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拍卖行图录称，该“年年有余”鱼形羊角宫灯是清乾隆年间的宫廷物件。其依据是《故宫建筑图典》P289。

　　北京保利拍卖行图录称，这是清乾隆“第奉四六号”紫檀炉盖，紫檀木制，故宫千字文编号“第奉四六号”，“原10X号”子墨书款识。其依据是《故宫雕刻珍萃》P86（故宫博物院编）。

　　南方周末记者 周华蕾 实习生 王媛媛

　　故宫内外，文物残件的地位已然两重天。宫内，仍然有成堆零乱的底座和画框都当作资料堆放着。宫外，哪怕一个最朴素的故宫杯子盖、一片碎瓷也动辄过万。

　　十年之前被看作文物“垃圾”的“年年有余”鱼形宫灯，在十年之后被卖到了19.5万元。买家们的追捧在于，他们相信，这批残件出自故宫博物院。

　　资深古董商人吴恺(化名)头一回看到这批惨不忍睹的残件是在2000年前后。那年夏天异常闷热，他得到消息说有人拿到一批疑似从故宫流出的“宫里货”，赶紧追过去看。但他很快被眼前的场景吓蒙了：垃圾，堆积如山的垃圾。凑拢了，尽是一片片的碎木头块，杯子垫，画框，柜子的断胳膊断腿，灯也是一大堆，七七八八攒成一团，看不出丝毫皇宫贵族的脸面。

　　那时吴恺的收藏观很传统，凡藏品一定得干净、利落、没毛病才行，否则，压根儿不敢买。后来赶上过年，收购了“垃圾”的朋友热情地指着其中两个脏兮兮的宫灯说，拿回家给小孩玩吧！吴恺连连摇头谢绝。

　　想起这桩失之交臂的买卖，吴恺有点后悔——10年之后，单是这款“年年有余”鱼形羊角宫灯一对，就卖到了19.5万元。

　　被堆弃、辗转、围困在仓库里若干个年头不见天日以后，总算，这堆被漠视的“垃圾”扬眉吐气，成为21世纪一场拍卖会光鲜的主角。

　　2011年4月15日，北京保利拍卖行三楼展厅，“京华余晖——清宫木器杂项专场”拍卖会预展。这批残损的拍卖品共计559件，除去个别大件的佛像和牌匾，大多数是巴掌大的杯子垫、炉灰盖，也有画框、雕花的小木块，甚至一堆干得发皱的羊皮灯笼片儿。拍卖行描述如是：虽为残件，却“尤有古器物之特有沉静气韵”。

　　它们被分门别类，悉心陈列在鹅黄色锦缎衬托下的展柜里。展厅的加湿器比人高，徐徐吐出缭绕的雾气；各地的有钱人为它们而来，用手持式数码显微镜赏鉴每一寸肌理。

　　而在文人式的审美之外，北京保利的底气和买家们的追捧更在于，他们相信，这批残件出自故宫博物院。“故宫”，这两个字在热得发烫的收藏市场里，是鎏了金的招牌。

　　“甩包袱”年代流出？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说，国内外的大型拍卖会上，几乎都会有故宫流出去的东西。这源自清宫旧藏的三次厄难：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溥仪在位时期的赏赐、拍卖典当和偷盗。那是皇帝都自身难保的年代，遑论文物。

　　但即使在和平年代，故宫藏品也曾陷入缓慢的流失。这缘于过去“甩包袱”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之初，几乎所有的中国博物馆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库房拥挤、狭窄。“完整的东西还没地儿搁呢，那点碎片谁顾得上？”北京市文物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尤其当时北京大兴大建，出土文物很多，比如汉代、辽金的墓葬，相同的小陶罐好几百个，于是一般原则是，留足量，另一部分作为处理品号。

　　当时对“什么是文物”也模棱两可，甚至故宫本身，也一度作为“人民埋葬封建王朝的历史象征”而存在。

　　那年月，国家把相当一部分文物商业工作给了商业和外贸部门，希望通过出口一般性文物商品换取外汇，用来支援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这时期文物的商业管理很是粗放，有时候，文物被论斤论捆地出售。邓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懂文物，“他忽然看见外边有故宫东西出售就急了，说这不行啊，就坐着车到处跑，收这东西又送回给故宫，说这是文物不能流失啊。”文博专家谢辰生回忆道。

　　部分是处理，部分是划拨，按照郑欣淼在《天府永藏》一书中提及，1954年到1959年，第四次文物清点中，先后处理各种“非文物物资”70万件又34万斤；1954年到1990年拨给外单位的，有登记记录的文物共8.4万件另87斤1两。

