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末，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

　　作为新世纪摸清中国人口家底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六普”启动之初，便引起社会舆论高度关切。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国情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牵动多国的敏感神经，中国的人口问题俨然也成了一个“国际问题”。

　　美国有媒体认为，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会拖累目前活力四射的中国经济，劳动力总量的缩减可能会让未来的中国走向“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反方向，并给薪酬支付带来压力，进一步导致通胀率上涨。

　　印度一些媒体则从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中，“敏锐”地找到了“赶超中国”的突破口，认为印度拥有更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所以印度未来的发展更有动力。

　　不过，当代世界国家实力的竞争，早已不是人口数量的比拼，而是以人的素质和人才的竞争为核心。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早已不是单纯的数量问题，人口的结构、分布、素质越来越成为深层次矛盾的痛点。

　　纵观1949～2049年百年人口发展，1949～1999这50年，中国曾经历了人口从5.4亿增加到12.6亿的巨大压力；而从1999～2049这50年，在继续承受人口总量压力的同时，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包括城乡人口结构、出生人口性别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等，正在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稳定的主要矛盾。

　　最新普查结果揭示出中国人口国力的几大变化，如人口总量与人口素质的变化，人口流动增速迅猛、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分布不均衡加剧、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等，也都是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存在的几大变数。

　　过去30多年，我国之所以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妥善解决了人口问题，并充分利用人口资源的比较优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

　　未来10～20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战略机遇期，也是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此时，全面地认识人口问题，客观分析人口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握好新的人口变动趋势，进一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更显紧迫和必要。

　　如果能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充分考虑人口因素的新变化，因势利导，再造新的人口资源比较优势，会极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未来发展注入强大动能。相反，如果决策失误或贻误时机，任何一个人口问题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制约现代化进程、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需要把人口发展战略作为最基础的国家战略，科学谋划相关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

　　(文/杨琳)

　　“中国步调”的人口变数

　　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孔博

　　实习生关子孺

　　4月28日、2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一号、二号公报。这次人口普查是在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进行的首次人口普查，对于摸清人口国情，制定相关的规划、政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至关重要。

　　此前的4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我国人口工作进行了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问题密切相关。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人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为此次集体学习进行讲解的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学军研究员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从普查数据看，目前我国人口发展处在劳动力充足、人口有活力、布局有余地的最好时机。

　　“一方面，我们应抓住用好这一有利的机遇期。另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还没到来。”于学军说，到2030年前后，中国人口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将承受人口总量最大的压力、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凸显、城镇人口超过60%、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走向高龄化等多重人口压力，将成为影响中国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距离上一次“五普”已整整10年。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分析，此次普查数据反映出新世纪10年间中国人口国情的五大变化——人口总量和素质变化、人口流动迅猛、人口分布失衡、老龄化加速、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同时，这也是未来10～20年中国人口国情影响全面小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五大变数。

　　总量VS质量

　　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

　　“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欧洲国家趋近于0‰，发展中国家高达14‰。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一件好事”。与于学军一起为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目前中国的人口总量仍是世界第一，但预计到2030～2035年左右，印度将会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同“五普”相比，中国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每年达到劳动年龄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大学生生源数量将逐年下降。

　　“但是，当代世界的国家实力竞争早已与人口总量关系不大，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翟振武说。一组数据可以印证这一观点：西方发达国家总共7.7亿劳动人口一年创造36万亿美元的社会财富，而中国9.3亿劳动人口2010年GDP为6万亿美元。“这表明体现人口素质的劳动生产率上，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甚远，要特别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质”。

　　同“五普”相比，目前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一项人数上升最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

　　2010年，中国连续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目标直指教育提质，提出“进入世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比拼人口总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比拼才是国家竞争的实质。中国以上所作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为中国未来10～20年储备‘人口竞争力’”，翟振武说，中国的人口素质如能得到较快提升，将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配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较优势。

　　人口流动迅猛

　　与“五普”相比，“六普”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1亿人，增长81.03%。这给多位人口学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连呼“意外”。

　　“在转型时期，世界各国都曾出现人口的迁移、流动。但是这么大规模的摇摆、潮汐式流动，且其中40%都是年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说，可以预计，中国人口的流动在未来仍将持续，城镇化浪潮还将继续。

