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委书记：我打算遍体鳞伤

　　“我没有退路，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退路。几年下来，我打算遍体鳞伤⋯⋯书记不能当老好人。”阮成发说。

　　《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 | 武汉报道

　　2011年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播放的一段视频材料，让在座官员如坐针毡。

　　据《望东方周刊》了解，这段视频通过8个案例剖析了武汉市投资环境存在的若干问题，对于相关单位及人员更是指名道姓，毫不留情。

　　此前的3月份，武汉市委委托新华社湖北分社所作的第三方调查《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暴露了武汉市在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令阮成发看后“彻夜难眠”。

　　已经是上班时间  工作人员才开始换衣服和化妆

　　风暴是有备而来的。

　　阮成发在会上当即宣布成立武汉市“责任风暴”、“治庸计划”领导小组，由他本人担任组长，武汉市市长唐良智任第一副组长，抽调相关人员组建工作专班。阮成发要求，各区也必须建立相应的专班，确保上下联动、整体推进。

　　在阮成发的期待中，这场风暴“必须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干部”，同时还要“着眼长远，建章立制，常抓不懈”。武汉市的目标，是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程序最便捷、收费最低、效率最高的城市”。

　　4月12日早上8点30分，已经是上班时间，武汉市房管局登记交易大厅不少工作人员才开始刷卡进入办公区域，开始换衣服和化妆。

　　上午10点40分，武汉市城市管理局“行政许可窗口”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正在认真地操作电脑：一个网络游戏界面上，两个QQ聊天窗口同时开着。

　　下午3点，武汉市洪山区委区政府，一名工作人员刚从办公室走出，一副刚刚睡醒的样子，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牙刷走到洗手间开始洗漱。

　　迟到、早退、工作时间闲聊、吃东西、玩游戏、炒股、看影视剧，对一些人来说或许工作日都像这样平淡无奇地度过。

　　然而令武汉市公务人员尴尬的是，4月12日这天，他们出现在了武汉市“治庸办”与当地新闻媒体联手组织的暗访录像中。

　　一周之后，罚单开出：除了通报批评、调离现职工作岗位、停职等处罚，还有1人被辞退，6个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公开检讨。

　　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

　　“现在全院上下正在学习市里治庸问责的文件，一再叮嘱我们绝对不能开小差，被暗访的人抓到，另外，我们自己也要组织暗访自查。”武汉市某医院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望东方周刊》。此时是早上8点半，饥肠辘辘的他望着桌上已经放凉的早餐不敢下手。

　　此前的4月11日，武汉市“治庸办”开通举报投诉电话当日，就接到并开始受理各类投诉、意见167件。截至4月18日，举报投诉平台共接投诉1028件。

　　4月19日，“优化办”查处了武汉供电公司的一起严重拖延事故。由于迟迟未给武汉半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安装基建变压器，导致其在厂房施工中没电可用。

　　4月22日，武汉供电公司作出处罚：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停职离岗培训；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武汉供电设计院有限公司配电部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停职检查；武汉供电设计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分管副总经理被通报批评。

　　目前，武汉市出台了《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以及《关于对损害投资发展环境行为实行问责的暂行办法》，一切投诉查证后都必须依照这两个文件作出相应处理。

　　“有人讲这会不会导致‘人人自危’？在责任制面前我们干部‘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我们干部不自危，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人人自危’。”阮成发说。

　　治庸问责风暴来势汹涌

　　“优化办”与“治庸办”是治庸问责风暴的具体执行专班。

　　“优化办”的职责是促成和监督武汉投资环境的优化，由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负责；“治庸办”则负责监督处理“庸、懒、散”的官员，由武汉市委组织部部长卢国祥负责。

　　“从这两个机构的设置可以看出武汉市的决心，纪委和组织部一个监察官员，一个任免官员。”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对《望东方周刊》说。

　　当本刊记者来到“优化办”时，从武汉市纪委宣教室抽调来的工作人员吴忠新正在联络媒体策划周末的暗访。

　　“优化办”的20多名工作人员是从市政府办公厅、市编办、市发改委、市政府法制办、市公安局、市纪委监察局等单位抽调而来。

　　治庸问责风暴来势汹涌，自上而下席卷了武汉市各区及部门。

　　据《长江日报》报道，武昌市地税局率先启动了“先办后审”的改革：取消税管员管户制度，纳税人事项全部前置到办事大厅。

　　在此前的税管员管户制度下，企业大大小小涉税事项，都要从税管员手里过。堆积如山的审核事项集中在税管员一个人手中，一方面增加了企业办事的成本，另一方面容易滋生腐败。

　　4月11日，武汉市国土规划局也启动了工业项目审批程序改革。一个工业项目落户武汉，原本需要经过选址、报地、征地、供地四大环节，改革后前三个环节全部被砍掉，这样从提出申请到落户，可比过去省时60%以上。

