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无法告别革命”
《瞭望》文章：章开沅：“无法告别革命”
“继承辛亥革命遗产就是最好的纪念。民主共和的思想，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思想我们都需要继承。”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章开沅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时间也像一部历史那样漫长。
那是1954年，德国历史学家贝喜发专程来武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他的学术热情与执著让28岁的历史教师章开沅印象深刻，贝喜发参观历史遗址、与辛亥革命当事人座谈，还与当地的学者频繁交流。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武汉研究，这让章开沅心中“不平”，作为首义发生地的学者，他感受到自己的职责。他在这一年开始进行辛亥革命的研究，这项工作一做就是57年。
57年后，85岁的章开沅坐在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他语调平缓、言词坦率，他的视野在现实与历史中往返穿梭，他对辛亥革命的深切理解，让他从容击水于历史的深流。
他身坐的沙发后，临墙置放着“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的大幅书法。这是他从事历史研究的“座右铭”。
1961年，章开沅建议，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这一建议被采纳，这次全国性的会议既拓展了章开沅的视野，又让他得到史学前辈的鼓励。几年后，他被借调到北京整理史料，又和末代皇帝溥仪分在一个研究组。
“文革”期间，他因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评价李秀成的文章而受无妄之灾，从此被剥夺学术研究的权利。
1979年，“文革”一结束，他发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率先提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新探索辛亥革命史研究前进的方向与途径”。美国《中国史学》1980年夏季号全文译载，编者称之为“中国人近年来辛亥革命史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这一年，他首次出国访学，他发觉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远远落后于海外。归国后，章开沅加快步履。此时首义亲历者在世的还比较多，他走访当事人，手抄了大量史料。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人们看到了由章开沅与林增平主编的120万字3卷本《辛亥革命史》。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通史性、综论性专著。这部书使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走向了世界。
1986年，章开沅被华中师范大学教师们选举为校长，开始了他作为教育家的生涯。章开沅曾说这是历史的误会，这之前他连系主任都没当过。
但章开沅没有让师生们失望，他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之一。3月8日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章开沅仍难以忘却教育者的天职，他痛斥大学校园中的怪现象，痛心于今日大学精神的失落与年轻学生的过早世俗。
“十年之前，在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我曾经声明告别辛亥革命”，章开沅告诉本刊记者，“但现在也告别不了。”
他解释自己的学术兴趣已经转移，但辛亥革命作为影响深远的大事件，还是让他无法远离。
虽然想告别辛亥革命研究，但章开沅反对“告别革命”的观点，他说，“历史做伦理评判是说不清的。站在今天的视角对前人苛求，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作为研究者，要尽力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去，再跳出来加以宏观地把握，但这只是合理的解释，还不能认为就是客观的解释。”
“改良也可以是革命”
《瞭望》：费正清所编《剑桥中国史》把晚清政府和晚清社会说成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你如何评价？
章开沅：清政府在庚子事变后，进行了十年新政。内外推动让它不能不变革。但不能说晚清政府与社会是“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其后还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等等。过去研究者对晚清的新政否定得太多，说新政是假的，这些也应该给予修正。
晚清的立宪运动与地方自治是政府主导的，现在看来，做得非常认真。出洋考察大臣的日记与报告要比现在一些官员出国考察的成果高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从圈地运动、海外掠夺中获益，多半从民生企业崛起。后发展国家一般从国防工业开始近代化，先进国家走在前边，后发达国家移植其技术以至制度，回顾历史，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是这样走出来的。
晚清社会还出现了新兴阶层，就是绅商。他们的组织——商会在清末民初表现得非常活跃。“商而优则仕”，晚清政府还给他们加官晋爵。张謇是上海的绅商，进士出身有才学，是真正的“儒商”。这一新兴力量是很有生气的，在历史上起了作用。
立宪比君主专制制度更好，这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主要观点。这是梁启超提出的，后来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立宪运动就这样沸沸扬扬地开展起来，宣扬立宪的书籍成为畅销书。清政府想走立宪这条道路，但又走不了，它没有这个本事与能力，最终就以垮台收场。
《瞭望》：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学术界也有重新评价辛亥革命的思潮，“改革是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有人认为改革在妥协的状态下渐次演进，付出的社会代价较小。今天，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
章开沅：改革是常态，不是所有的社会进步都要以革命的形式进行，这一点是对的。但改良也可以是革命，它可以体现质的变化。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革命，它甚至比辛亥革命流血更多。
“告别革命”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要人们以平常心对待革命。我之前提出，革命是手段，不是目的，革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文革”时提出不断革命，造成了中国的大灾难。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也是痛定思痛的产物。
另外一位学者邹谠则提出，“革命是告别不了的”，革命的因素存在，就会产生革命。是否能告别革命，并不是人为的决定。
改革是常态，这句话没有错。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以和平方式过渡。回顾历史并没有哪一个人愿意来革命。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想告别革命，从事铁路建设。但他告别不了，二次、三次革命，最后“革命尚未成功”。
“更重要的是人民地位的变化”