　　北京大学人口学所穆光宗教授说，2.21亿的人口流动，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重要推手，但同时又凸显出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提出了实现“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课题。

　　“我们只能说中国有6.66亿人居住在城镇，而不能说中国有6.66亿城镇居民，因为在这6.66亿城镇居民中，有四分之一左右是持有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这个数据的背后有很多问题要回答、要解决”，于学军说。

　　他所指的很多问题，既包括如何让这些已经居住在城镇的流动人口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也包括如何谋划未来新增农村转移人口的制度安排和空间布局，使人口城镇化又好又快地发展，促进人口分布更加均衡、合理。

　　在社保制度尚未实现城乡统筹、全国范围内顺畅转移接续的背景下，流动人口这一庞大群体出现“两不沾”现象，社会权益受到损害。翟振武说，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专门的机构、专项的政策体系为这2.21亿流动人口提供管理和服务，“那么无异于‘放弃’了这部分‘最精壮’的人口，一系列社会、经济、稳定问题由此而生”。

　　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外来人口高度稠密的东南沿海地区尤为突出。广东是我国流动人口管理任务最繁重的地区之一，该省现有流动人口近3000万人，其中约70%为外省流入，约95%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据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介绍，近年来该省犯罪嫌疑人和刑事犯罪被害人中流动人口均占70%以上，一些珠三角城市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有70%住在出租屋。在部分地区，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出租屋及中小旅馆，管理难度很大。

　　为解决原有“暂住证”制度无法适应流动人口新变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广东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等部门在全省实行以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为核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证通”制度。

　　“一证通”以管好流动人口租住房屋和务工就业两个关键环节为重点，逐步将流动人口居住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纳入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即在改革管理方式的同时，强化了服务功能。

　　据2010年起实施的《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持证人员可以在广东享受职业培训、就业、社保、计划生育、入户、子女教育、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方面的权益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对流动人口最关心的入户和子女入学问题作出了“七年入户、五年入学”的规定。据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户政处介绍，各地各部门还以居住证为依托，累计为流动人口出台优惠政策100多项。

　　受访专家指出，人口流动增速迅猛，给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供给、社保制度统一等提出了严峻挑战，现实中的探索空间十分广阔。

　　人口分布失衡

　　“六普”中各省人口总量的涨落，同样引起了专家关注。“六普”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统计，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而“五普”时的排名是河南、山东、广东、四川、江苏。

　　中国人口学会秘书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解振明研究员说，以常住人口作为统计口径非常必要。以往，我们更注重的是户籍人口这一块，以户籍人口数据作为制定各项政策的基础，而忽视了大量离开户口所在地生活在异乡的人群。此次按常住人口统计，广东人口总量跃升第一，突出表明了流动人口在各省的重要性。这些清晰的数据，可以督促施政者制定政策时充分考量。清醒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广东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6.83%上升到7.79%，人口过亿。北京的比重从1.09%上升到1.46%，天津从0.79%上升到0.97%，上海从1.32%上升到1.72%，浙江从3.69%上升到4.06%”，翟振武说，“可以看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三大人口聚集区的人口更为密集，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和人口分布格局的不均衡在10年间没有缓解，反而得以强化。”

　　人口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交通拥堵”、“停车难”、“房价飞涨”、“入园入托难”、“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会问题。

　　“我们看到一些大城市出现资源紧张时，往往祭出‘户籍’法宝加以限制，但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绑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李建民说。

　　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改变不均衡的人口分布态势，中国10年前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次第实施。但仍出现了目前的人口分布加速失衡问题。

　　“这警示中国，与人口分布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应更加向有利于引导人口的正常流动倾斜”，翟振武说，比如武汉、环渤海地区都是很好的人口聚集区，“这方面的综合政策倾斜力度应该进一步加大”。

　　老龄+空巢

　　“六普”数据显示，与“五普”相比，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13.26%，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1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的出生人口高峰期，其规模远大于美国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Boom)。随着这部分人群迈入60岁门槛，未来20年中国将迎来加速老龄化的高峰期。预计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届时总人口的31%左右。

