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没有一座山川不可以逾越。
不管是横亘在脚下,还是矗立在心田。
逾川,这是19岁少年喻川的故事,
也是中国最年轻县城新北川以及整个汶川灾区变迁的故事。
壹
大约2米半长、1米半宽的布告栏前人声鼎沸,挤满了翘首期盼的群众。他们从影剧院小跑出来,围拢到布告栏前,忙不迭地把目光投向上面张贴的30张A4纸。
他们几乎把脸贴到纸上,一旦确定属于自己的那栏数字后,会直接抄到手掌上,满脸笑容地挤出人群,立马掏出手机给家里人报喜。有一个姑娘甚至激动地尖叫起来。
这是2011年4月11日临近中午时分,发生在新北川影剧院前的一幕。老县城建成区入住新县城居民第一轮第二批入住摇号仪式,正在这里进行。
影剧院内的摇号现场,女主持人特意找到摇出最终方案的人,实现了自己的“私人愿望”——与其握手,好在活动结束后去买彩票。台上的大屏幕放大了两个人的笑脸,台下一片笑声。
这一天,老县城166户受灾群众和新县城78户拆迁群众,将会收获自己的新家。
半年前,2010年12月,新北川体育馆,共7397户居民通过摇号,已经收获了自己的新家,约占需安置总数的96.5%。
那一天,新县城体育馆的看台上,坐着的是要参加摇号分房的北川人。既有普通百姓,又有政府工作人员,每一户的机会均等。有人问县长经大忠,将来他的隔壁邻居可能是卖茶叶的,经大忠笑着回答:“那当然有可能。”不过,县长的运气不是很好,他抽到了顶层。
喻川是看台上的一员。这个19岁的北川少年,“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窝”。他成为尔玛小区一套三室一厅、面积90平方米住房的户主。在羌语里,“尔玛”是美丽的意思。
央视对这座堪称中国最年轻县城的摇号分房进行了直播。据说,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比参加摇号的群众还要多。不过,在场的群众都真诚地说:感恩祖国,感谢山东。
从温家宝在震后指出“一定要再造一个新北川”,到2010年9月北川新县城整体移交,800多个日日夜夜中,3万多名山东援建大军昼夜奋战,完成重建项目369个,总投资约153亿元,让这座“5·12”地震后唯一异地重建的县城,完成了一场新生。
“3年之内平地新建一座城市,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为罕见的。”山东援建指挥部总指挥徐振溪说。
“对山东人发自内心的感谢,因为帮我们修了家。”喻川说。学校老师说要去欢送山东援建人员,大家都很愿意去。他回忆当时的场景,所有人一起唱《山东啊兄弟》,“黑黝黝的皮肤,映着孩子的笑容……”场面热烈到失控。
确定楼号、单元和楼层之后的喻川,也激动到失控。他从北川新体育馆一路跑到尔玛小区,找到自己未来的家,在楼下足足站了20多分钟。“就想站在那里,看着就高兴。”
喻川最早从班主任那里知道可以申请摇号分房。介绍完情况,班主任给他打气:“一定得把房子拿下!”
“原来真的是无家可归!一放学都不知道要往哪里走。”喻川说,当时他迫切需要一所房子,一个家。
家里没有人了——地震夺走了他的父母。2010年,农历四月初三,过完了自己的18岁生日,他需要自己去申请房子:从学校请假,跑到永兴板房去看通知栏,和大人们挤在一起填表。“我当时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大人看了。”
他也认识了“大人的世界”:申请房子得找相关部门盖章,找领导是最麻烦的,也是最受气的一件事情。
喻川属于“有房无户”:虽然家在北川,可是喻川和母亲的户口都在外婆所在的地方任家坪,父亲的户口则在湖北老家。按照规定,购买新县城的房子,对有房无户的家庭的价格是一平米800元。
喻川凑够了七万二的房款:老房子赔了3万6,小姨父给了他2万,受资助的钱,加上自己平时省下的生活费。还剩了几千块钱,是准备将来上学的。
交上钱的那一刻,喻川说“心里就踏实了”。
填完最后一张表,拿到房钥匙的喻川第一时间飞奔到尔玛小区,冲上楼,打开门,看着白色的墙,铺好的地板,他高兴坏了:“又有家了!”
