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陈统奎 海南博鳌

　　这是龙永图卸任后，他的同学、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接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后的第一届年会，2011年不仅是论坛成立10周年，也是中国入世10周年，更因为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老二，博鳌小镇也越来越像达沃斯一样，成为全球化的一个“圣地”。不过，龙永图提醒人们，“论坛不是发表声明和共识的地方，而是建立共识和达成协议进程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亚洲这样一个多元的地方，清谈时间要更多一点，不能太急功近利。”

　　中国人常把“清谈”当成一个贬义词，龙永图公开回应：“清谈俱乐部一类的称呼对亚洲论坛来讲并不是贬义词，论坛即是清谈，双边和多边政府间会议只有通过清谈才能知道分歧在哪里，共同点在哪里。”为了做到这一点，尤其是让企业家和政府领导人在同一个论坛上讲话，龙永图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也“顶住了很大的压力”。

　　今年在博鳌，清谈的主题是“包容性发展”。而全球精英能够坐在一个“茶馆”里清谈，本身就是“包容”的象征。

　　包容性发展新道路

　　龙永图在位8年，他一直想为博鳌亚洲论坛打造一个核心价值：共赢。今年，周文重首次主持论坛年会。“不是中国说了算，也不是美国说了算，而是给一个平台，让大家议论，而不是指示别人怎么做，这个就叫包容性。”海南省工商联副主席符史钦认为，中国要学会包容世界，才能让别人把中国当成自己的伙伴。“不从心里面把中国当成一个外人、一个对手，这种感觉非常关键。”龙永图亦谈到，“我们不妄求所有的外国人都把中国当成自己人。但至少把中国看成合作的伙伴，而不是一个竞争对手，更不是一个斗争的对象。”

　　对于“包容”与“共赢”的关系，龙永图自己认为不是取代，而是超越：共赢理念更多是讲国与国、大的地区与地区之间共同发展，包容性发展更多强调在一个国家经济内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阶层之间的共赢。把共赢和包容性发展结合起来，就变成一个“立体式共赢”，不仅国与国之间实现共赢，而且每个国家之间不同群体、不同利益之间实现共赢。这就使共赢理念进一步扩大了，对于共同富裕、和谐发展都有意义。

　　中国前副总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这样说：“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字典里，‘发展’从来就不是个别国家、个别人群的经济独行，不是只重速度、忽略质量的粗放式增长，也不是牺牲环境，忽略民生的GDP至上。”在一个分论坛上演讲时，曾培炎反思道：“今天全世界的财富正在迅速增长，但是繁荣并没有光荣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座的各位，也许每人都有一个iPad或者有一个3G手机。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和世界各地联系，同时在世界一些地方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南北的差距、极端的贫困、数字的鸿沟，这些问题仍然很严重，探究其背后原因，传统发展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排他性。或者由于其他的各种原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国际事务上，不同人群在参与政治、经济的活动上出现了不公平，无法共享文明、进步和成果。”

　　我们再来看博鳌亚洲论坛前任理事长拉莫斯对包容性发展的理解。今年论坛开幕前，有中国记者前往马尼拉采访他，访问结束时，他把中国记者领到位于28层的另一间办公室，指着窗外远处一片灯火通明、高楼林立的住宅区说，那是富人居住的地方。然后又指向另一片破旧黑暗的低矮建筑群说，这是菲律宾的穷人区。你们看看贫富差距有多大，菲律宾的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他说，中国在解决脱贫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使4亿人成功脱贫，但仍有一些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约1亿人)，农村地区较为落后，因此消除贫困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必须直面挑战，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也就是今年论坛的主题：实现包容性发展。”

　　对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今日中国，“包容性发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博鳌亚洲论坛这家“茶馆”里的清谈，很有必要导入现实中来。事实上，中国对包容性发展的渴求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

