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201119期封面

1912年 旧金山华侨游行庆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武昌起义后上海市民在望平街报馆前等待消息

　　辛亥前夜：刺客列传

　　有人统计过，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鼓吹暗杀的图画文字，占全部图文的20%以上。

　　刺客吴樾觉得，值得自己关心的只有排满。“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他写道，“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其实暴力革命即便在甲午之战惨败后也不是主流。戊戌变法时，举国士气受到新气象的提振，读书人几乎都是改良派，改革共识前所未有地强大、坚定——可惜，等待人们的只是六君子的一腔热血。接着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由于朝廷仓皇西奔，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已经所剩无几。这越发坚定了激进的看法——清王朝的腐败是中国富强的最大障碍；改变现状的第一步，不是立宪，而是改朝换代。暗杀时代由此发端，并且逐步升级，愈演愈烈。

　　从肉体上消灭几个权臣，能够改变晚清的局势吗？这种争论一直都有。但是，刺客们觉得，比起暗杀来，朝廷和咨议局里关于立宪的清谈，难道就能让中国摆脱腐朽的专制政治，变成强大的现代国家？

　　后来，再后来，当革命者成为掌权者，刺客变成政客，暗杀者成为暗杀对象，革命党人的“暗杀时代”，就画上了句号。(汪 伟)

　　1905：吴樾开启“暗杀时代”大幕

　　暗杀的成败系于无数细节，即便是心思最缜密的刺客，也无法保证一定成功，更不要说功成身退了……到底是什么让一些不乏热情和才华的年轻人，放弃“功名之念”，醉心于炸弹和暗杀？

　　记者/汪 伟

　　司马迁为刺客们留下的传记惊心动魄。2000多年前，他决定为刺客立传时，这样做是完全不符合传统历史观念的。史书从来是预留给权力和知识的——帝王、诸侯、贵族和文人是当然的主角，但司马迁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笔下，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法律、道德和情感之外的游侠和刺客，不但有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且性格鲜明，行事果断；他们的故事扣人心弦，充满了悲剧色彩。

　　对刺客的所作所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评价。注重刑律的人——如秦始皇的政治导师韩非——警惕他们对现行秩序的冲击，传统的儒家反感他们游离于主流道德标准之外的姿态，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认为，古代的刺客和今天的恐怖分子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无论如何，司马迁之下，没人能否定暗杀行动背后所隐含的人性光辉。珍惜生命毕竟是人类的本能，刺客们却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们面对强大的对手，拼死一击，牺牲自我，而且通常并不是为了个人目的。不管行动成败如何，刺客们表现出了人性中勇敢、无私、果断、隐忍的一面。

　　司马迁笔下的荆轲永远是中国刺客模仿的对象。不仅冷兵器时代如此，炸弹和手枪成为主要暗杀手段的20世纪，也仍然是这样。

　　1905年底，在安徽芜湖——长江中游一个普通的小城市，距离繁华的南京很近，与浙江也有着地理上的紧密关联——陈独秀接到了朋友从北京发来的信。信中有一个他早已经猜到了的坏消息：以炸弹谋刺五大臣的刺客，正是他的同乡好友吴樾。

　　江风吹过小城——芜湖被两条江所环抱，城中还有一山一湖，但陈独秀却没有感受到江南的温柔之意，在城中著名米市边上，他踯躅再踯躅，在踯躅之余饮酒，于酒酣耳热之际，想起和朋友在一起的光景。往事历历在目，诗人不禁被悲凉的情绪所包围：

　　伯先京口夸醇酒，

　　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

　　碎身直捣虎狼秦。

　　伯先和孟侠都是陈独秀的朋友，后者指的就是吴樾。在诗中，陈独秀明确地将吴樾比作荆轲。“碎身”云云，并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荆轲行刺时，先被秦王一剑砍断了大腿，接着被削去了几根指头，最后的下场是被秦宫的卫士剁成了肉泥——这似乎是刺客的终极宿命：吴樾的身体也被自己携带的炸弹炸烂了。

　　陈独秀怀念吴樾的诗句，是一个刺客为另一个刺客写下的悼词。事实上，陈独秀和吴樾属于同一个暗杀团体，吴樾的暗杀行动，陈独秀也参与了策划。有人认为，吴樾使用的炸弹，是陈独秀和浙江人蔡元培共同制作的。这些炸弹性能不佳，结果发生了意外，是吴樾抱憾而死的主要原因。

　　尽管陈独秀从来没有亲自实施过暗杀行动，但他在暗杀团体中的资历要比吴樾老得多。现在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还曾有这样一重身份——老资格的刺客预备队员。但在陈独秀的年轻时代，很多后来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经是狂热地拥护过暗杀。蔡元培、章士钊、鲁迅、刘思复等人都有过一段热衷于试验炸弹、准备暗杀的经历。在上个世纪之交，他们代表了一大群对时局感到苦闷而又偏好激烈手段的年轻人。

