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所有的资金援助，或许都是暂时而非根本的解决之道。这也不仅仅是哈哈河坝爱曦小学面临的问题。如何为贫困的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师资，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让这些教育者的生活、心灵得到慰藉，才是我们当下最亟待破解的议题。

　　记者/贺莉丹

　　这是初夏时节，阳光炙热，在四川凉山州冕宁县哈哈河坝爱曦小学校园内，红旗飘扬，两层楼的校舍洁白簇新，这算是附近村落中最出众的建筑了。

　　校长倮伍补哈穿着民族服装，站在孩子们中间，脸庞黧黑，个子不高，搓着手掌，嘴角凝起微笑。这一天，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麦尼斯·琦洛(Magnus Gyll)到学校捐赠书包和书籍等学校急需的物品，孩子们按照班级排队领取，显得兴奋又羞涩。

　　作为冕宁县目前唯一一所民办村级完小，哈哈河坝爱曦小学的存在与发展，不啻是当地乡村教育发展的标本，从艰难存活的乡村民办小学到当地政府积极引入NGO项目资助，作为一个幸运儿，哈哈河坝爱曦小学有许多办学经验，值得借鉴。

　　“单干村”里的“单干户”

　　“真正吸引我的是倮伍补哈本人，他为他所在的社区做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资助哈哈河坝爱曦小学项目的澳大利亚查尔斯基金会创始人约瑟芬。查尔斯(Josephine Charles)女士如此作评。

　　地处川滇交界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该州，在彝海湖畔，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佳话流传。但是，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恶劣，地震、雹灾、泥石流等灾害频发，教育状况不容乐观，一个数据或许能说明问题，全州17个县(市)中有10个国家级贫困县，女童入学率不到10%。

　　倮伍补哈遭遇的境况，相较而言，更为糟糕，因为他出生的村庄，是距离县城20公里的哈哈河坝，这个村落，在当地被简单地称为“单干村”。

　　“‘文革’时我们的前辈在深山老林过流浪生活，后来到荒无人烟的哈哈河坝自己开荒种地，形成一个村庄，户籍不落实，由此叫做‘单干村’。”倮伍补哈解释，当年，在离刘伯承元帅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不到50公里、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不足50公里的哈哈河坝山脚下，冒出了这个“三不管”的“单干村”。跟其他自然村不同，因为“单干村”既无行政归属，也无正式的村名，村民们也相应地没办法享受到许多权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因为没有任何组织归属，村民的户口也无处登记。这也意味着，“单干村”的适龄儿童因为没有户口，没有对口的学校，无论在附近的冕宁县回龙乡上学，还是在冕宁县哈哈乡上学，孩子们不仅需要每天走一段漫长的山路，还得缴纳各种高额的费用。

　　1994年，倮伍补哈从冕宁民族中学毕业，回到家乡。1995年6月15日，是倮伍补哈人生中“一个特别的结”。那天，倮伍补哈在“单干村”外的河边，看见了十几个学龄儿童在河边和山坡上放牧，周围山高天蓝，风景秀丽，而这些孩子衣衫褴褛，神情黯然。联想到自己的求学经历，倮伍补哈颇有感触，他跟这些孩子用彝语聊起天来。

　　“咋不读书？”

　　“没有学校。”“单干村的去读书，他们收高价。”孩子们纷纷说。

　　对于这些来自贫困的“单干村”的孩子们来说，学费是根本交不起的，他们只得继承父母的衣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重复着父辈们的命运——这也正是倮伍补哈心头最大的酸楚，“为被遗弃的乡亲们做点事”，这个念头清晰地在他心头凸显出来，他萌发了自己办学的念头——为自己的村落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那一年，这个18岁的彝族青年血气方刚，他还不清楚，这个选择将意味着什么。“回想起来，这既是我的冲动，也是我作为‘单干村’唯一一名识字青年的责任所在。”这是他多年以后的总结。