贰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过后,像所有北川人一样,喻川的家不复存在。
命运向这个少年展示了它的无常和残酷——
那一天,他的家族在进行着一场大聚会:舅舅搬新家,全家人在北川大酒店吃饭。外婆因为要去卖菜没有参加。
那一天,他所在的茅坝中学初三二班正在上体育课。他和班里两位成绩最好的同学被叫去帮忙收拾房间。中考要来了,为了更好地辅导学生,老师要搬到学校里住。第一节体育课上完,手脚麻利的喻川已经收拾好了自己负责的房间。
做完,他和老师及另外两位同学道了别,他们还没有收拾完。
这一别,是永别。
8.0级特大地震发生了。
“嘭”的一声,巨大的气浪把刚刚走到操场边的喻川冲飞了。过了十几秒钟,蒙了的喻川坐起来,看到一块“房子一样大”的石头,“像保龄球一样”,咚咚咚就滚下来,滚到离他大约半米的地方停下来了。
到处都是“救命”的声音。喻川站起来,跟着人群开始跑。“当时就知道跑,往哪跑不知道,人往哪跑,我就往哪跑。”
跑的过程中,喻川看到了这辈子都难以释怀的画面:“一个男人拉着女人的手在跑,男人在前面,女人在后面,一块大石头滚过来,一下子,那个女人的身子就在石头下面了,那个男人就拉着一截手,可是怎么拉都拉不动了。”
从此以后,喻川说自己懂得了什么叫做“无能为力”。
喻川面对的是一幅世界末日样式的情景:整个北川县城曲山镇被夷为平地,周边的高山像包饺子一样把县城包在中间。
因为一时难以进城,到了县城边上,喻川对着老县城喊,爸啊,妈啊,你们去哪里了啊?像身边其他人一样,他撕心裂肺的呼喊得不到任何回应。
一个要好的同学跑过来,“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哭什么哭,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喻川说自己被打醒了,然后就去找吃的。不过,现在,他已经记不起来到底是谁给了自己一巴掌,怎么想也想不起来。
他听说从老县城跑出来的人集中到了任家坪那边,在那里,他看到了小姨父。喻川飞奔过去,一把抱住小姨父,大哭起来,我爸妈呢?外公呢?舅舅呢?小姨父抱着他,低声说,小川,你要有点心理准备。
当天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喻川躺在操场上,看着天,他总觉得父母还在,父母应该也正在找自己。他忘了那个雨夜自己都想了什么,只记得睡了一会儿,他起来尿尿,回来看到旁边有床被子,就使劲扯过来,裹在身上。
早上醒来,他才发现晚上扯过来的被子其实是裹着尸体的。他还发现,自己只穿着一双袜子,鞋子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
这天清晨,喻川和其他的同学被转移到绵阳长虹酒店。离开北川的时候,喻川的兜里只有十几块钱生活费,其余一无所有。
他的茅坝中学也没有了。喻川所在的班级因为正在上体育课而成为唯一幸运的班级:21个同学幸存,两名同学遇难。遇难的正是还没有收拾完屋子的、成绩最好的那两名同学。
而对于整个北川来说,“5·12”汶川大地震中,北川20多个乡镇,16万人受灾。被群山环抱的老县城更是几乎被夷为平地,2万多名县城居民中最终仅有4000余人成功逃生。
叁
张桐胜在震后几天进入满目疮痍的老北川,为几乎被摧毁的茅坝中学拍了几张相片。张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军旅摄影家。
残酷的场景让张桐胜近乎绝望:这样一所学校不会有孩子幸存了。旁人却告诉他,整个学校还剩一个班,其他的都没有了。
张桐胜决意找到这个幸存的班级。他一路找到学校临时驻地绵阳长虹技术培训学校,碰到的第一个学生就是喻川。张桐胜问,你是茅坝中学的学生吗?喻川回答,是。
喻川本不应该出现在张桐胜的视野之中,此时的他应该身在湖北,或者擂鼓镇。
绵阳长虹酒店是喻川他们转移的第一个落脚处。小姨父和从湖北老家搭火车赶来的幺爸(小叔)找到了他,幺爸又悲又喜:喜的是“家里终于有根了”,悲的是“大哥和嫂子都找不见了”。
喻川拒绝了幺爸带他回湖北老家的要求,因为他要留下来找父母。临走时,幺爸给了喻川一个手机,说有什么事情可以给他打电话。
几天后,小姨和小姨父开着自家的小货车找到了转移到绵阳九州体育馆的喻川。小姨抱着喻川哭,让他跟着自己回擂鼓镇,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
喻川开始意识到自己或许已经真的失去父母了。
张桐胜让喻川把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喊过来,和他们说话,聊天。不过,喻川印象深刻的是,“张叔送给了我们几盒大果汁,番茄汁,橙汁,大家都说真好喝”。其实,张桐胜还邀请他们去北京玩,喻川他们似乎并没有听进心里。
