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一】初遇“猛料”

　　2007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一个湖南兄弟通过QQ跟我说了件事。他叫“杨广”，做过很多很牛的事，但为人低调总让这些事随风飘散，没有堆积成伟绩丰功

　　【财新网】(记者 上官敫铭)我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了，那是四年前，也就是2007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一个湖南兄弟通过QQ跟我说了件事。在进入正题前，我倒想简要交代一下我的兄弟“杨广”。隋炀帝也叫杨广，但我这位兄弟却是“湘勇”，他做过很多很牛的事，但为人低调总让这些事随风飘散，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堆积成伟绩丰功。

　　“兄弟”这样的称呼，是闯荡江湖的人们常用的词汇。当然，我们自然是私交甚好的朋友，但叫一声“兄弟”，干脆，豪气！至于“江湖”，我一直觉得这是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圈。

　　兄弟“杨广”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会跟我说：兄弟，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太自恋，但却也偶尔受用。这是很多调查记者的迷幻药。

　　那一天，“杨广”在网上召唤我。他说：“兄弟，给你一个猛料吧。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我嘲笑他自恋。但他提供的信息让我为之一惊。他说，有个地方的计生部门，把农民的小孩抓走送到了福利院，他们以此卖钱。

　　生在神奇的国度，要怪只怪自己没有想象力。当时，我的想象力确实是不够用的。我回了句“不会吧？扯谈”。“杨广”说，这是真的。

　　如果是我，谁抓我小孩我手刃了丫的！这是我心里的第一反应，我质疑“杨广”的“猛料”。他发了个笑脸，不再理我了。

　　几天过后，“杨广”又在网络召唤我，“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我回应他：这事不太符合逻辑吧？农民温顺得就像羔羊？自己的孩子被抢走哪有不拼命的？“杨广”认真地说：这都是真的。

　　其实，我是相信“杨广”的，我是不能说服自己——这片土地上会存在这样的事？以前，由于做过多起湖南的调查题材，我与“杨广”相识并成为朋友。他从来没有骗过我，这是我们友谊最为坚实的基础。

　　“杨广”向我具体描述了他所得到的“猛料”。他说，那是一份手书的告状材料，材料称，隆回县高平镇的计生干部，以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名义，抢走了当地农民几十个小孩。交钱的，小孩就抱了回来，没有交钱的都送到了社会福利院。“上边都按着手摸，是用血按上去的。”“杨广”说，这是一份带着血腥味的告状材料。

　　为什么收缴社会抚养费要抓小孩？没钱交就送社会福利院？这些部门的权力有那么大？家长们为什么不反抗呢？这是真的吗？我陷入迷茫。

　　那是在四年前，我们就像现在一样，卑微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年，“上官敫铭”这四个汉字还未组合成我的姓名，而“杨广”，他至今不希望我说出他的真实姓名。(待续)■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二】一个承诺

　　我又想起隆回，想起老袁，想起他曾经跟我说过农民的小孩被抢走的事。我欠他一个承诺

　　【财新网】(记者 上官敫铭)“杨广”把这消息告诉我后，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剩下的，就需要我去努力了。作为记者，有人主动提供蛛丝马迹已算仗义，调查及突破的功夫，别人是不能代劳的。

　　我给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憨厚而疲惫的声音。他告诉我自己姓袁。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袁先生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内容与“杨广”所言相差不多。

　　说实话，对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我还是有点犹豫的。由于在新闻业内，我也曾写过被一些读者记住的报道，但这也给我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有些主动找上门来向我反映问题的爆料人，他们往往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遭遇惨不忍听——但到了新闻现场，有时候我就发现上了爆料人的当。他们夸大了事实。

　　如论如何，作为调查记者最原始的冲动，我觉得此事还是需要去调查核实；就算到头来扑个空，也算了却一个心结。我记住了这事。

　　在一次报题会上，我向部门主任提了我初步掌握的线索。结果读者诸君已经知道了，因为话题敏感不能碰。我向袁先生道歉，我说不能他们提供报道上的帮助，但会关注此事。袁先生很遗憾。我只能继续道歉。这成了我的心结，也是一个承诺。

　　过了一段时间，我真得把这个事情暂且放下了。展江老师、王克勤老师常对我说，当下的中国是调查性报道的天堂。“天堂”是个很美好的形容词，万事万物应有尽有----但有时我也会怀疑，天堂里，怎么那么多令人膛目结舌的事？