　　1995年8月27日，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与两个多月的简单准备后，倮伍补哈把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牛圈清扫干净，填上泥土，搭上木板，办起了他的“河坝九五私立小学”，即哈哈河坝小学的前身。让他难忘的是，开学那天，仅来了4名学生，第二天，又陆续来了几个孩子，很快，整个“单干村”全部的6岁至9岁的一共17名适龄儿童，都坐进了“河坝九五私立小学”简陋的教室中。

　　没有教学计划、没有教材，也没有过多的对于未来的设计，对孩子们的教育是从简单的1、2、3开始的。但不管怎样，安静沉睡了许久的“单干村”第一次响起了朗朗书声，村民们每天谈论最多的就是这所分文不取的乡村“学校”。

　　接下来要面对的重重压力，也是倮伍补哈所不曾料到的。倮伍补哈一家五口，当时他的两个妹妹还是年幼无知，而他的父母已被生活折磨得未老先衰。尤其是倮伍补哈的母亲，从一开始就反对儿子办学，但倮伍补哈已将自己全部的心思放在办学上，很少顾及家里的事务，家里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有时连锅都揭不开，而倮伍补哈的母亲觉得自己并不需要一个受人“尊敬”而一文不名的儿子，“她所理解的生活的全部涵义就是吃饱饭，只有每天吃饱饭才是她最高的要求，她太需要我这个大儿子担起供养一家人的重担了”。

　　在无数次的劝阻之后，母亲以死相逼，极力劝阻儿子做这件事。“这使我始料不及，也毫无思想准备，那一次，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手足无措。”倮伍补哈回忆起这段经历，说自己曾经想过放弃。

　　再往后，他的母亲又生了一场大病，花了不少医药费；祸不单行，接着是倮伍补哈的爷爷和外祖父相继去世，家里一贫如洗，那时的倮伍补哈真是孤独无助，茫然不知所措。但理想就似寒星，高悬天边。到了第二天，那些应该上学的适龄儿童准时等候在学校门口时，倮伍补哈的决定马上就清晰了，他还是要把这件事做到底。

　　奇迹如何而来

　　倮伍补哈记忆中定格的一幕场景是：1996年的一个阴冷的秋天，秋风瑟瑟，寒冷异常，他正在上课的时候，大雨突然下了起来，雨水滴在孩子们的作业本上，作业是肯定不能做了，孩子们坐在四壁透风的教室里，冻得发抖，倮伍补哈让孩子们唱歌，孩子们的歌声伴着雨水声，在空中飘荡。但是，雨越下越大，他不得不发动孩子们去捡废旧的塑料薄膜和抱玉米秆，来做教室遮风挡雨的材料。

　　看着孩子们在雨中来回奔跑的身影，倮伍补哈的泪，也下来了。

　　而当时，这位乡村教师的生活，已经陷入尴尬的困境。不久，哈哈河坝所有家长召开了一次商讨会上，那次会上，乡亲们把沉甸甸的30斤玉米送到了补哈手里。不久后，更多的学生家长和乡亲来了，他们几乎是含着泪，把基本口粮中余下来的二三十斤不等的玉米、洋芋，送到了这位老师的家里。

　　哈哈河坝小学，当时实际上没有那种所谓的教学技能与方法，倮伍补哈于是带了饭，进城听课、找资料，他用卖玉米换来的钱去买辅导教材。这个乡村小学教室拥挤不堪，三个班轮流上课，实行“复式教学”。以这种自给自足的方式，哈哈河坝小学得以生存下来。

　　1998年7月15日，倮伍补哈创办的哈哈河坝小学，得到一个好消息，这一年，“有10个娃娃考上民小了，最高分205分”。这个彝族汉子获知后，简直难以置信，在静默片刻之后，他扑到桌子上嚎啕大哭起来。这是倮伍补哈教的第一届毕业生，现在他们中有三人正读大学，有一位当医生，其他学生在外打工。

