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绵阳、北川

　　那些在学校遇难的孩子家庭获得了六万块的赔偿， 然而，朱远成更希望女儿的名字能出现在纪念碑上

　　一

　　已是4月下旬，天气渐热，白昼渐长。绵阳市中心的人民公园里，灰白色的鸽子聚集在树荫下啄食，等待黄昏的到来。3年前，公园里曾经布满地震棚，草地狼藉，人们在此地度过了寝食难安的一段震后生活。3年后的此刻，正值下班时间，街道上车水马龙。绵阳主干道沿线的广告牌上，张学友深情地望着前方——他将在绵阳的南河体育中心举行演唱会——那里在3年前曾是地震灾民的主要安置点之一。

　　北川女孩王震瑶，拿着印有喜羊羊的粉色气球，在人民公园的广场上欢快地来回跑着。她将在今年的5月13日迎来自己的3岁生日。3年前，我在绵阳中心医院见到她时，她正在泛着蓝光的新生儿保育箱里沉睡。她的父亲王东在5月12日那天，开着一辆农用车，载着22名伤员和怀孕的妻子王茹，穿过昏天暗地的北川，来到绵阳中心医院。第二天凌晨，王震瑶出生在医院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

　　这几天，王震瑶是在绵阳跟着奶奶过的，因为爸爸王东和妈妈王茹开着车到西安旅游去了。“去了大雁塔、大明宫遗址、兵马俑……”这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旅游。“他已经跟我说过好多遍了，”王茹说，“这3年太辛苦，一直没时间出去玩。”

　　救人的那辆农用车已经被卖掉。王东买的新车只有临时牌照，原因是挂一个正式牌照还得花上一两万块钱。“这点钱我们现在实在拿不出。”

　　过去的一年里，王东承包了北川一条乡村公路的修建。这不是件省心的事情。直到现在，别人还欠着他的钱，他也欠着别人的钱。王茹还记得农历年末时，好几个人来家中讨债，王东不在家，这些人在屋里打了一天牌。她和王震瑶在家，深感惶恐。

　　王东一家现在还住在北川任家坪的板房里。“冬天特别冷，夏天特别热”，这是当地灾民感到特别不满意的地方。在通往北川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很多羌族风格的房子，但大多数人都还没住进新房子。“原来说今年的‘5·12’可以住进新房子，现在看来是不行了。”王茹说。

　　二

　　张建清在擂鼓镇所住的板房拆掉了，而新房子还未交付。“过段时间就要摇号分房”的消息已经传了很久，但迟迟等不到。张建清的父母住在任家坪，为了更好地照顾父母，她从擂鼓镇搬了过去，在任家坪的半山腰上找了一处空地，立起一顶蓝色的救灾帐篷，帐篷外边用木板油布再搭起一顶棚子，这是她的“一室一厅”。门前白色的萝卜花开得正欢，这是为存留菜籽而种的。

　　大清早7点钟，细雨迷蒙，张建清就背着箩筐上山采茶去，一采就是一天。“采茶的季节马上就过了，得抓紧时间。”采茶的过程辛苦而枯燥，隔一段时间，山下便会来一声“妈妈”，张建清大声地回一句“菁雯”——那是在地震中去世的丈夫席刚为她留下的遗腹子。席菁雯由外婆照顾，外公则到工地上修沟渠去了，这能为此大家庭增加点儿收入。

　　山上这一大片茶地得靠张建清一个人摘了，她已经忙了好些时日。“今天摘的是我二姐家的地。”张建清说。就在离这片茶地不远的地方，有一整面垮塌的山体。这是2008年9月24日的泥石流留下的痕迹。山下仍在大兴土木，外人看着心存隐忧，村民们则觉得隔了3年，危险未至，故土难离。张建清的二姐和二姐的儿子躲过了地震，但“9·24”那天被泥石流埋在了那里。张建清在地震中去世的亲人，还有二姐夫、大姐、自己的公公婆婆。大部分人的尸体都没找到，在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张建清只能到不同的遇难点去烧香挂纸。