生活在慢慢恢复平静。陆续有家长来接走自己的孩子,一个个因为地震而分离的家庭重新团圆。可是不少学生和喻川一样,他们再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
喻川和原来的同学睡在临时帐篷里,两排床铺,一排8个人。帐篷旁边刚好有一条铁路,在喻川他们听来,火车的声音既像“大石头滚下来”,又像“堰塞湖的洪水冲下来”,让他们整宿整宿的睡不好觉。
喻川说自己每一天晚上都会做梦:“梦见一个大球,变成一个更大的球,从房子中间踏过去,然后又变成一个小球,变来变去,从自己面前滚过去。”
北川心理卫生服务中心任雪梅主任介绍说:“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3月,北川采用多种专业问卷对师生身心状态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地震对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影响极大,个体心理全方位处于紧张和不平衡状态,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被破坏,普遍存在抑郁和焦虑,行为和情绪稳定性差。”
一天上晚自习,喻川莫名其妙地感觉压抑,脸涨得通红,“似乎有东西把嗓子掐住了”。他请假回到宿舍,把宿舍门关上,抱了个枕头,躲到床底下,就开始哭。他哭出了声,说自己憋不住了。
后来,驻扎在学校的“心灵花园”的一位心理辅导志愿者来陪喻川聊天。他们两个开始聊小时候的事情。聊到最后,喻川跪下来,望着窗外,看见一轮明亮的月亮。
他想起月光下父母的笑容:喻川所在的茅坝中学在新县城,家在老县城,中间隔了一条河,正好是整个县城的两个对角。学校的菜比较贵,不能天天吃肉,他的父母每周四都会提着水果和蛋糕,穿越整个县城来看他。
“每周都是如此,我晚上下了晚自习都是十点多了。他们站在校门口,冲我笑,当时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想来是最幸福的时候。他们再不会来看我了,再也不会了。”
喻川给表哥打电话。他哭着说,舅舅没了,舅妈也没有了,二舅也没了,爸爸没了,妈妈也没了,外爷也没了……在地震发生大约一年之后,这个始终不愿意接受父母去世的少年,终于接受了命运的残酷真相。
表哥在电话里低声说,我知道,你好好在学校待着,我去接你,我们回家。
肆
年暑假的一个凌晨,地震后,喻川第一次“回家”。
“回家”是喻川的表爸提出来的:这个四十多岁的农村汉子害怕喻川以后什么也没有——事实也是如此,按照当时规定,认定亲属关系后,喻川去银行查账,父母没有给他留下任何财产。表爸觉得应该回老县城一趟,把房产证找出来,或许可以帮助喻川。
表爸提出回一趟老县城时,北川新县城选址方案刚刚进行论证对比,民间热议的是政府要在何时开始“再造一个新北川”。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建议是多么的富有远见:摇号分房时,如果没有房产证,“有房无户”的家庭需要找左邻右舍证明你在老县城确实有房子,而大部分的左邻右舍已经永远不能发出声音了。
喻川,表爸,表哥三个人在凌晨三点多钟,从任家坪出发,背着包,从老北川周边的大山上绕过禁止入内的栅栏,找到一个巡逻比较少的地方,钻了进去。
摸进老县城之后,喻川凭着感觉朝自己家里的方向走。不能打开手电筒,因为怕被人发现。快走到家的时候,突然一阵狗叫。过了一会儿,叫声停止了,狗反而冲着喻川跑了过来。跑到跟前,喻川看清了,这是他们家的狗——毛毛。
“毛毛,毛毛……”喻川蹲下,把扑过来的毛毛抱起来,摸着它的头,说,“你还活着啊,还守着家呢”。毛毛使劲摇着尾巴,把头往他脸上蹭。
喻川把面包拿出来给毛毛吃,毛毛一直吃吃吃,把他带的面包都吃完了,喻川又给它找了一个碗,倒矿泉水给它喝。喻川回忆:“它太饿了。”
表爸钻进屋里,把衣柜上的瓦片移开,用斧子把衣柜劈开,用手电筒照着,找到了房产证、喻川父母的结婚证、喻川父亲的退伍证、老照片等。拿衣服的时候,还发现了压在衣服下的几百块钱,这是父母留给喻川仅有的财产了。
喻川的父亲当年从湖北老家到四川来当兵,服役期满之后没有回去,而是选择留在北川,他与喻川的母亲认识并相爱,可是外婆并不同意这桩婚事,因为他的父亲是外地人,后来两个人还是选择了在一起。
离开的时候,喻川想把毛毛一起背出来,可是表爸不同意,说怕有传染病。喻川只好又往碗里倒了一些矿泉水,对毛毛说,不能带你出去了,你把我家守着啊。
他们离开的时候,毛毛一直在后面跟着,喻川很高兴,心想一直跟着我出去就好了,可是后来跟着跟着就不见了。这是喻川最后一次见到毛毛。
6月10日,唐家山堰塞湖开始泄洪,将老县城全面淹没。
仅仅一天之后,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19个省市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进行对口援建,对口支援期限按3年安排。北川由山东省援建。