　　为提高职工待遇，1970年代，故宫还曾向自己的员工处理藏品，比如3000套乾隆时期的御林军铠甲。

　　当时物资紧缺，其时家在故宫的梁金生(后任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处长)也分得了一套，他记得那领子是纯棉的，软和，正好拆了给小孩当尿布。三十多年后，2008年佳士得一场拍卖会上，清代八旗镶白旗棉甲带盔一套，成交价人民币11.5万元。

　　这些论斤处理、语焉不详的“非文物物资”，几经辗转，早已散佚到世界各地。收藏界将故宫这段粗放管理的历史，作为“捡漏”时一个重要的参考背景。

　　北京保利四季拍卖经理李屾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正是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使得故宫一般性藏品大批量流向民间。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向是懋隆工艺品外贸有限公司，因其地处北京的三间房乡，收藏界俗称“三间房”。

　　这些残品，据说便是10年前三间房清出的末等货。

　　“那会儿给谁谁还不要呢”

　　三间房在北京东六环，搁外贸红火的七八十年代，地属远郊，除去懋隆的大库房，周围尽是农田。而现在，这里的地皮炒得跟“故宫的破烂”似的，周边的商业楼盘卖到了均价两万。

　　懋隆工艺品外贸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薄政声表示，1970年代，故宫确实往三间房出过一大批货，能堆满一个七百来平米的仓库，无非都是残件，没盖的茶壶，没成套的杯子，“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会儿给谁谁还不要呢”。

　　那阵买古董都是老外和华侨居多，整库地用外汇购买。当然，也不排除零售给个别钟情古董的干部，诸如“康生来买两块砚台，林彪买一块表”。

　　当时懋隆经营着外贸公司从全中国调拨来的文物，主要是重复工艺品和残次品。作为一个外贸出口公司，懋隆对一般性文物的称谓很是淡泊——“旧货”。每天一卡车一卡车的旧货出入，东西实在太多，最壮观的时候，瓷瓶太多没地方放，就摞了一人多高当围墙使；大垛里都是明清家具，拆的时候好多家具腿掉下来，于是周围就有了顺手牵羊者，“都使了腿儿去做木工活的刨子了”；有一次薄政声路过农田回宿舍，发现村里孩子玩的刀子都是库里的蒙古刀……

　　汇入仓库的这批故宫旧货，未加任何特别标注。

　　入库后，良莠混杂的旧货们会集体流向下游的加工厂，加工完整后返回懋隆再出售，卖给谁也不会有记录。“旧货”散落之处，早已说不清道不明。

　　懋隆的任务是盈利，而不是像博物院那样逐件清点和追踪。“比如我们把那些破板子发到加工厂，10万元一堆的东西，修了能值20万元，盈利了，我们的任务就完了。当时好多东西都剩在它们那儿，后来也不交给我们了。”薄政声说。

　　拿文物换外汇的历史，在1978年终结。1990年代以后，外贸没落了，懋隆改经营旧货为仿货，以前残余的旧货也在逐步出清。约是2000年前后，旧货基本就没有了。

　　“故宫把东西清给了三间房。如果当时不是给了外贸，不可能成规模地拿到。”李屾说，约是1990年代末，外贸公司破产，处理存量资产时，这些没人要的残件被闷包分堆卖出了。

　　“这些东西在故宫什么都不算，但它也不可能往外扔”

　　当南方周末记者以北京保利的图录向故宫博物院三任文物保管处处长求证“京华余晖”专场拍卖品是否出自故宫时，对方均表示“不太可能”。他们更倾向于把这些“故宫”的拍卖品理解为商业时代的一场炒作。

　　“只能说，材料和做工跟故宫的类似，具体到这一件，我不能说这是故宫的。”针对这批拍卖品，故宫博物院文物保管处老处长梁金生谨慎地说。他家四代人生长在故宫，有“大内总管”之称。

　　梁金生表示，核实这批拍卖品是否自故宫流出，需要故宫的编号，“只要有这编号，我就能给你查出来。”早年名噪一时的“承德盗宝案”之所以败露，即是文物上确实标有“故字号”。2002年，一名故宫学者在认出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尊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身上带有故宫标识后报案。公安机关介入后，发现该文物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故宫调拨到承德外八庙，自此，当地的文物管理员李海涛10年的监守自盗终于案发，被判处死刑。

　　这样的前车之鉴决定着拍卖行对于故宫标签的审慎态度；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一直以来，这些残件并不属于文物序列。

　　2010年，耗时7年之后，故宫博物院刚完成历史上第五次家底清查，此次清查将文物数量精确到个位——1807558件。数量陡增约30万件的原因在于，宫廷文物和生活遗存越来越为故宫博物院所重视，数十万古籍善本、帝后书画作品、未流通的古钱币等首次被纳入“文物”范畴。