　　张建清的大女儿席蝶小学马上毕业了，平时住校，周末回家。她坚决不让女儿来帮她采茶，觉得女儿的任务就是把书读好。“她今年要考中学了，老师让她去报考绵阳最好的中学。”席蝶的成绩保持在全年级前3名，这让张建清感到欣慰。最大负担来自学校，虽是“义务教育”，每年也仍需缴纳一百多块的学杂费。学校食堂的饭菜则是又贵又难吃。“席蝶已经很省了，但每周还得花50块钱。”

　　张建清正在山上采摘的这些“明后茶”，只能卖三四块钱一斤。“明前茶”比较贵，能卖60块钱一斤，但是数量极少。她所苦心劳作的整片茶地，一年下来的收入总共也就两千多块钱——这已是这个大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采茶的时候，她会提起去世的丈夫席刚。“他长得很帅。”听上去，丈夫像是外出打工而已。为了证明所言不虚，她停下摘茶，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丈夫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张建清不仅随身携带着丈夫的遗物，她认为的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带在身上。“放在家里太不安全，偷东西的人很多。”她整个人就是一个移动的家。

　　依有关政策，震区灾民可以按照每人30平米的标准购买新房子，像张建清这样原本有房有户的人家，可以按每平米600块钱的房价购得。但新房子迟迟未能落实。

　　太阳开始西斜时，张建清背着一箩筐新鲜茶叶下山了。她的手指非常粗壮，而且被茶叶染成黑绿色。在家门口水龙头的冲刷下，费了很大劲才洗干净。收拾干净的她要赶在天黑前到擂鼓镇上卖茶叶去。

　　一个女人照顾一家四口，这是沉重的负担。张建清并不打算为自己找一个丈夫，尽管说媒的人很多，她也不在乎。“我想我再也找不到对我和女儿这么好的男人了。”

　　三

　　绵阳市郊的永兴板房区大面积被拆除，大概只剩下一半的规模，原本住在这里的许多灾民已经搬离。廖乾美在永兴板房区里经营的发廊生意骤然惨淡了很多。没有办法，她只好将发廊搬到了板房区对面新建的当地居民安置点。“在板房区是没有房租的，水电也不用钱。在这里，这是很大的开销。”

　　发廊的新址比较偏僻，许多人还不知道，生意很不好。整个上午只有一位顾客来做头发，3个小时，消费70块钱。

　　我们辗转找到发廊的时候，两岁多的王宇辰正在门口玩耍。她看上去非常活泼，不断地在椅子上跳来跳去，并做出给她的妈妈做头发的样子。

　　“你们看，我的手上和脸上有很多红斑点。”廖乾美说，“这些情况从去年开始出现，以前从没有过。”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是过敏，并建议她转行。她做这一行多年了，除了这个，其他行业毫不熟悉。之所以出现过敏的症状，她分析是因为过于劳累，免疫力下降所致。

　　廖乾美是这个发廊的主心骨，主要靠她打理，弟弟妹妹帮一些忙，母亲煮饭和带小孩。一家人就靠这个发廊吃饭。

　　廖乾美的丈夫王昌伟在地震中去世，王宇辰成为遗腹子。王宇辰的奶奶改嫁了，重组了家庭，自建了房子。房子在任家坪。廖乾美原本可以分到一间房子，但住在任家坪不好做生意，那间房对她的意义不大。

　　北川新县城建起来了，一批商铺在招租。廖乾美原本打算在那里租个门面，但是太贵。“他们搞竞标，一年至少一万五的租金，怎么租得起啊？”

　　发廊延续着原来的名字，叫雨辰发廊。王宇辰一天一天长大，她开始发现自己和别的小孩有些不同。她会问廖乾美，爸爸去哪里了？廖乾美说，你爸爸在做保安，在北川看县城呢。

　　廖乾美已经很少回北川了，因为实在太忙。同样是因为忙，她也没时间为重组家庭而谈恋爱。“可能还是会找的，但肯定是要找合适的。”