　　在这10年多来，倮伍补哈的家里没有添过一砖一瓦，他依然住在那座石板盖起来的小屋里。而学校的发展，始终囿于资金困顿。并且，从1999年起，当哈哈河坝小学的教学成果被外界所知后，周围邻村的家长反而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哈哈河坝小学来上学，一夜之间，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学的学生人数达到百名，于是学校不得不扩建。扩建的方式是，学校赊砖赊瓦，让学生家长出劳动力，找到一块荒地，直到建成了一所面积达200平方米的7间简易教室，并聘请了两位教师。2004年，哈哈河坝小学的学生达到320名，教师达到8名。

　　捐助之路

　　如果不是约瑟芬·查尔斯因一个偶然的念头来到凉山地区，她不会和倮伍补哈相遇。

　　“我2001年第一次来这个地区是度假。当时，我在北京一家国际诊所当顾问。在成都等待去拉萨的批件的时候，我住的小酒店的经理问我是否去过凉山彝族自治州，说那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地方。”约瑟芬·查尔斯女士回忆。

　　约瑟芬·查尔斯基金会致力于提供以教育为主的可持续项目，试图帮助改善弱势儿童的生活，尤其是女童的生活。该基金会已经在四川凉山彝族藏族自治州建设了6所新学校，并返修了3所学校。在约瑟芬看来，基金会并非在这些学校一竣工就走人，而是会继续与该校校长和当地社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以便提供有价值的资助和支出。

　　作为约瑟芬·查尔斯基金会的创立者，约瑟芬是一位心理学家兼顾问，她已在中国生活多年，在北京一家国际诊所任顾问兼英文教师，她还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国艺术，并在苏富比拍卖行艺术部工作。

　　反正批件得等三天，约瑟芬决定去看一眼这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少数民族，她计划了三天的行程，随便拿了个箱子，装了几件衣服，心想打发这几天已经绰绰有余了。但没想到，她这一呆，就是七个星期，她整天乘坐着老旧的桶子式客车，顺着坑坑洼洼的陡峭山路在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间穿行，那时，老客车是当地主要的交通工具，还得要稍微大一些的城镇才有。

　　“看到这些村镇里居住着如此有尊严的人，而这样的人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我感到震惊，也感到悲伤。”约瑟芬说。

　　她看到的画面是：当地的小孩子衣衫褴褛，黑眼睛大大的，却流着泪，拖着鼻涕，显示出极度营养不良的症状；妇女们在田间劳作，年纪并不大的她们却满脸苍老，那些才十几岁的少女们已经成为拉扯这几个小孩的妈妈。

　　约瑟芬认为，应该为这些人尽一点绵薄之力。她找到州教育部门，给在村里见到的那些孩子们捐了一些本子和铅笔。他们对她表示了感谢，夸她慷慨，还对她说：“约瑟芬小姐，如果你真有心出力，就帮我们建所学校吧。”

　　约瑟芬之前没有想到要建所学校，所以有些犹豫，但她同意到距离西昌两个小时车程的火普(音译)村走走，去看看那儿的情况。

　　到了火普村以后，她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看到两间用土垒起来的所谓教室，情况都非常糟糕，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并且，屋顶的墙头已经残缺，墙壁上布满参差不齐的大裂缝，墙外只能用细长的树枝勉强撑住。每间这样的教室都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一丝丝昏暗的光线透进其间，教室中，没有黑板，没有桌椅，只有一些开裂的木板和柴垛充数。也没有老师愿意到这些被当地人称为“猪窝”的地方来上课。“我怎么能够说‘不’，然后一走了之呢？”约瑟芬反问。

　　于是，在2008年，约瑟芬来到哈哈河坝小学考察，她决定援助这个小学，是在听闻倮伍补哈的故事后，她深受感动，“真正吸引我的是倮伍补哈本人，他就是一个传奇人物。”查尔斯基金会开始为哈哈河坝小学项目筹钱。

　　在凉山教育基金会的努力和协调下，查尔斯基金会决定支持哈哈河坝小学重新规划，学校更名为冕宁县哈哈河坝爱曦小学，并将继续投资援建。

　　“我们最开始对学校援建预算是112万元，而2008年四川地震以后，很多捐赠者将资金投入到了震区，再加上经济危机，这导致我们的筹款走到了一个绝境，但我们还得信守承诺。而这个时候，阿特拉斯·科普柯出现了，我们得以筹到款项，买下现在这块土地，建好这个学校，真是举村欢庆！而且基金会也要保证，我们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到实处。”查尔斯基金会凉山州西昌专员苏楠说。