　　只有一个地球

　　4月15日下午，一场嘉宾级别最高的分论坛在博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议题是“包容性发展：健康有序的增长”，演讲嘉宾是福田康夫和曾培炎，讨论嘉宾是两位跨国公司老总，以及龙永图等人。

　　福田康夫在演讲中提到，很多国家和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后，很多人开始探讨发展的质量问题，当前部分国家决策者已经开始认为我们应该超越GDP至上的想法，将重点放在提高人民日常生活水平的质量上。

　　福田康夫把“包容性发展”分三个层面阐释，即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和地球村层面，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谈论“只有一个地球”的紧迫性。“我们不应该忘记本世纪国际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是地球资源有限的问题，石油、煤炭如此，金属、粮食等等问题均如此。这些都不是取之不竭的。”福田康夫呼吁降低国与国之间门槛，合作开发替代性能源。

　　福田康夫亦强调：“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成长的极限’报告，引起了巨大反响，我们认为需要一份符合21世纪的类似报告，确立不应将石油、粮食等人类社会重要资源作为国际投机和赌博的对象这样一条根本原则。”

　　有意思的是，论坛理事、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和周文重在博鳌一起举办了一个环保NGO招待酒会，美国瑞尔保护协会、中国阿拉善生态协会、姚明等在酒会上介绍了他们的环保经验。来博鳌之前，本刊记者陪保尔森走访了中国一些新能源开发企业和环境项目，他还兴致勃勃开动一辆国产纯电力驱动车跑了一个来回。

　　保尔森说：“我们不能等着政治家，或者联合国国际交流合作与协调委员会这样世界级的组织来解决问题。这需要商业来解决，也需要政策鼓励。商业上的响应需要开明的政策来鼓励。中国在政策层面有很多作为，可以在给碳排放定价、处罚低效的能源利用，以及鼓励清洁能源的利用等方面(出台政策)。”保尔森这次访华不厌其烦强调“发展新能源”的重要性，在博鳌亦如此。

　　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要重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立足于个人视角。”这是福田康夫从个人层面论述包容性发展时所言。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包容性发展不能让一个个普通的个人置之度外。

　　譬如说，排他性发展即不是“立足于个人视角”的发展模式，被专家称为有增长无发展。所谓排他性发展是指一些社会群体垄断经济发展过程，独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而被排挤出经济发展过程的社会群体，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甚微，甚至没有。这样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即一些社会群体越来越富，另外一些群体越来越贫穷，从而导致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

　　来自台湾的永丰商业银行董事长邱正雄则从正向角度介绍台湾地区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变成一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他举了个例子：张忠谋先生1980年代创造台湾基础电路公司，这个公司有一个划时代的贡献，一方面它是代工生产，另一方面创造了成千上万的本土研发人员。台湾经验里，有两个关键词，教育和创新，即研发能力帮助台湾完成了从低端加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的发展。

　　印度企业家Harsh Mariwala在博鳌提出反思：补贴是不是真的造福穷人？他介绍说，印度政府正在启动一个庞大的IT计划改造政府体系，并涵盖印度全部人口，每一个公民会有一个UID的身份号，政府通过身份号和银行把补贴直接分给个人。“印度有强烈的意愿去实现包容性增长，但印度在补贴方面支出很高，造成经济预算赤字居高不下，经常项目赤字也很大。”

　　在博鳌，不止一个人在谈教育对包容性发展的贡献。沙特企业家穆罕默德·阿尔-马迪说，与其补贴穷人，不如给穷人提供更好的教育，“政府需要牵头抓好教育工作。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工队伍对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

　　不过，教育也不是万能的。巴西Bradesco银行首席经济学家Octavio Barros在博鳌向人们介绍道，在上世纪上半叶，阿根廷可以说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但随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到现在为止，即使阿根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但由于政治的混乱、动荡，它仍然留在“中等收入陷阱”当中。“在阿根廷案例中，教育至关重要。但是光靠教育还无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