　　“‘十一五’时期，中国老年人口年均增长600万，‘十二五’时期预计年均增长800万，未来10年将新增1个多亿老年人。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将只用20年”，翟振武说。

　　由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穆光宗说，中国的老龄化伴随着独子高龄化、高龄病残化、老年空巢化、空巢孤独化的特点。目前中国家庭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每个家庭平均仅有3.1人，在天津这一数值仅为2.73人。来自民政部的数据则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

　　“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更加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使老龄化问题‘雪上加霜’。老年人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必然更加迫切”，李建民说，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产生很多负面社会问题。“现在的老年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有比较好的职业生涯经验，他们对于权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社会管理层面如何应对都是需要审慎考虑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文明程度、养老服务体系、社保水平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即“未富先老”。

　　“我们以前经常说老龄化问题需要重视，但总觉得离我们还远。但‘六普’的数据说明，这次狼真的来了。而且，它的前半身已经进来了”。翟振武的形容很传神。老龄化加速＋空巢化，可谓来势凶猛。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级的总体战略规划，更缺少与构建老龄保障体系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资金支持、民生工程等战术支撑。

　　“相对于未来10年将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各类老龄化引发的突出社会问题，应该说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紧张了”，翟振武说。

　　性别失衡风险

　　在“六普”数据公布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透露，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06。2009年这一比例为119.45，在“十一五”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08年为120.56。

　　根据联合国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102～107之间。1953年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9。一直到1975年，这一比例也只有106.54。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明显升高，1980年就突破正常值的上限达到107.11，此后一路上扬。1982年“三普”出生性别比为108.5，1990年“四普”时为111.3，2000年“五普”时上升为116.9。

　　在农耕时代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等亚洲国家都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而当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遭遇强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风险大大增加，为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

　　而且，“娶妻”的难易程度还依照着地区的贫富程度不同而变化。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做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显示，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西部地区平均每个行政村为10.3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的7.35人。“男光棍”聚集程度的总体趋势是由东至西逐渐递增。

　　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未来10～20年，男性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就业性别挤压”，将使作为“性别弱势”的女性生存发展更加边缘化。

　　李建民说，当前中国社会的利益导向是偏好男性的，现实生活中男性比女性在经济收益和精神受益上更大。“如果这种社会心理结构、利益结构不改变，彻底扭转性别比失衡不太可能”。

　　受访专家认为，消除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利益驱动，还要从根源入手。比如禁止就业、退休年龄、岗位设置中的性别歧视；对女孩独生子女给予适当的优惠，形成利益导向作用；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淡化“养儿防老”传统思维。

　　走向人口均衡

　　人口国情发生的变化、存在的变数，即是中国未来10～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发展稳定的脚下基石。

　　在此次集体学习中，胡锦涛强调要深入总结和准确把握人口发展规律，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人的全面发展统筹解决好人口问题，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令人联想到“十二五”前夕，人口学界专家所提出的建设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三型”社会的建议。所谓“人口均衡型社会”，即是指实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并且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未来必须要走的一条路”，穆光宗说，“我们沉迷在人口数量的误区中久矣、深矣。中国人口总量固然很大，但目前人口问题的重点、难点和痛点更多地在于在结构上。必须看到13.39亿人口背后的结构性失衡所隐伏的巨大危机和深刻挑战。”

　　穆光宗表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至少需要平衡好五大关系：生育男孩和生育女孩的关系；适度生育与养老保障的关系；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关系；人口需求和人口供给的关系；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关系。“为避免陷入未来的困境，适度生育计划、优化人口发展是可靠的战略抉择”。

　　于学军认为，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至少要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观念要突破，改变人口问题只是数量问题的固有思维，树立人口均衡发展的理念。

　　二是法律法规要有突破，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为取向，适时适当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三是人口管理行政体制要突破，创新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制度框架，形成目标统一、导向一致、信息共享的人口调控体系。

　　四是工作切入点要突破，以家庭发展为着力点，在提高家庭发展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解决人口问题。

　　五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要有突破，要鼓励各地探索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模式。“特别是对已有的好经验、好做法，要及时推广，少争论、多实践”，于学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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