　　四

　　北川新县城位于原来安县的黄土镇。这座新城的规划是整个北川重建的统一风格——羌族风格。在这里，过于冷清的街道竟透出欧美小镇的气息，仅有的一些店铺里，顾客寥寥。刘小燕住在新县城的尔玛小区，“尔玛”同样来自于羌语，就是“我们”的意思。

　　刘小燕的户口在北川县城，所以是最先分到房子的一批人。这里安置的是北川老县城的人口。

　　这套房子80平米，三室一厅。当我在客厅里看到刘小燕抱着的小孩时，心里有些疑惑：两年没见，小孩怎么还这么小。很快，我便知道自己弄错了，这是刘小燕再婚之后与现在的丈夫席成强在去年生下的小孩——席真宇。在地震中去世的丈夫谢军留下的遗腹子谢雨辰，现在主要和爷爷奶奶在另一套房子里生活。

　　刘小燕在前年再婚，极力促成她再婚的是去世丈夫谢军的母亲周秀芳。前婆婆认为，重新组建家庭，才能减轻大家的负担。

　　因为我们的到访，刘小燕打电话叫谢雨辰和奶奶过来玩。能看得出来，刘小燕所在的位置，要处理好两个家庭的关系，并不容易。

　　现任丈夫席成强以开出租车为业，早上7点出门，中午回来吃了饭，继续出门，然后直到晚上7点才回家。除了一家三口住的这套房，席成强还要负责自己父母房子的还贷，贷款在3年内要还清，这并非易事。超过3年还款，就需要缴纳利息了。当初在老县城有房子的人，想购得现在的房子，还必须在一份捐赠书上签字按手印，尽管他们未必情愿——这份捐赠书上的最后一句是：“为了让我们的亲人安息之地更加庄严、宁静，我自愿将位于北川老县城的房屋残址及宅基地无偿捐献，为建设地震遗址保护区贡献我的一份爱心。”

　　奶奶带着谢雨辰来了。谢雨辰很喜欢和同母异父的弟弟玩，他大概会奇怪，自己和弟弟怎么住在不同的地方。

　　周秀芳和刘小燕在阳台上说起租店铺的事情。周秀芳一家原本在北川县城做水果生意，周秀芳的丈夫以拉水果为生，他们一直想要个门面，“但是太贵，竞标到什么价钱还不知道呢。”

　　刘小燕已经不再做羌绣了，因为那样的工作辛苦而且赚不了什么钱。她一心一意带孩子，“过些时候再考虑出去工作”，但做什么，她还没有想好。

　　五

　　北川曲山镇杨柳坪在景家山上。盘山而上，道路崎岖，地震时，山路多被损毁。后来重修了道路，但由于山上大范围的重建，重型卡车来往不断，许多路面再次被压毁。

　　我们在杨柳坪见到杨菊花时，她正和自己的堂弟“打架”，因为堂弟欺负了自己的儿子朱扬。

　　朱扬脸上很多伤。杨菊花说，这是因为他这两天在地上滚而受的伤。地震前，杨菊花在车祸中摔断了腿，两年前见到她时，她的腿还植有钢板。现在断腿已经痊愈，没留下后遗症。

　　杨菊花家当初的危房还保留着。他们在原来的梨树林里辟出一块地来，重新建了两层新房。外墙是政府统一规划装修的，自己不用操心——照例还是羌族风格。

　　在地震中失去丈夫的杨菊花去年也再婚了。现在的丈夫是操控吊车的技术工人，收入还不错，但要在绵阳工作，两人见面的次数也不多。杨菊花去世的丈夫家人将当初借杨家养猪的钱还了大部分回来，有几万块钱。地震前，杨菊花的父亲杨正林也卖了一些地给房地产开发商，有些收入，这些钱都用在了震后建新房子上。