　　因为这群人的存在，暗杀行动不会因为一次失手而终止。他们也不会认为暗杀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方案。从肉体上消灭几个权臣，能够改变晚清的局势吗？这种争论一直都有。但是，比起暗杀来，朝廷和咨议局里关于立宪的清谈，难道就能让中国摆脱腐朽的专制政治，变成强大的现代国家？

　　在刺客及其预备队看来，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刺客们将前仆后继。吴樾的失败只是揭开了一个暗杀时代的大幕。

　　刺客

　　荆轲刺秦的故事发生于公元前227年。2132年后的9月，26岁的安徽人吴樾秘密潜入了北京。他住进一家小旅馆，联络城内同志，前往北京火车站勘察地形，谋划暗杀的种种细节。

　　吴樾的目标是清廷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他们受慈禧太后的委托，出国考察立宪，为中国实施政治改革做准备。五大臣出洋，名义目标是考察学习，以资政改，其实，经过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和日俄战争，以及这些事件引发的长年累月的政治辩论，政改路线图早已成形，实行君主立宪已经成了唯一选择。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消息一放出，就成了朝廷准备改革的活广告。五大臣中有满人，也有汉人，大多口碑不差，向来被视作朝中的改革派。他们一动身，就是为了昭示中外舆论，意在表明紫禁城内的改革决心。

　　属意立宪改良的人士翘首以望。火车站位于正阳门外，距离紫禁城不过一箭之遥，五大臣预定动身时间是农历七月二十六日。出发之日，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谁也没想到，吴樾在自己的包袱里带了一枚炸弹。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吴樾都更应该是个暗杀的理论家，而不是实践者。他遗留下一张照片，看上去样貌普通，尽管很年轻，但绝非头角峥嵘、锋芒毕露的人。他生于安徽桐城。桐城距离江城安庆——安徽的首府——不远，在整个清代都以文化昌盛而著称。桐城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出过一些非常著名的文人，他们的散文风格风靡100多年，影响十分深远。最后一个桐城派的散文大家吴汝伦是吴樾的同族，按照辈分，吴樾应称吴汝伦为叔父。这位族叔显达一时，但吴樾的家庭却很贫困。吴樾在后来的自述中说，他8岁就失去了母亲，真正抚养他的是他的二哥，但不幸的是，没过几年，兄长也去世了。吴樾的父亲在外地担任一个很小的官职，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放弃官职去做商人——这种转变一定很不容易，因为吴家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好。吴樾回忆说，父亲“迫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兄弟教养之用”。

　　吴樾的青年时代和大多数官宦家庭的后代无异，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从13岁开始致力于科举考试，但似乎并不擅长此道，科举之路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吴樾连考7年秀才不中，从来没有得到哪怕是最低级别的功名。21岁时，他放弃了这种徒劳的努力，从此绝意于科举。两年后他到南京找事做，同样不顺，最后只好孤身北上，到保定去寻找机会。

　　在中国古代，游宦在外的官员有为同族晚辈谋出路的义务。吴樾离开家乡到北方之后，因吴汝伦出力，他先入保定的两江公学读书，随后考进保定高等师范学堂。两江在清代指的是安徽、江苏和江西三个省份。从字面意思看，这所学校是苏、皖、赣三省在保定的同乡集资建立的，目的是为同乡子弟提供一个受教育的场所。

　　吴樾在保定接触到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非官即幕”，以致他也忍不住“怦怦然动功名之念”。传统上，官员都是取得了功名的读书人，而他们的幕僚要么是科场失意的读书人，要么是家境贫寒的候补官员。19世纪中期之后，动荡的局势也提供了更多的流动机会，没有功名的人也有机会通过战功、经营洋务或编练新军做官——出身于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就是一例。社会上普遍将保定高等师范学校这种新式学堂作为一种进身之阶，对吴樾这种出身的年轻人来说，有“功名之念”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但时代的潮流却把他卷离了原有的位置。在赴北京实施暗杀前半年，他在文章中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正是在新式学堂读书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先是在康梁的影响下，他从一个热衷功名的年轻人，变成立宪主义者；又在革命党人所办的报刊影响下，从立宪主义者变成民族主义者。转变如此迅速，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张报纸还没有看完，他就接受了其中宣传的主义。

　　现场

　　暗杀的成败系于无数细节，即便是心思最缜密的刺客，也无法保证一定成功，更不要说功成身退了。所以，无论成败，暗杀的结局必定是一场悲剧。到底是什么让一些不乏热情和才华的年轻人，放弃“功名之念”，醉心于炸弹和暗杀？

　　暗杀的历史几乎和政治的历史一样长，但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过刺客性格对暗杀行动的影响。刺客并不是军人，更不是职业的杀人专家。他们只是些普通人，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训练，往往是为了某个特定目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杀人。

