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石勇

　　近段时间，有一个叫董藩的“专家”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他背后有着可以吓唬老百姓的头衔：“房地产专家”、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董藩的名言是，“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觉得不过瘾，他继续放言：“对高学历者来说，财富意味着奋斗意识和汗水，贫穷意味着无能、懒惰、耻辱和失败。”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董藩是在自我炒作，以便在以后获取更高的“身价”。但是，就是这一低级的炒作，却在公共领域引发轩然大波，一些人对此表示赞赏，比如房地产大佬任志强，一些人呼吁“宽容”，但更多的人被激怒。

　　“专家”的价值观：仇穷=励志？

　　舆论注意到，“房产地专家”董藩并不是第一次出言不逊。在此之前，他有过诸多雷人言语，甚至不惜挑战公众的智商。比如，在为畸高的房价进行辩护和鸣锣开道时，他就高呼“不买房是反人类”、“空置率较高是天大的谬误”、“房产税是违法的”、“未婚同居者增多刺激购房需求”、“在房地产宏观调控决策上，只听老百姓的意见是错的”等言论。

　　在说出这些话时，董藩始终洋洋得意，甚至还标榜自己是“开发商的走狗”、“政府的御用文人”甚至“人民公敌”。站在房地产商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一边，他似乎不在乎得罪人民群众。

　　但是这次，达到炒作目的后，他好像开始在乎了。在无数批评声中，他赶快澄清，争辩说自己这样说只是为了激励学生。这些有点“仇穷”的话，被他包装成了“励志”之语。

　　就言论自由而言，发表这类言论——无论它是多么低级的错误——是董藩的权利。公众事实上也尊重他的这一权利。但是，行使一项权利，并不意味着在法律和道德上都可以得到辩护。特别是董藩这类言论，只能说不违法，但在道德上并不正当。从道德上讲，作为专家、教授，如果他有对社会的责任意识，是不应该讲出这种变相羞辱穷人、加剧社会矛盾的话的。

　　一眼就可以看到，董藩的话并不像一些主张对他宽容、甚至赞赏他的人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他是教师，而不是成功学培训师。灌输给学生什么观念，应遵循师德，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尊重，而不能践踏师德。如果不是这样，就等于对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所应有的职业伦理的背弃。

　　而他的辩解也不成立，甚至可以说是强词夺理。他要对学生励志，应该在教室、他的家里等特定性的非公共空间，话语的指向对象，也应该只限于是他的学生。但是，他却是在网络微博上说这些话。这是一个开放性的公共空间，受众是任何一个可以看到他的微博上的网民，而且具有大规模的传播、复制效应。事情再明显不过：他并不是说给学生听，而是说给网民听，达到炒作自己的目的。

　　一个具有教师身份的“专家”解除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在今天已经成为“时尚”。在这方面，远不只董藩一人。

　　专家、教授这类人，无论他学术水平如何，从身份和地位来讲无疑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占据着很多资源，拥有话语权，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精英的道德要求，本来就要比对民众的道德要求高。但是在现在，这些“精英”甚至比民众对社会更没有道德上的担当。这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原因之一，也是很多人批评董藩的原因之一。因为，一旦精英撕毁契约，本来已处于不利地位的老百姓，更不能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专家为何总火上浇油

　　董藩的炒作所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晰，它相当于对房地产商撒娇：你看，我值这个钱。

　　换言之，他也许是想在公共领域积累更多的名气资本，以便和房地产商的经济资本进行交换。房地产商利用他的身份和影响力来影响房地产政策，为自己的获利，或者为房地产的掠夺模式进行辩护，而董藩则通过为房地产商说话来赚钱。

　　一些人从董藩的话中推出，他以“专家”身份所赚的可能不止4000万元，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底气这样对“学生”说话，也才有底气说高学历赚不到4000万元是失败和耻辱。也有人猜测，他现在并没有4000万元，他的炒作只是为了使他所挣的钱达到4000万元的一种手段而已。

　　真正重要的在这里：“知识”早已和资本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一些所谓的“专家”，其本人并没有像样的学术成果，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以“专家”的形象出现并和资本结盟。这样的“专家”，不管有没有专业知识，至少已不再忠于专业知识，不再具有独立性，不再守护社会的良心，而是放弃这一切操守，想尽办法去和资本交换。他们可能比谁都明白，为房奴和连做房奴资格都没有的人说话一分钱都挣不到，而为任志强之类的房地产商说话，一次出席活动也许就会赚得盆满钵满。

　　自古以来，在各种稀缺资源中，比如权力、金钱、知识、美色等，就倾向于彼此进行交换，形成一个利益同盟，就像婚嫁讲究“门当户对”一样。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有形成权力、知识、资本精英们的“精英同盟”的趋势。这三者在社会中都属于强势群体，相互声援，占据了社会上的大部分资源。这种“精英联盟”经过十多年的演化，在今天，已开始了“二代传递”的过程，就像“官二代”、“富二代”们正在上演世袭运动一样。

　　这一特点决定了“专家”们在“经济学”、“法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旗号的掩饰下，越来越露骨地为强势群体辩护。比如，面对春运一票难求的现象，“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多次说，只要火车票涨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好像不知道很多外出农民工，回家过年时为了省钱只能坐火车；比如“精神病学家”孙东东说上访者99%有精神病；比如“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说西安大学生药家鑫杀人是“弹钢琴的强迫性动作的替代动作”，好像在比赛用“知识”为强势群体服务上，谁更卖力。

　　金钱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重塑阶层、打造分配资源游戏规则的过程。在对利益的不断“调整”中，新的利益秩序被建构出来，有的人得到很多，有的人得到很少。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在今天，形成了贫富悬殊的格局。

　　“先富”起来的强势群体，很需要对自己进行认同。这一套东西只能是金钱意识形态。它以拥有金钱的多少，对人进行高档、低档的价值排序，并且说有钱就是成功和有本事，没钱就是失败和没本事。

　　金钱一旦成为成功的标准，它就不会问成功是怎么得来的，失败是怎样造成的，它只问结果：一个人是不是挣到了钱；它也只问个人的“能力”：是不是有挣钱的“本事”。它掩盖了“成功”和“失败”背后的体制问题，游戏规则的不合理问题。

　　这样，金钱意识形态就为一个有利于富人的利益秩序进行了辩护和维护，证明它是合理的。并且，它根据金钱，对人的价值进行了分等分级，有钱的人位于价值排序的高端，没钱的人则位于价值的低端，前者可以合理地歧视后者。

　　这意味着，一个人如果穷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自己辩护了，他怪不了别人，而只能怪自己没本事。不仅如此，他还活该被鄙视。

　　这已然是金钱的暴政。他让一个穷人活在巨大的焦虑和无价值中。他感觉到自己被剥夺，但是，他抗拒不了由强势群体主导的金钱意识形态。每次只要一响起金钱的声音，他在精神上就会遭受一次伤害。

　　董藩在微博上说贫穷就是耻辱和失败，相当于又挑起了民众的心头之痛，在其客观效果上，等于对民众的一次羞辱。这一伤害远比“宁愿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大得多。原因是，想坐在宝马里哭的人并不是既得利益者，而只是在金钱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表达了一种“追求”。但是，董藩是既得利益者，是维护一个不平等的利益秩序的人，这一姿态，是得了便宜后，还要对别人进行挑衅的姿态。

　　就此而言，一个“专家”的一段话，能挑起群情汹涌，引发争论，说明我们的社会蕴含了某种危机。在这种危机面前，强势群体不懂得约束自己，反而火上浇油，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