　　紧接着，武汉市黄陂区工商分局也将工商注册登记一般事项改为一日办结，将原本的“受理、审查、核准、发照”四个程序合并为一个程序，即审查员一人一次性办理。

　　这刷新了浙江桐庐县工商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两日内办结的纪录，成为目前全国最快的办结时间。

　　阮成发 “满城挖”

　　1957年生的阮成发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历任武昌区区委书记、黄石市委副书记、市长、襄樊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等职。

　　2008年至2010年，阮成发任武汉市长。2011年2月，阮成发履新武汉市委书记。

　　城建是阮成发任武汉市长时主抓的领域。为完善和提高城市功能，武汉启动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城建行动。

　　2010年，武汉全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超过1000亿元，为武汉城建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年份。

　　其中，构筑城市快速交通网成为投资重点。

　　如今的武汉遍布5500个工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都是动辄绵延数公里的道路建设，大建设造成了武汉市天晴时满城扬尘，阴雨时天上掉泥点子，地上成泥水滩，交通拥堵不堪，令武汉市民和游客叫苦不迭。

　　“我知道，在网络上有人叫我‘满城挖’，前五年在城区挖，未来五年还要挖到远城区去”。2011年2月，刚刚上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阮成发在和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建设不会停止，我会顶着骂名继续下去”。

　　书记不能当老好人

　　阮成发期待这样的一个愿景：“2013年，武汉中心城市的地下就会形成一个地铁内环，二环线将取消红绿灯，设计时速高达80公里。而二环、三环和四环之间将自由贯通，到中心城区任意一点只需30分钟”。

　　2007年底，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底，国务院批准建设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国务院批复武汉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阮成发一再强调这是“武汉大建设的关键时期”，狠抓投资环境、治庸问责也成了“复兴大武汉”的关键举措。

　　“这个责任体系首先是一把手负总责。我是武汉总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我没有退路，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退路。几年下来，我打算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书记不能当老好人。”阮成发说。

　　武汉投资环境堪忧

　　一份武汉市投资环境的调研报告，看得市委书记阮成发彻夜难眠，由此在这个中部省会城市发起一场治庸风暴。

　　阮成发的批示说：“看了报告，深受教育，深受震动，彻夜难眠。它是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不足、问题甚至是丑陋的一面。知耻而后勇。我们必须痛下决心，大刀阔斧，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整治，并且持之以恒，建章立制，从根本上改善投资发展环境。”

　　《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由新华社湖北分社调动各地资源历时25天完成。

　　在此之前，阮成发已感觉到武汉投资环境存在的问题，而每次开会各部门的“捷报频传”更让他感到不安。“他曾说，每次开会听各部门总结工作时都只见成绩不见问题，他觉得这样问题更大。因此，在2011年春节后，便部署‘四大家’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题调研。同时，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部门，他特意委托我们这样具有公信力的组织展开第三方调研。”新华社湖北分社社长梁相斌告诉《望东方周刊》。

　　“武汉投资环境的问题，感觉就像人病了不舒服却查不出病因，有一种‘重症肌无力’的感觉，其实更危险。”在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阮成发总结说。

　　他将这归结为“人的问题，尤其是干部作风”。

　　784道行政门槛

　　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在4月6日的会议上给出了一串数字：

　　经过多轮精简，武汉市保留行政审批事项232项，但这仅仅是大项，其中27个大项下面还有213个子项，加上备案、市审核报省批和省委托新增的项目，各类审批共有784项。

