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
76岁的沈阳市民赵永明,几年来,四处追着看建筑爆破现场,他想把“老沈阳的背影留在脑海里”。
4月28日,他站在一排刚吐着绿芽的人行道树前,亲眼目睹了18层的辽宁省科技馆背负着126公斤炸药,被整体爆破的情景。从底部开始,这座高楼先是一层层坍塌,塌到第6层时,剩下的12层直挺挺地向后倒下。只用了6秒钟,年仅23岁的科技馆就与人世“永别”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不是老人的第一次了。
2007年2月,赵永明目睹了投资2.5亿元兴建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夭折”在18岁。2008年,他赶着告别23层的天涯宾馆。2009年2月,他又眼睁睁地看着,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只有15岁的沈阳夏宫2秒钟内变成一堆废墟。
事实上,老人很清楚,“辽宁科技馆之死”只是近年来,全国“短命建筑死亡名单”里墨迹未干的最新一行。
2006年10月,“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的山东青岛市著名地标建筑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20年。
2007年1月,浙江杭州西湖边的最高楼——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爆破当天,众多师生蜂拥而至,有的放声大哭。
2010年2月,江西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3月,落成不满10年、耗资3000多万元的海南海口“千年塔”沦为了“短命塔”;7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凯莱大酒店停业拆除,而一年多前,该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元进行重新装饰和布置。
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安徽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楼,在正常建设了16层而尚未完工时被整体爆破。按市政府的说法,该小区影响了合肥城市景观中轴线的山景。这个16层的庞然大物“死亡”时,不足一岁,还是“婴儿”。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钢筋,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
同时,另一组数据显示,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柏乃感慨:“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
别了,“楼坚强”
在从事爆破工作、戴着安全帽的毕国成眼里,相比那些“楼脆脆”、“楼歪歪”, 1982年开工、1988年建成、拿过鲁班奖的辽宁科技馆,实在是个“楼坚强”。它的钢筋含量是普通建筑的150%,剪力墙和钢筋密度之高远远超出预料。因此,原定的1200余个炸药孔被迫扩充到了1889个。
这样的“钢铁战士”死在自己手上,连毕国成都很心疼。
可在范柏乃看来,很多建筑不是倒在爆破工手上,而是倒在对政绩工程和GDP盲目追求的某些人手上。
学者通常把国内建筑短命现象的原因,归纳为“四说”: “质量说”、“规划说”、“政绩说”、“暴利说”。范柏乃认为“政绩说”更值得关注。
课堂上,每次讲到新近“死亡”的“短命建筑”时,范柏乃说自己从农村学生眼睛里,看到了很复杂的东西。农村大学生问他,为什么一个农民建一座房子要用掉二三十年的心血,而政府对一个造价几亿元的楼说拆就拆?
“这严重损害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说。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导董黎明承认,有时候,我们的规划本身患了“近视”,缺乏远见,但说到底,更大的问题出在“政府想法太多上”。
一届政府一个想法,规划改来改去。所以有人称:“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全靠领导一句话。”人们把“规划跟着领导变”形容为“三拍”:一拍脑袋,就这么定;二拍胸脯,我负责;三拍大腿,又交学费了。
“美国,换个总统,还是美国,我们的城市,换个领导,就要变个样。”范柏乃说。
在他看来,为了给大拆大建找“好听、动人”的理由,政府越来越学会了包装,造概念,什么“标志城”、“月光城”、 CBD、CLD,反正,“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这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著名的“挖坑理论”,当国家经济萧条时,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一挖一填间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可社会财富并没增加。
在这些政绩工程里,一些建筑不得不“被死亡”。比如武汉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仅10年,便被拆除,理由是该馆位于即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不得不为武汉耗资200亿元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而“献身”。
范柏乃表示,其实,这些建筑就算已过时、建筑功能发生改变,本也可以做到“二度开花”,比如上海的新天地、北京的798。
一些建筑完全可以“不死”,比如,原来的大学搬走后,可协商转让给中小学使用;有些空置的办公楼可改为商务楼或廉租房。“可政府就是不干这些‘傻事’,而是炸楼把地卖给开发商。”
很多时候,一个个画着圆圈打着叉的“拆”字背后,还隐着另一个字:利。多数“短命建筑”的背后,都有房地产开发的身影。五里河体育场拆除后,以16亿元的价格进行地块拍卖,投资19亿元新建一座奥林匹克中心。13岁的浙大湖滨校区3号楼被拆后,其置换出的土地以24.6亿元的天价整体出让用于商业开发。
不难猜到,一些“短命建筑”身上有腐败基因。比如,著名的“楼脆脆”事件中有“官员股东”,而且检察机关发现房企的董事长侵吞4000多万元国资。再如,某市的“世纪巨蛋”因结构性重大安全隐患被拆除,人们叫它 “腐败巨蛋”。
专家感慨,现在城市大拆大建,政府只算经济账,不算文化账、历史账、人情账。而且经济账也算的是个人的“小账”、区域的“小账”,就没算全国的“大账”。如果全国能提高建筑40%的使用年限,以2006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为例,每年可为国家节约资金约234.14亿元,使用年限增长20年共节约资金约4682.86亿元。
范柏乃说,“短命建筑”是老话题了,这几年两会年年提,批评声一片,可地方政府还是 “比谁拆得快”,刹不住车!