　　人们一般会认为，那些处在社会边缘、遭遇过某种创伤经历的人，显然更容易做出激烈危险的举动。这通常也符合暗杀者的特征。接连失去母亲和兄长的经历，贫困的生活和一连串的失败，对吴樾的性格肯定有某种影响——也许这让他比一般人更勇于面对死亡。

　　自从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吴樾不再考虑辛苦而前途难测的寻常生活。按照惯例，吴樾早早成了家，并把妻子留在家乡，自己则过着一种近乎浪游的生活。1903年，他曾和安徽籍的同学一路由北而南，旅行至上海，在那里结识了陈独秀。没有资料显示吴樾曾长期从事某种职业。他个人的自述中也完全没有这部分的内容。吴樾到过国内许多地方，加入了若干秘密会社，与安徽和浙江的会党都有联系，其中一些人——比如陈天华、陈独秀——是他的挚友，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生平。

　　吴樾交待，如果他在暗杀行动中遇难，就将遗著托付给陈独秀。这是一部两万多字的著作。他在其中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然而，大多数篇幅都在讨论暗杀的必要性以及手段。

　　吴樾心目中的暗杀对象主要是满族统治者，包括慈禧太后，但五大臣并不在其内。吴樾一而再、再而三地谋刺的对象，是时任江宁将军、陆军部尚书的铁良。在他看来，铁良对汉族的危害甚于慈禧太后。铁良是满族亲贵中的能臣，代表了异族统治的利益、责任感和能力。这种人存在意味着汉族人黑暗的未来。吴樾认为，相比起刺杀慈禧太后，接近铁良的机会要多得多——但事实并非如此。1904年冬到第二年春，他两次试图暗杀铁良，都没有成功。1905年夏，他离开保定来到北京，也是为寻找接近铁良的机会。

　　在北京，吴樾住在桐城会馆里。家乡人都以为这个年轻人来京城是为了考学。吴樾很快和暗杀团体接上了线，不久就参加了陈独秀的老朋友杨笃生组织的北方暗杀团。吴樾给人暗杀团的其他成员留下的印象是沉默寡言，难以接近；据说他可以和一般的熟人对坐终日而一言不发——这使他看上去让人捉摸不定。

　　刺杀目标从铁良变成五大臣，有点出人意料，但细一想，其实是顺理成章的。民族主义者吴樾反对任何可能延长清朝统治的措施——不管是新政还是立宪。

　　同志们并不都同意吴樾激进的立场。很多人对立宪抱有期待。当他提出暗杀五大臣的计划时，不少同志不以为然，加上此计划危险重重，结果几乎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实施。

　　1900年代的暗杀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有人参加暗杀团，并不代表他真的会参加暗杀。暗杀团里的人际关系松散，没人会命令别人去当刺客，即使有这样的命令，别人也未必会服从——相反，决定刺客人选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明确地拒绝参加。拒绝执行任务的原因可能是观念分歧，但也可能是出于害怕。一些拒绝出任务的暗杀团员如鲁迅，则解释说，家有老母需要奉养，因此不能从事这种自杀性的工作。

　　但暗杀计划最终得到了北方暗杀团创始人杨笃生的支持。杨笃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五大臣宪政考察团的翻译随员。他要随五大臣同行，所以了解考察团乘车的行动细节，这样就能为吴樾的行动提供指引。行动准备时间很长，可能有几个月之久。这期间，吴樾还曾返回安徽去安置家小。

　　吴樾的遗著里有他写给妻子的遗书，提到他的妻子身材矮小而健康状况不佳，但仅凭遗书无法推断他和妻子的关系是好是坏。另一个革命党人林觉民几年后写给妻子的遗书凄切动人，颇具文学色彩，相比之下，吴樾写家书时的笔调要平淡得多。他在信中写到了自己对死亡的态度，但基本上属于哲学探讨，而不是在表达感情。他甚至没有交待后事。这趟旅行心事沉重，吴樾没有待多久就离开了家乡，他取道芜湖和保定，于1905年夏天回到了北京。

　　五大臣出发这天，正阳门车站内外人很多，五大臣乘坐的车厢另有装饰，称作“花车”，非常醒目。吴樾打扮成仆从模样，登上列车，然后拎着包袱向花车靠近，准备混进五大臣所在车厢。在花车的门口，吴樾被卫兵所阻，双方拉拉扯扯的时候，列车正接驳行李车厢，行李车厢的惯性推动客车剧烈晃动，引发了包袱中的炸弹。吴樾当场被炸死，另有两人死亡。五大臣仅受了轻伤。

　　吴樾事败身死，遗骸被带往家乡，埋葬在安庆郊外的大观山。

　　暗杀没有就此消停，他的死反而激励更多年轻人走上这条道路。两年后，正是在安庆，浙江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击得手，举国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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