　　在武汉市目前的在建工程中，有一条中北路延长线二环线至三环线工程，全场3.35公里。这是阮成发担任武汉市长时非常关心和直接过问的市政重点工程。

　　2009年10月31日，武汉市城投公司将项目报武汉市国土规划局审批，耗时6个月获批；2010年3月，向市发改委报送项目建议书，同月获批，耗时1个月；2010年3月，向市环保局提交环评报告，3个月后获批；2010年4月，向市发改委报送项目工可报告，4个月后获批；7月，向市发改委报送项目初步设计，9月获批，至此，审批环节总算走完。接下来，则是武汉市城建委会同武汉市科技局组织专家论证；到工程开工，已是2010年10月，计划工期18个月。对此，时任武汉市长的阮成发曾作出这样的批复：“3.35公里工期需要18个月，真是难如上青天！”

　　市长亲自关心的工程尚且如此，其它项目的艰辛则更不用说。

　　2009年，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下属的烽火科技集团(以下简称“烽火科技”)计划投资8亿元建研发大楼，一年半后，直到2010年6月，才与武汉市相关部门谈妥该项目。

　　烽火科技在办理工程审批时特地绘制了一套流程图：从申报立项到工程许可需36道手序，到拿到施工许可证需52道手续，再到备案证明需75道手续，到最后拿到房产证需77道手续。在这77道程序中还不包括行业专业手续及施工过程中的检测手续。如按每道手续7个工作日来算，再加上中间的休息日和假期，拿到工程规划许可证需要292个工作日，拿到施工许可证需406个工作日，到最后拿到备案证明需518个工作日。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烽火科技2008年在南京计划兴建的28层大楼早在2010年就已经交付使用。

　　在这次治庸风暴中，武汉市规定：凡是省级以下的审批项目一律废止，凡是省级以下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包括相关联的子项、所谓公共管理事项一律取消。确需保留的，经市长审定同意。

　　政务环境堪忧

　　在武汉市政协对投资软环境的问卷调查中，20%认为武汉市执法部门“三步式”(先批评教育、再限期整改、最后处分罚款)执法制度没有落实；24%认为武汉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没有落实，32.9%认为武汉市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太大，22.5%认为武汉市在涉企检查中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吃拿卡要。

　　“企业负担很重，每个月都要接待不同的调查组、执法组、每来一次，企业都要缴纳罚款，花费招待费用。”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企业负责人说。

　　另一家企业的行政高级主管则反映说，消防部门一年多次到企业验收，整改内容不一次性告知，每次企业都要招待打点，而当地派出所每年则要收取企业12万元的“保护费”，为了防止派出所办事拖拉，公司只好于2010年被迫通过相关公司变相缴纳了这笔“保护费”。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外资企业则反映，武汉市的消防、防雷、职业病防治等部门经常上门，以组织培训、检查罚款、借机推销产品等各种形式，收取企业费用。

　　在武汉市政协的软环境调查中也发现了一系列问题：有的部门口头同意企业边开工边办手续，可刚一动工，就以其未批先建为由罚款；有的部门对企业办理有关手续以种种借口拖着不办，等企业开工，就以其未办手续为由罚款；有的执法人员粗暴执法，不顾企业实际情况，罚款没到位就强行拖走设备、拿走账目，造成企业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有的执法部门不管企业承受能力如何，随意下达处罚决定书，“狮子大开口”；有的部门唯利执法，有钱有利的事就抢着办，无钱无利的事就拖着不办。

　　据了解，武汉市各职能部门面向企业群众办理的各类证照有100多种，各种非税项目有1000多种，数目繁多，手续繁琐。武汉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武汉市行政事业性收费达21.78亿。

　　武汉市长唐良智给出的数据则显示：目前全市经认可的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多达290项，有的部门巧立名目，自行设定各种收费项目，还有的单位虽然没有收费项目，却指定下属事业单位“变相收费”、“搭车收费”，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在服务方面，某些政府部门的热情则显得不足。

　　“政府用优厚条件筑巢引凤，企业进驻投产后许多优惠政策兑现拖拉，与当初承诺和文件协议要求相差甚远。”武汉一家光电企业负责人表示。

　　“例如我们每引进一台MOCVD设备，政府承诺补贴700万元，另外还有300万的退税。目前我们到厂设备有14台，但迄今为止，公司一分钱政府补贴和退税都没拿到。”

　　在武汉市政协组织的关于投资环境调查中，有45.5%的企业反映“政策缺乏创新精神”或“不如其他城市优惠”。

　　近两年，武汉市先期洽谈的年产4000万台的惠普笔记本电脑项目、投资9.5亿美元的韩泰轮胎项目、马士基物流项目等一批产业大项目，相继被重庆、成都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