从此,新北川开始重建,18个受灾县市开始重建。
之后,政府允许群众回到老县城。大家都回去搬家具,可是喻川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因为后来的泥石流已经将他家所在的北川老县城冲烂了。他也没有见到毛毛。
几天之后,身在擂鼓镇的喻川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电话中的人说自己是张叔,喻川一下子记起来了。
张桐胜邀请喻川来北京玩,就当来散散心。喻川说得问问家里人。小姨同意了,并嘱咐喻川:人家帮助你,问你什么就回答人家,要记得人家的恩情啊。喻川说,是。他还叫上了地震中一起跑出来,与他一样失去父母的刘玉梅姐弟。
火车从绵阳出发,到北京西站下车。张叔和一大群人亲自来车站接他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喻川有些不好意思:“我只能听出张叔的声音,甚至忘了张叔的模样。”
这是喻川第一次到北京,之前,他对于北京的了解仅限于小学课本上学到的天安门、故宫和圆明园。这一次,张叔陪着他们去了好多地方玩,十多天里都是全天陪同。
可是喻川说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开不开心,“别人让吃饭就吃饭,让说话就说话”,反正是笑不出来。后来,喻川看当时拍的照片,很多面无表情。
张叔邀请喻川第二次去北京,是在2009年春节前。张叔介绍他去参加北京航天城举办的一个活动,说小川你要多参加活动,多和人交流。
后来,喻川整理这次去北京的照片,他发现了最明显的不同:自己开始笑了。
伍
更多的笑容开始出现:
擂鼓镇的小姨和小姨父的生活已经回到正轨,并受益于当地羌族旅游产业发展;表哥已经回到原单位工作,打电话说要好好上班,享受生活;部分农村同学的家里在香港乐施会的帮助下,已经重建了住房,加入了农村合作社,开始种植有机蔬菜;身边的同学开始活泼起来,大家喜欢讨论未来的新学校会是什么样子——2009年5月12日,北川中学开工奠基仪式举行,标志着新县城首个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喻川说,在地震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周围的同学们都是“面无表情”,女生经常哭。通常是,一个人哭,女生们都会跟着哭。不哭的时候,整个临时校园内是安安静静的,唯独两个地方有笑声。
一个地方是篮球场,另外一个地方则是“心灵花园”心理辅导志愿者的帐篷。在“心灵花园”的帐篷里,他们唱出了地震后的第一支歌《相亲相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其实,大家更喜欢的是那种一起唱歌,一大家子的感觉。”喻川说。
“心灵花园”由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申荷永发起。震后不久,申荷永和自己的妻子、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高岚,就带着自己的团队来到北川中学。他们称北川中学的孩子们为“伙伴”。
一开始,他们遭到了北川中学的拒绝。原因并非在他们身上:在他们之前,有的志愿者像走马灯,有的则让学生们填写冰冷的调查问卷,比如,有问卷问道“震后你是否有过死亡或者自杀的念头”,看得师生们心惊。这并不局限于北川中学,地震后有一句“防火防盗防心理”的话,在当地流传颇广。
与校领导交涉的当天,高岚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一个心理辅导团队的“专家”为一个男学生做心理辅导,让他给在地震中离开的母亲写封信。趴在地铺上的男生,默默地写着信。男生写完信,“专家”拿过去看完,就把信撕了,然后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来。男生捧着被撕了一页的作业本,跪在那里,眼神里装满了失望。
高岚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她走过去,跪下,看到男生受伤的手臂,拿出药酒为他擦洗。慢慢地,高岚跟孩子交流起来。五十多分钟后,他们做起了游戏。
当时在场的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和几位老师看到了这一幕。“心灵花园”被允许留了下来,成为常驻在北川中学的两个心理辅导团队之一。
2010年9月1日,新北川中学举行开学典礼。喻川他们结束了在绵阳技术培训学校两年多的时光,开始在新学校的学习生活。