　　两岁多的朱扬话不多。杨菊花说，现在还不让他问爸爸的事情。“他长大一些再说，早晚要知道的。”

　　杨家的房前房后都种有梨树，春天里，梨花又开放，一片洁白。杨菊花的父母上山砍竹子去了，天黑才会回家。这片梨树林原本结出果实后，会拿到县城集市上去卖的，“现在家里没人管梨树了，也就不卖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北川县城如今已不在山脚下，新县城路途远了很多，费时费力。于是，原本所为经济作物的梨树，如今成了景观树。

　　六

　　我们需要开车从任家坪穿越老县城，才能到达另一端的邓家。北川老县城的残破感已经少了很多，一条平坦的水泥马路从中穿过。工人们在路边种树、铺地砖、挂标语，因为“地震三周年”就要到了。

　　穿过县城，我们看到仍在施工的恩达羌寨，全新的房子有着“陈旧”的外饰。这天刚好停电，在工地上工作的朱远成得以回到邓家海光村的家中休息。

　　我上次见到朱远成，是在2008年5月22日下午，我们俩爬上一辆红色大卡车的车斗，从绵阳去往北川。朱远成当时和妻子李昌平住在绵阳灾民安置点之一的南河体育中心。

　　地震时，朱远成16岁的女儿朱兰正在北川中学初中部读初三，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正为考高中而努力。“朱兰班上有些同学成绩不太好，考高中没有希望，那段时间就不去上课，反而躲过了地震。他们学校原来计划在三四月要搬走的，一直没搬，结果遇上了地震。”

　　朱兰是朱远成惟一的孩子。与许多农民不同，朱远成完全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有这么一个女儿就不再生了。朱兰所在的教学楼在地震中被整体埋在了巨石堆中。朱远成几乎每天都会从绵阳回北川一趟，看看能不能找到女儿的尸体。

　　当时，我们站在露天的车厢上，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低声地说了一句：“辛苦了20年，建了一点房，养了一个娃，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他下车的时候，给我留了电话号码。

　　这3年来，我都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或者说，我不敢给他打电话。他当时告诉我，他已经40岁了，妻子也快40岁。虽然不断地看到有失去子女的灾区父母再生小孩的消息，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其中之一。

　　今年的某个晚上，在北京一家电影院看《观音山》的时候，我的感受糟糕极了，我不断地想起朱远成。失去惟一子女的父母该怎么面对他们未来的人生？在大多数中国父母眼中，这意味着失去了未来。

　　跟看守北川老县城的武警几番交涉后，我们被允许开车穿过老北川这座悲伤之城。我们沿着江边的路找到朱远成的家。当朱远成说他的老婆又生了个儿子时，我很激动。这对他们来说，有了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新生的小孩叫朱浩然，妻子李昌平取的名字，她所理解的浩然是：有气势而无阻拦，能顺利渡过人生各道坎。朱远成还提到，朱兰的名字是自己起的，他原本给孩子起的名字是朱蓝，入学登记的时候写错了，干脆将错就错。“她出生在6月，天很蓝。”

　　在北川，那些在学校去世的孩子家庭获得了6万块钱的赔偿。朱远成认为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更希望自己女儿的名字能出现在纪念碑上。

　　朱远成重新建了房子，两层楼。庄稼地已经被泥石流给淹没，现在只剩下家门前的一分地，他刚种了一些花生，等待着发芽。屋前还种了许多种类的花，这是去年有考察团来视察前，政府赶紧发下去让大家种的。“有的花我都不知道名字。”

　　朱远成带我到他家楼上去参观。我在顶楼的屋檐下看到了《圣经》和《灵歌集》。朱远成说，地震后，他在景家山上的建筑工地劳作时，接触到了基督教。“我现在信这些，这里面说得很好，”他说。那个时候，工作完之后，他就看《圣经》。

　　在朱远成家的楼顶，可以看到远处的景家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江水，还可以看到邻居的姑娘们在楼下逗儿子朱浩然玩。“看到和朱兰一样大的孩子时，我就想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