　　放下隆回的爆料后，我投入了其他新闻选题的调查采访。那时，我和同事、亦师亦友的王克勤曾深入山西各地，与煤矿工人同吃住，去探寻煤窑的“黑金”江湖。我们拿着微薄的薪资，但却充满斗气。我总想到杨广半认真半调侃的话，“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可是，“社会”又是谁呢？我们被人追打、呵斥，在盘山公路上以时速120公里的速度逃命....。。

　　只有我们几个同行人知道。当然，我们去调查前往往临时购买意外伤害险，狂奔逃命时总编也已从电话得知。但为了安全刊发稿件，这些现在说出来恐怕都没几个人相信的事，我们以沉默忍受伤害。这是一个基于最朴素的想法，记者的任务是刊发报道向公众呈现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多次沉默逃命的经历之后，我主动停止了向父母更新任何工作上的信息。我只是他们的好儿子就足够了。

　　2007年下半年，我又去了湖南。见到“杨广”时，他请客吃路边摊，两个人15块钱。隆回的爆料，已经被其他“猛料”替代了。我沿着从武汉延伸至广州的一条高速铁路线，秘密进行了相关问题的采访调查。这是一个涉及专业领域的调查，为了稳妥起见，我在“深喉”帮助下，采用了极端的证据保全方式，请官方认可的公证人员见证部分调查的细节。我认为铁证在手，万无一失了！

　　其实，我错了。当年的报道虽说震惊海内外，但被质疑的对象并没有将我和报社诉上法庭，他们采取了另外的应对方式。尚未进入新闻业时，我的师友们总教导说，监督公权力和资本是调查记者的天职。我坚信这是对的。但那时，我被公权和资本双重挤压，众师友虽有心相助，但往往也力不从心。我暂时失业了。

　　依靠朋友接济了几个月后，200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从北京西站踏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蒙新闻界都熟知的“江老师”不弃，她将我收入麾下——是的，我那时心怀感恩，但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名战士。

　　在南方，我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工作。在新东家落脚后，“杨广”又时不时提醒我说，“老袁又打电话给我了。”“老袁？哦....。。隆回那个。”我又想起隆回，想起老袁，想起他曾经跟我说过农民的小孩被抢走的事。这都是老袁的一面之词，但我欠他一个承诺。(待续)■

　　黑白分明的新闻——《邵氏“弃儿”》编辑札记

　　以往，封面报道经常会配评论，但这次，不需要。因为这个新闻，是黑白分明的。因为读者会比我们敏锐和深刻

　　【财新网】(记者 张进)

　　(一)

　　我的儿子今年15岁。在成长的过程中，被丢掉好几次。尽管很快就找到，但那短短的时间里，我的惊恐、狂乱和崩溃感，现在想起来还是头皮发麻。

　　第一次大约是儿子三四岁时，地点是离家不远的柳荫公园。夏天的傍晚，游人很多，一眼没看牢，不见了。我在公园里无方向地奔跑，呼唤儿子的名字。估计在其他游人眼里，我当时和疯子无异。后来听人说，公园南门有个小孩。我飞快跑去，一眼看到儿子若无其事地坐在门口的长椅上。

　　还有一次，是去地坛游泳馆接儿子回家。人挤人，我走得太快，一回头，儿子没跟上。我赶紧返回，里里外外寻找，直到人走光，空荡荡的游泳馆门前，只剩下我一人。门卫建议我报警。我刚拿出手机，家里来电话说，儿子自己找回家去了。

　　最惊险的一次，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在厦门的一个广场上。我和老婆坐在草坪上休息，儿子去追一个气球吊篮。一转眼，儿子消失了。广场很大，我从这头跑到那头，呼喊的声音都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不知道奔跑了多久，自己都绝望了。终于，在广场的最外缘，看到儿子正对着车水马龙的大街发呆。我冲上去一把抱住，儿子也大哭。当时非常非常后怕，因为如果儿子过了马路，恐怕真的找不回来了。

　　最后一次，是在上海的豫园。也是人太多，一步没看紧，不见了。不过这次不太怕，因为他已经上了小学。我找了一会没找着，就去广播站求助。随后听到大喇叭响起：“北京来的某某某小朋友，请到公园大门口，你的家人在那里等你。”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就看到儿子不慌不忙地过来了。

　　曾经有一次，我吓唬我儿子别乱跑，不然就会丢掉。他似懂非懂地对我说：“爸爸，我知道总有一天我是会丢掉的。”听他这一说，我心一酸，好像他真的马上就要丢掉似的，赶忙把儿子紧紧抱住。

