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那些曾影响中国时代进程的领导人们，在艾得胜那双粗糙的大手下一一“复活”， 瞬间拉近了历史与现实、伟人与观众的距离

　　文|《小康》见习记者 谭畅

　　艾得胜，被称作“中国蜡像第一人”。奠定他“第一人”身份的，或许，和他那些惟妙惟肖的政治人物塑像有关。

　　1998年，是天津美术学院副教授艾得胜制作蜡像的第十个年头，那一年他历时两个月为天津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创作的周恩来蜡像《鞠躬尽瘁》，是他第一个知名的伟人蜡像作品。

　　1998年2月底，“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开馆之际，周恩来的三个侄女周秉德、周秉宜、周秉健对着《鞠躬尽瘁》长久凝神，继而失声痛哭，这尊酷似周恩来的蜡像勾起了她们脑海里触及灵魂的往事，伯父周恩来仿佛又来到她们身边。

　　蜡像，这个被称为“立体摄影艺术”的舶来品，当时并不被国人所熟悉，虽然它在西方已有近两百年历史。国内各种展馆的展品多年来以老照片与塑像居多，一个看似有血有肉的仿真人像忽然出现在面前，瞬间拉近历史与现实、伟人与观众的距离。

　　在《鞠躬尽瘁》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胡耀邦等十余位领导人的数十尊蜡像，在艾得胜那双粗糙的大手下陆续“复活”，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任弼时胡子的造型、高岗五官的特征、邓小平抽烟的姿势……”艾得胜对领导人的特点观察良久，连细微之处都如数家珍。功夫毕竟在诗外，为了做蜡像，艾得胜收集了上万张毛泽东不同的照片与画像，甚至他模仿起周恩来讲话来都惟妙惟肖。

　　艾得胜坦言，给领导人做蜡像非常难，国内做得好的凤毛麟角。“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领导人的形象虽然深入人心，但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评判。”

　　总理头部的发须，是一根一根粘上去的

　　当年，艾得胜制作的周恩来蜡像《鞠躬尽瘁》，取材于意大利记者焦尔乔·洛迪于1973年1月9日拍摄的摄影作品《沉思中的周恩来》。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几乎达到崩溃的边缘，罹患重病的周恩来用他脆弱的身躯苦苦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这幅照片因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特殊的政治背景，被认为是最能表达周总理晚年心理状态的摄影作品。

　　于是，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里，呈现出这样一位周总理：身着灰色中山装，左胸前佩戴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面色略黄，面容已显憔悴，脸上皱纹纵横，老人斑深重，有的高出表皮许多；额头上，淡青色静脉微微突起；他斜靠着沙发，胳膊自然地放在扶手上，略带浮肿的双眼望向远方……

　　“这与通常对领袖的塑造不一样，总理的表情看似平静，实则隐忍，把握起来很难。”为了保证蜡像质量，艾得胜多方搜集文字和图片资料。在艾得胜这里，一张好照片的定义与别人有所不同：“拿这尊《鞠躬尽瘁》来说，这是反映晚年周恩来的状态，我需要的是同时期的照片，拍摄角度自然越多越好，这时难题出现了，总理晚年的背影、侧影照片实在难找。”艾得胜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总理头部的发须，是他一根一根粘上去的。这种苦行僧似的做法，得到的结果自然令人赞赏。

　　艾得胜还记得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的李琦第一次到周邓纪念馆参观的情景，当时已经八十高龄的李琦蹒跚着走近蜡像，端详许久，老泪纵横，临走时，老人请工作人员为他与总理的蜡像合影。作为曾经常伴总理身边的人，李琦向艾得胜讲述了总理的诸多细节与生前往事，以助于他更好地为总理塑像。此外，李琦还在他出版的《回忆与怀念》一书里专门提及这尊蜡像。

　　1999年1月，邓颖超蜡像的制作进入尾声，曾任邓颖超秘书的赵炜仔细看过蜡像后，告诉艾得胜：“脸型、神态都酷似，但发型不像，对于一个老人来说，这样的发量显得太多了。”在赵炜的牵线搭桥下，原北京饭店曾多次为邓颖超理发的石英女士来到工作室，为蜡像剪发。理发后的邓颖超无论神情还是相貌，都与真人极为相像，赵炜看后难抑激动的心情，当即决定从家中取来一双邓颖超曾穿过的鞋，给蜡像穿上并将其捐赠给纪念馆。石英还为邓颖超蜡像取名《笑忆甘棠》，怀念周邓二人在中南海西花厅共赏海棠的美好时光。