“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
6秒钟让辽宁科技馆消失得足够彻底,它留在查号台的3部电话号码,当天再拨打时已不复存在了。
一些市民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个 “老朋友”告别。有些人早上5点就来看它最后一眼。一位68岁的老人以为爆破在6点钟进行,当他5点50分赶到时,看到那栋熟悉的大楼已经不见,懊悔万分,嘴里不住念叨:“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告别也在网络上进行。有的网友把这个冰冷的钢凝混合物拟人化:“1988年出生,小80后,年仅23岁,正值青壮年……”有的网友感慨:“才23岁的楼龄啊,啥罪没有,说判刑就判刑,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没有二审。”有的网友很气愤:“这炸的不是楼,是钱!”还有的网友热衷讲道理:“市规划建设,是摆积木吗?一个受尊重的国家,不是建筑多高多新,而是有令人尊重的价值观!”
走遍了大半个地球的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说,他从没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现在这样大运动式地“拆了建、建了拆”。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中国“建筑短命”现象严重违背城市建筑发展的规律,没有文化积淀的城市不是城市。
有网友评论说:我们活活把中国建筑这部“古代史”写成了“现代史”。
在巴黎,拆一幢房屋比建一幢要难得多。初到巴黎的中国人常常惊叹:古老的建筑躯壳里,竟有着如此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卫生间安装了防漏电的人感应开关,厨房现代化厨具一应俱全。
英国同样如此,连电线杆都受保护。有的案例让人动容不已: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有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它是由面粉厂改建而成的。仅仅为了保留面粉厂的墙体和上面硕大的“波罗的面粉厂”字样,英国人竟花费了7500万英镑,而推倒重建只需3500万英镑。
刘维新说,他很羡慕一些国家的老建筑,这些城市“老人”,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
英国1967年颁发《城市文明法》,其名称直译是“有关市民舒适、愉悦的法律”。即把保护历史街区当成使市民精神愉悦、心情舒适的必要条件。日本从1919年制定《城市规划法》起,陆续制定了许多有关法令,至1979年,已有关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法规400多种。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百年住宅”的建设构想,建设房屋时使用的都是标号40以上的混凝土。在布达佩斯市,政府明文规定所有门面建筑超过50年的一律不准拆迁;法国政府对有20年历史的或在国内外有过影响的场所,都立了标记予以保护,“每一个老建筑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证”。
颇值一提的是,很多国家把公众如何参与城市规划写进法律里。英国1969年出台了著名的斯凯夫顿报告,它被认为是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发展的里程碑。美国学者提出“市民参与阶梯”理论。日本规定城市规划方案要先通过“意见听取会”、“说明会”和公开展览内容等方式征求居民意见,然后经“都市计划中央审议会”或“都市计划地方审议会”审议。
董黎明、范柏乃都很感慨,我们的建筑规划中缺乏透明度,缺乏民意。“拆与不拆,不能光听领导人和开发商的,还得听听老百姓的。”他们相信,“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
足足需要半个月,沈阳科技馆的建筑垃圾才能被清理完。这只是每年4亿吨建筑垃圾这个大分母之上,一个小小的分子。
科技馆不是“猝死”,而是“有步骤有计划的”死亡。不久前,沈阳北方图书城也被拆除。下一步,拆除搬迁的是沈阳市室内环境监测中心,再下一步,是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这些建筑如期“死亡”,换来的将是全国首家体验式文化广场的“新生”。按一个城建局局长的说法,这个广场可不是简单的露天广场,市民在这里可体验到3D电影、多媒体读书平台等,“进入其中,犹如接触到全新动感世界,让虚幻和现实合一,体味更多文化传承”。
也许,不用多久,赵永明老人又会出现在下一个爆破点。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颤巍巍地端起相机,按下快门,听着微弱的“咔嚓”声,淹没在爆破的滔天巨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