结束之后，就接这些亡灵回国，“谁能想到，他自身也难保。”

　　在密支那，就留有看守墓地的伤兵。艾元昌说，他们分别是广东的周朝贵、湖南的刘龙，以及一位姓石的四川兵，“但他们后来连自己都没有回得了国，死在了密支那。”

　　我们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缅甸战役结束后，杨耀胜回了国，随后又经香港前往东北，参加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

　　其实即使在缅甸战场上，也发生过“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事情。

　　“日本18师团没少死人，但有一天清理战场时发现，怎么打死的日本兵身上还有中国字呢？后来团长告诉我们，关东军中有中国东北人呢，鬼子占领中国东北，强迫中国人当炮灰。这种情况，在台湾也有呢。”杨耀胜说。

　　让人唏嘘的其实不止于此。《望东方周刊》在缅甸实皆省的一座山上，发现一个日本人立的纪念碑，上面竟然写着“台湾同胞战没英灵纪念碑”，立碑者称“为在大东亚战争中作为日本兵士出征的台湾籍众英灵祈福，并为战后五十年尚不能亲自参拜同胞者代立此碑”。

　　前往东北的杨耀胜，后来又随同部队起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印迹依然跟随了一生，即使他多次改名：黄万成、黄良、杨朋⋯⋯

　　在采访杨耀胜时，躺在床上的他时而大笑，时而大哭。

　　“我们没有战死，但我们活得很痛苦。”居住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建达告诉《望东方周刊》，两次见到杨建达，他手里都拿着一份2005年的《联合早报》，报纸已经泛黄，但被一张塑料纸精心地包裹着。这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历史包袱和政治偏见》谈的是中国远征军的文章，也提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反思和救赎，文章结尾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去访问八路军老兵的温馨场面，看到一些城市用彩车欢迎八路军老兵的动人情景，但若也有国军抗日老兵的身影出现，其中，一定会令人感到圆满温馨和由衷欣悦。

　　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努力下，生活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都获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在老兵李光钿的家门，《望东方周刊》发现，他将领取这枚纪念章时的照片放大挂在客厅正中央，并且上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胡金(锦)涛军委核准由缅甸密支那侨团代表颁发远征军奖章”。

　　生活在密支那的老兵杨子臣曾是新38师喷火排的战士，他时常梦到死去的兄弟，“祖国给我们发了纪念章，承认我们是英雄，但那些死去的兄弟，也应该得到尊重。”

　　1995年1月28日，杨子臣联合生活在密支那的老兵李云、孙增官、黄艳麟、葛永昌等，联名向缅甸国家秩序建设委员会提出申请，重建远征军烈士墓，“吾辈亲历战斗，幸而生存者亦垂垂老矣，实不忍令维护国际正义保卫人类和平之神圣史绩就此湮没，浴血奋战壮烈捐躯之忠魂无所归依。”

　　“我们几位老兵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缅方终于有所松动，但我们现在老了，我们也没有能力，这件事情又被搁置起来。”2011年3月15日，杨子臣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而当年上书缅甸中央的5位老兵，时仅剩李云和杨子臣在世。

　　杨子臣的家在密支那一条繁华的大街上，不远处，就是日本人修建的大佛寺，每年，他都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来到这里，这个在密支那打败了日本人的中国驻印军老兵，难掩内心的失落，“你说，我们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在采访结束仅仅12天后的3月27日，《望东方周刊》得到消息，杨子臣去世。

　　(感谢常博先生、厦门莫耐旅游用品有限公司、云南普洱德福经贸有限公司为此次采访提供支持)

　　下期预告：采访组一行在缅甸寻访月余，终于在八莫找到了残存下来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墓碑，虽然只剩下半块，但毕竟是找到了一个可以为先烈下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