　　不过到现在，我已经不再担心。儿子1米76，70公斤，已是大人。有一次，我很满足地对他胸脯猛击一掌，说：“现在你这样子，再也不会被人拐走，只会去拐人了。”

　　(二)

　　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天涯社区”上，看到一个帖子，标题是“宝贝回家”。

　　这个帖子，写的是幼儿被人贩子拐卖、骨肉离散的惨剧。我做新闻多年，接触了太多的坏事，自以为已是职业性的铁石心肠。但这个帖子让我愤怒。当时，小组讨论选题时，我建议写一个拐卖儿童的报道。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个题目没有能够做下来。

　　(三)

　　两个月前的一天，小组选题会上，记者上官敫铭报了湖南隆回县高平镇计生部门抢小孩、送到福利院、再卖到国外的线索。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不相信。我反复问：“这个线索可靠吗？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实在是骇人听闻。别的暂且不说，它侵犯的是人世间最不能割弃的亲情伦理啊。

　　几乎不需要进行任何新闻价值判断，也会知道，这样的新闻如果是真实，是绝不能放过的。

　　于是上官敫铭潜入当地，进行了地毯搜索式的采访。他遍访当事人和知情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堪称铁证。

　　在请编辑部律师对所有的证据进行审查后，我们决定发出这篇报道。

　　(四)

　　我们是以最大的克制，来编辑这篇稿件的。

　　以往，我们的封面报道，往往是一个报道组合。经常会配一个评论，以表达我们对这个题目的立场和态度。

　　但这次，不需要。因为这个新闻，是黑白分明的。再说任何话，都是多余。因为读者会比我们敏锐和深刻。

　　我们只想让事实呈现，因此选择了客观、冷峻、精确、留有余地的叙述方式。

　　标题，最初是“被没收的孩子”。在编辑过程中，注意到原稿中的一段话：“依照惯例，这些婴幼儿入院的时间成为了他们的生日，姓氏则都统一改成了‘邵’，邵阳的邵。”——于是，一个新的标题产生了——《邵氏“弃儿”》。

　　古时，几个侠士的牺牲，成就了一个孤儿的成长和复仇，“赵氏孤儿”的故事流传至今。文明发展到今天，却是公权力阴影下的“邵氏‘弃儿’”。何其讽刺。

　　(五)

　　今天看到新闻，“湖南邵阳调查强送婴幼儿进福利院事件”。

　　文中称，“湖南省邵阳市委、市政府及隆回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市县纪委、监察局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报道中所提及的有关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目前，调查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我们以最大的善意，希望看到调查和处理的结果。

　　并且，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把我们掌握的证据，予以公开，为湖南邵阳的调查提供帮助。■

　　【编辑絮语】母亲的绝望

　　王晓冰

　　读到本期封面文章“邵氏‘弃儿’”的最后一段，我哭了。我也是母亲，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终于得知孩子的下落，却无法相见相认的那种绝望，我能体会。

　　财新《新世纪》记者上官敫铭从2007年就跟进此事，其间辗转多家媒体，一直无法将报道公开发表，因为据说这是一个不能碰的题材。这成了他心里的一个结。孩子被抢走后，杨理兵和曹志美夫妇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后来终于在一个网友那里看到了女儿杨玲在美国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身着旗袍，笑得甜美可爱。曹志美当场崩溃，痛哭不止。之后，曹志美和杨理兵老吵架，闹着要丈夫把女儿领回来。可杨理兵只是隆回山里的农民，无力也无法去设想如何去遥远的美国将女儿要回来。2009年底，曹志美不辞而别。

　　即使杨理兵更有文化或者更有钱，他也很难实现领回杨玲的愿望。按照美国的法律，只要手续齐全，领养者就是孩子的监护人，其他人——即使亲生父母亦无权带走孩子。

　　将女儿从母亲身边夺走的始作俑者是隆回县计生办，他们的理由在中国至高无上——“超生”。尽管杨玲被抢走时实际上是杨理兵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当时惟一的孩子，只因跟爷爷奶奶生活而被“误超生”。

　　在一些地方，计生办的肆意妄为多有耳闻，他们对待“超生”的手段，经常简单粗暴，甚而拆家毁院，抢猪抢人，俨然已成为一个超乎世俗法律之上的机构。一个朋友曾亲闻一个母亲因孩子被当场淹死而精神失常。

　　就是这样的权力，将母亲推向了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