北川中学办公室主任李学艺说,淡化灾区意识,回归常态,是他们现阶段心理工作的重点内容。
“有些家长开始放纵孩子的行为,觉得大地震都经历了,孩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这是不对的;另外,有些学生觉得受到别人的帮助是应该的,缺乏感恩心态。”李学艺认为,这些发生在学生身上的变化,其实是整个震区灾后心理重建所面临问题的缩影。
“心理重建的重要性和难度不亚于盖房子。”北川县卫生局心理服务中心主任任雪梅说。
任原为西南财经大学的心理学老师,作为绵阳人的她在地震时选择成为一名志愿者,负责协调外来心理辅导团队在北川的工作。2009年4月25日,北川县卫生局心理服务中心成立,任雪梅通过考核,成为该服务中心主任。
任雪梅认为:“从应急状态到趋于正常的过渡阶段,后续工作的开展十分重要。”截止到目前,心理服务中心已经建了60个心理援助站。
不过,她更强调“助人者自助”。因此,与一般服务中心的工作思路不同,任雪梅领导的心理服务中心通过与华西医院和健康中国工程项目的合作,培养了一批能力较高的基层县镇医生,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基本解决心理问题。
喻川感受到了一种变化:有同学就不上学了,地震改变了他的想法,人太脆弱了,成绩再好也没有用,还不如早点挣钱过日子;小姨也告诉他:想吃什么就吃啊,想买什么就买啊,日子要过啊;地震中大多数人受到了伤害,有人也发了地震的财……
不过,他说,现在最大的庆幸是遇到了所有帮助自己的人。他在给“心灵花园”的申荷永老师的邮件中写道:
“一直以来我心中都存在着一支默默的力量,这股力量好温暖!长久以来我都不知道我是怎样克服生活的险阻,从人生的低谷慢慢爬出来的,等我能够静下心来,读着《三川行思》,沉淀心中的渣滓。一个答案刻在了我的心灵上,就像雨后乌云散开,耀眼阳光般清晰!”
陆
震后的第一个春节,喻川是和小姨、小姨父和外婆们在擂鼓镇过的。大家围在一起吃了腊肉,似乎感觉和平常一样。
和平常不一样的是没有看春晚。喻川拿起来了电话,他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给自己所有认识的人打电话,亲戚,朋友,老师,同学,记者,凡是认识的、有联系方式的通通打一遍。接通电话,很多人都会吃惊,不过知道是他都会很高兴,最后都说,小川,你要好好生活。
“感觉特别好”,喻川放下电话,自己也很高兴,“哦,我身边还有这么多人,我不是孤孤单单的。”现在,每一年的大年三十,他都要打很多电话。
过完春节,高一的下学期就开课了。自从08年暑假从北京回来之后,喻川说自己特别想读书。地震前,他的学习成绩一般,尤其是英语特别差。去北京,张叔告诉他,要好好学习,将来才会有竞争力。他自己也发现,别的哥哥姐姐能够与外国人直接交流,他连说带比画,费劲得很。
喻川下决心要学好英语。老师说看英语电影,既可以练听力,又能学习一些单词和英语俚语。星期天的时候,喻川便到英语老师的办公室里,找英语电影看。可是看了许多电影,他说自己只学会了一个单词:help(救命)。它来自于一部叫做《六天七夜》的电影,一个人扳着一根树枝喊“救命”。这是一部关于“遇难”的电影。
喻川也开始学习中医。他的外婆有风湿病——一种因为当地气候导致的常见病,听人说西药吃多了不好,当然也为了省钱,喻川便希望学一些中医的方法,自己给外婆治病。恰好常驻学校的“心灵花园”的小林老师懂中医,喻川便向他请教。
搬进新房子后,喻川又开始学习做饭,“外面吃饭太贵了”。他要做的是炒油菜和辣椒炒肉。他要先打电话给外婆,问明白是先放盐还是先放油。在决定先炒哪一道菜的时候,他费了一番思量:他决定先炒油菜,油菜便宜,可以练练手,肉贵,炒坏就可惜了。可最终,肉还是没炒熟,不过喻川还是吃了。
“挺香的。我可以独立了”。现在,他正在学习怎么烙葱花饼。
学过一段中医的喻川,已经开始练习针灸。刚下针的时候,他找隔壁的一个好朋友练习,因为外婆怕疼,小姨也怕疼。他学习中医的内容也远远超过了给外婆看病,因为慢慢发觉“中医的魅力很大”,也觉得学的知识越多,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地震之前,喻川是同学眼中的“老大爷”,因为他不爱说话,不愿与人交流。现在的他特别爱说话,尤其喜欢与比自己大的人在一起。
喻川说:“我对于人生的看法,肯定比原来要多很多,年龄增长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遇到了太多的事情。”
这个19岁的北川少年说:“等我老了,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生命中有希望的每一天。”
还有十多天就是又一个5月12日,喻川和外婆要去老北川祭奠父母和亲人。他说,他要告诉父母,儿子已经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