《瞭望》：辛亥革命是一次妥协的革命，如何评价清末立宪派，他们既是历史的创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
章开沅：从历史事实来看，真正的革命者其实很少。参与革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裹挟者。当时的社会并不具备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这样就只能以妥协告终。
辛亥革命前，国内的报纸都掌握在立宪派手中，他们思想与康梁相通。当时革命出版物发行不畅通，这种情况下，立宪派做了大量的启蒙工作。他们本来反对革命，但结果是“热脸碰上冷屁股”，清政府腐败难有作为，这就难以符合人们的期望。
辛亥革命爆发，湖广总督瑞澂逃走；但瑞澂并不是腐败官僚，他是个积极推动改革的人。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謇正好在武昌，他有忠君思想。在认识到君主制不能解决问题后，他也顺应历史潮流，剪掉辫子，认同民国。他拥护袁世凯。但当袁世凯称帝时，他没有选择附和。这就像刘少奇所说：“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
他是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从宏观意义上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瞭望》：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但民主与共和没有真正实现，孙中山、宋教仁、梁启超都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但他们都失败了。比一国政体转换更重要的转变是什么？
章开沅：民主、共和不仅是政体的变革。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南美、印度的政体变革，但其产生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国体比政体更重要。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是政体的不同选择，但更重要的是人民地位的变化，这就是民主实现程度的问题。
从历史经验来讲，表面上的政体变化不是太难，但负责任、有成效的变革不容易。但这并不说明，民主、共和的实现就是遥遥无期的。历史表明：权力不能没有限制。无制约的权力必将走向腐败。同时道德制约的力量实在有限。
“民生主义”是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
《瞭望》：你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仍会给今天带来新的启示？
章开沅：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五族共和”的阐析。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有所开创，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
中华民族作为近代一个民族的称谓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当时对少数民族了解不多，所以提出“五族”。“五族”实际并非仅指五个民族。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20世纪初年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
我近年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全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瞭望》：辛亥革命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何现实意义？
章开沅：孙中山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五权分立”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
孙中山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纠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
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瞭望》：你认为“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在百年之后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问题？
章开沅：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由此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今天，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对我们有所启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他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含，我们理应给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好的纪念
《瞭望》：2011年，中国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人如何加以纪念？
章开沅：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继承辛亥革命遗产就是最好的纪念。民主共和的思想，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思想我们都需要继承。
辛亥革命有很多遗憾。当时曾把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比做美国的华盛顿，这是人们的历史期望，但也是历史的大误会。要引导中国人前进，要有一批大智大勇的人，真正有担当的人。
《瞭望》：2011年，中国迎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这一百年也是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前行？
章开沅：近五百年历史，西方文明兴起。所谓近代是从人类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人发现了自己，人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从此穿越了千年的中世纪。但另一方面，人类力量的增长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现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布及世界，科技决定论引起了人类诸多共同的问题：战争、资源的浪费与耗竭。由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人类正在毁灭自己生存的环境，从而也有可能最终毁灭自己。这些问题，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都不能置身其外，而只有通过全球一体化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求得改进与化解。
具有世界视野的孙中山早就提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要统一起来。未来一百年，中国人不仅要做国家公民，还要做世界公民。
现今人类的文明危机空前深重，但是，我们不应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正如《国际歌》所反复咏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