　　但眼下，故宫仍处于“后文物清理时代”，确实有一大堆历史遗留问题尚待解决。

　　1950年代文物清点过程中，本着分类保管原则，许多文物都与其包装分离了。玉器进玉器库，器物和包装分开，剩一堆盒子。而这些配件本身不算文物，顶多进入文物的附件序列。这样的分类保管给今天的清点带来不少麻烦。“比如水杯子，底下有一座儿，按理说座儿和杯子不能给人家分开，后来往往是分开了，现在想找这座儿，哪儿去了，就不知道了，找不到了。”梁金生说。

　　故宫需要整理的实在太多。宫内宫外，残件的地位已然两重天。宫内，仍然有成堆的底座和画框找不着主，都当作资料堆放着。梁金生看着拍卖会图录上的杯子垫说：“像这样类似的东西，我们这儿多极了。”梁金生指出，这回有二十多箱资料没来得及整理，“那些肯定都是碎的坏的，里头有大器，可能还有明代的，但都坏成两半三半了。”而在宫外，哪怕一个最朴素的杯子盖、一片碎瓷也动辄过万。

　　在拍卖会图录和梁金生的亲历之间，存在着某种巧合。他看到一块海水云龙纹黄花梨挂匾，说：“最近这两年发现几个顶柜，有房子那么高吧，整面儿都是这个。”

　　梁金生表示：“这些东西在故宫什么都不算，但它也不可能往外扔啊！”

　　但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明清家具研究者看来，这559件残损的拍卖品大部分来自故宫。选材多是名贵的紫檀和黄花梨，雕刻和填金法“明显是宫廷造办处的手艺”。不少残件身上带着故宫的标识，诸如“乾隆御鉴甲”款，或者故宫旧时的千字文编号“第奉四六号”。

　　百年与一日

　　而对于这个热火朝天的市场，凡是跟康熙、雍正、乾隆沾边的收藏，钱途大好。王炯(化名)是第一个把宫廷残品成批放到拍卖平台上的推手。

　　山西人王炯，2000年到北京工作后，平时爱到潘家园、北京古玩城随便逛逛。他偏好这类宫廷残件，东一个杯座西一个漆盒地买。买久了，也就买到根儿上，东西都在几个藏家手里。

　　约是四五年前，他看到吴恺曾经见过的那一幕。进门以后，从地上到天花板，有摆的有挂的有摞的，全是藏品。“原来从故宫搬出来什么样，在他家看到就是什么样”：它们长期被放在库房里头，许多年过去，就像结了一层白霜。木器表面有一层多年积淀下的“钢皮壳”，这是目前科技无法仿造的。

　　“感觉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尾巴，以后的人不会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王炯说。

　　他决定不能单是蚂蚁搬家把东西堆到这儿，还要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整体面貌的呈现。

　　4月16日，北京保利“京华余晖”拍卖会。这天周末，场子爆满。遇冷百年的残件突然尘尽光生，它们被一浪高一浪的人民币所抬举，混淆着那段氤氲不清的历史，虚虚实实，变成了收藏时代的一场飨宴。

　　一位上海的藏家，“冲着一块匾来的”——乾隆时期的海水云龙纹黄花梨挂匾，刻有帝王之征的五爪龙。无底价起拍，他打算花20万将它拿下。哪知只几十秒，场上竞价就远远把他的心理价位抛在了后头。挂匾最终成交价80.5万元。上海藏家默默起身走人。

　　角逐的人们你追我赶地报价。往往只在拍卖师左右顾盼、技术性停顿的几秒之间，价格就往上蹿了几十万。一个落款“停云馆”的如意云纹紫檀盒，巴掌大小，成交价115万。三两块雕花的木头块，亦能轻松过万。一位琉璃厂的年轻商人花了上万的价钱抢到一堆碎木头片，事后他有点困惑，也不知道会不会很快有下家。“总不能手里拿着这些黄紫残片，对着下两代说着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神话。”

　　至于它们的用途，有人说买了修复用，也有人纯属兴趣爱好，买个老配件回家去配老古董，还有人提点南方周末记者，“器物和配件互为佐证，买个配件，里边装个什么佛，朝代就由你去说了。”

　　现场卖疯了，559件拍卖品，最后成交率95.89%，成交总额4009.71万元。

　　作为市场的推手，王炯却认为故宫出品的价值仍旧被低估。“这些东西卖了都非常可惜，这类收藏不可复制，民间不可能再有了。”他预计下半年还会有一场类似拍卖，“但东西会少一半”。

　　于是这些残品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珍视，而此时，它们的兄弟姐妹很可能还在故宫的某个箱子里睡大觉。观察者认为，决定它们百年价值所在的，也许是资本的狂热拥抱，也许是文化意识的自然觉醒，又也许是数十年的颠簸后，幸存者已经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