　　化学科学家，还是蜡像院魔王？

　　艾得胜很少主动带朋友到自己的工作室，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惨不忍睹的试验场。

　　40平米的房间，顶端悬挂着各种灯具，其中有四条日光灯和三盏素描灯；桌上除了形形色色的刀剪、绘笔、颜料外，还有多达两百个人头模具和几十只蜡制人手；陈列柜里，上层摆满人物画册、照片和录像带，下层则搁置着烧瓶、酒精灯和温度计等；地上玄机最多：蜘蛛网一样交错的电线，凝固的蜡迹、锯木花般的蜡屑、长短不一的毛发——也许，冷不丁你还会踩到滚落在地板上的“眼珠子”。

　　这是一间多功能的房间，它是实验、创作、生活起居的地方。这个房子里的主人就是靠这些无生命的泥巴、工业蜡和复杂的化工材料及这些最原始的手工工具，创作出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万物之灵。

　　艾得胜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装潢系，他第一次直观地见到蜡像，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是一部拍摄于1953年的好莱坞悬疑电影《蜡像院魔王》，影片围绕一个诡异的蜡像馆展开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当时的艾得胜不会想到，二十多年以后，当好莱坞翻拍的同名电影再次风靡全球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代蜡像大师。

　　1989年，河北省清东陵文物处对艾得胜发来邀请，打算邀他制作一系列清代人物的蜡像。当时对蜡像一无所知的艾得胜，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实验过程。

　　美学素质和造型能力，对蜡像而言只是一半的能力，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蜡像材料的研究和掌握，也就是对化工知识的掌握和了解。这对艾得胜这种只有初中化学知识的文科生来说难度不小。首先，蜡的颜色并不是所见即所得，熔化时接近肤色的蜡，很可能在冷却后变成了紫色。还有就是，人们平时生活中接触到的蜡遇热易融，不适合做蜡像，因此如何制作出熔点高、可塑性强的蜡像，需一次一次试验。试验是辛苦的，在最初接触蜡像的八年里，为验证一个配方，艾得胜像化学科学家一样不厌其烦地进行上百次尝试，手和身体也无数次被蜡烫伤；有时他又像一个外科大夫，打开头颅、嵌入眼球、缝合皮肤、肢解四肢……

　　艾得胜介绍，制作一尊蜡像的工艺流程大致是收集资料、做泥稿、翻模、浇蜡、上色、刻画毛孔和皱纹、粘毛发、穿衣八个方面。“收集资料是基础，资料收集的情况直接影响进度。在过去，光是收集资料就要花一个多月时间，一接到做蜡像任务，马上就去图书馆、旧书摊，一本书上哪怕只有一点点有用的资料，都要买下来。现在好了，网络时代，两天就差不多了。”

　　在艾得胜收集的素材里，毛泽东的资料是最丰富的，照片上万张，单是挂历就有20多本，但是艾得胜认为，为毛泽东制作蜡像并不容易。“他是比较标准的东方长相，形体上不好把握。而且绝大多数毛主席的照片都是修过版的，把人的结构都修圆了、修平了，虽然很好看，但对于做蜡像来讲，这是最忌讳的。”所以艾得胜不得不反复很多稿，推翻很多稿。

　　在制作毛泽东蜡像时，艾得胜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毛氏中山装”的渊源与特点：布料是“啥味呢”，领口增开到46厘米，上衣前阔、后背稍宽，后片比前片略长，而肩膀部分则较常规做得稍窄，中腰稍稍凹陷，袖笼也比常规提高了一点。令艾得胜欣喜的是，毛主席在世时，国家领导人所穿的衣服布料主要产自天津，他直接找到天津东亚毛纺厂的仓库，把所剩不多的布料统统买下。

　　过去最不愿意逛商场、布料市场的艾得胜，出于对蜡像难以割舍的喜爱，开始“厚着脸皮”去采购。“到那儿我就说我是剧组的服装师，因为我买的东西都是蹊跷的，甚至买旧的。跟人说蜡像还得解释半天。”

　　除去这些技术活，观察人物面部表情变化也是艾得胜的必修科目，为了准确把握人物表情，一向不愿乘公共汽车的艾得胜，开始有意搭乘公共汽车，理由是：公共汽车上人物体态不同、气质有别、表情也各异。

　　艾得胜笑称，当他与一个理想的“模特”对视时，麻烦就来了：“我久久地凝视着他(她)，仔细观察其耳、鼻、口、眼，肌肉结构、皮肤、肌理，有时像发痴一样。观察老人时他把我当成精神病患者；观察女人时，她们无一例外当我是好色之徒。”

　　艺术家时常会被人误解，被误解为“好色之徒”不算什么，被误解为“亡命之徒”就麻烦了。艾得胜的无意之举经常吓得别人一身冷汗：“有一次，学生来电话问刚塑好的齐白石头像放哪里。我当时在公交车上，拥挤嘈杂，扯着嗓子说：‘这样吧，你把齐白石的头搬到我三楼办公室去。’这下可好，一车的人都吓傻了。”

　　“一个个长得跟活人似的，不敢碰！”

　　艾得胜说，在蜡像馆对政治人物的塑造上，国内国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西方，杜莎(杜莎夫人蜡像馆)是政治的晴雨表。”艾得胜说。在小布什离任前，奥巴马的蜡像就已经完工了，小布什卸任后，蜡像就撤了，很快换成了奥巴马。除非是特别有影响力的，比如林肯、毕加索、丘吉尔、华盛顿、撒切尔夫人这些人都还陈列在馆内。有的蜡像是昙花一现，有的蜡像是万古流芳。

　　至于国内，艾得胜告诉《小康》记者，国家博物馆对政治人物蜡像制作有着最为严格的规定——没定性的人物不能做，有争议的人物不能做，在世的领导人也不能做。

　　某些国家，允许公开领导人的身材数据，这样制作起蜡像来要方便得多，但在中国很难实现，艾得胜在为湖南浏阳的胡耀邦纪念馆制作蜡像时便很犯难，“他是距离我们年代很近的人物，但照片奇缺，找起来很费劲，可能是我制作领导人蜡像中照片最少的一个。”艾得胜最后不得已联系新华社，才拿到为数不多的几张胡耀邦的照片。

　　在国外蜡像馆，为了还原生活，很多蜡像都采用了名人当年用过的东西。比如，由于英国女王的服装价格昂贵，所以女王就把她曾经穿过的服装捐给了杜莎夫人蜡像馆。这在艾得胜看来就更为奢侈了，在自己为领导人制作的几十尊蜡像中，只有周恩来的“为人民服务”胸章和邓颖超的鞋子是真实使用过的，其他服饰物品均为仿制。

　　1998年，在香港回归一周年之际，应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的邀请，艾得胜与庞黎明合作，创作了1982年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会见的蜡像，并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港人的轰动。

　　在制作的国外名人蜡像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是艾得胜的得意作品，1997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陪同下参观大连蜡像馆时，看到艾得胜所塑的丘吉尔蜡像感叹：“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蜡像，请向这位作者表达我的敬意。”

　　按照艾得胜介绍，在国外的蜡像馆，观众看到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塑像仿佛都带有“古希腊”的血统。“大部分中国人面孔都太平，轮廓感不清晰，说实话，外国蜡像师做的东方人都不太像。相反，中国蜡像师做起轮廓分明的外国人就容易多了。”艾得胜说。

　　但中国蜡像起步毕竟比国外晚了近200年，而且蜡像诞生有着极为复杂的工艺过程，一些工艺绝技需要多年的实践与研究，这是国外蜡像制作的机密，没有任何教课书可以供参考。“不断地试验再试验，我快成化学家了哈！”艾得胜的试验终于让中国蜡像在细节处胜出，欧美对皮肤肌理、血脉、行发、色彩、斑迹的刻画远没有如此精细。艾得胜之后撰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蜡像艺术专著——《探秘蜡像艺术》，因填补了国内外空白，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也奠定了“中国蜡像第一人”的基础。

　　艾得胜坦言，在蜡像的工艺上，中国蜡像师并不比国外逊色，但是在蜡像馆的运营上，中国落后许多。“打个比方，杜莎夫人蜡像馆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对蜡像进行定期清洁和维护，相反，中国很多蜡像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该怎么‘伺候’这些蜡菩萨。曾经就有蜡像馆的工作人员诉苦：‘艾老师，这一个个蜡像长得跟活人似的，像见鬼一样，不敢碰啊！’”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或许也是造成运营落后的原因。

　　在英国，蜡像艺术是一门相对比较大众的艺术，和拍摄写真一样，人们愿意通过蜡像将自己某个时段的样貌定格，名人们把自身蜡像能够进入杜莎当做身份的象征，普通家庭里，一家几口同时做蜡像的情况也并不鲜见。

　　然而，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塑像是对逝去人物的怀念，给活人塑像，被认为是“恐怖”和“不吉利”。最近几年，随着人们思想的开放，这样的情况好了一些，艾得胜开始接到一些私人定制蜡像的单子：“主要是都是黄河以南省份的，也有国外的，北方人还是接受不了(塑蜡像)。”

　　迄今为止，没有一位亲友找艾得胜为自己或家人做蜡像，包括为去世的人。如今，艾得胜制作的两百余尊蜡像，少数被国外蜡像馆收藏，其余都散落在国内除台湾、海南、新疆之外的全部省份，大多是红色主题纪念馆。艾得胜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为他的这些作品进行护理、清洁、修复，“给它们洗头、洗澡，也用洗发水、沐浴露，跟我们活人一样。”

　　“虽然它们没有生命，但是我视它们为有生命的，它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每一个我都很在意。”艾得胜喜欢观察人、研究人，也尊重每一个人，他认为普通人蜡像与领导人蜡像都一样，“每一个都是我的作品，每个人都是世界上的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