　　而阿特拉斯·科普柯对哈哈河坝小学项目的了解也来源于查尔斯基金会。作为全球领先的工业生产力解决方案提供商，阿特拉斯·科普柯的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集团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麦尼斯·琦洛回忆，当他们公司开始寻找慈善项目时，发动了旗下14个分公司的总经理收集信息，2007年冬天，北京的一位总经理带着他的女儿到北京红桥市场挑选圣诞礼物，那天天气太冷了，小姑娘要去买一条围巾，结果他们在围巾摊旁边的一个义卖摊上看到了关于查尔斯基金会及其项目的介绍，便开始锁定冕宁县哈哈河坝小学爱曦项目。对于哈哈河坝爱曦小学项目，阿特拉斯·科普柯捐赠了56万元人民币，“而这只是刚刚开始。”麦尼斯·琦洛表示。

　　“我们希望关注贫困地区的儿童教育问题，通过这个项目，我认为不仅能够让贫困的小孩得到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的员工亲眼目睹这个项目的落实情况，让他们可以亲眼看到并发现一些问题。”麦尼斯·琦洛说。

　　忧虑所在

　　2009年4月18日，哈哈河坝爱曦小学举行了落成典礼。现在这个学校有了375名学生和8位教师。在此前一年，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免除杂费补助，每个孩子每年可以获得国家的200元义务教育方面的补助，哈哈河坝小学也享受到了这个待遇，“这笔义务教育补助包括了学校日常费用开销和老师的工资。” 倮伍补哈说，让他极度忧虑的是，老师们的工资也只能从这份补助中来，因此目前每位老师的月工资仅为700元到800元，并且到了寒暑假，老师们马上就断粮了，他们只能去打打零工或干干农活。此外，他们也没有任何养老金和保险。“如何让我们这些老师安心教学，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倮伍补哈忧心忡忡。

　　34岁的倮伍补哈有3个儿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1岁，他的妻子是农民，家里种了4亩玉米，养了两头母猪，“是为了换点钱”，再加上他那份相当于城里人打牙祭的工资，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教课之余，倮伍补哈都在田间转悠，做农活。他担心的是，他的孩子有一天要读高中、念大学，需要大笔的学费，他如何负担？“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说。

　　事实上，这些乡村教师面临的去留问题，在中国其他省份也有出现，比如各地多年扎根贫困山区的乡村代课教师，他们的境遇也大抵是，“拿起教鞭是老师，放下教鞭做农民”，他们的未来，如风中烛火，扑朔不定。

　　而哈哈河坝爱曦小学的以下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不幸的经历，他们选择执起教鞭，只是希望，家乡的孩子脱离父辈文盲的命运：

　　吉正明老师，1994年他在冕宁高中即将毕业时，父母相隔7天相继去世，从此他没有能够继续学业。34岁的他，迄今执教14年，有4个孩子，最大的孩子读五年级，最小的才3岁，妻子是农民，所以在放下教鞭以后，吉正明老师就得起早贪黑地干农活，打理他家的5亩玉米地，“我们做的事情，是希望这些孩子不走他们的父母的道路。”他说自己可能还会坚持个八年到十年，“因为我已经为教孩子们付出太多了，我舍不得离开讲台。”

　　24岁的冯元鑫老师，2004年时，他的父母在山上劳动中受伤，因为医院高额的费用，他被迫退学。

　　26岁的王海峰老师，他的父亲早已去世，靠母亲供他读书，他不得不去想找一份收入高点的工作，好为家里还债。

　　20岁的伍俊老师，师范学校毕业，家里有两个还在读书的妹妹。

　　30岁的米剑老师，算是学历最高的一位，大学本科毕业，念的是彝文系。

　　沈秀老师，是学校唯一的一位女老师，她正读初中时，父亲就因车祸去世，她的三个弟弟由母亲一人维持生活，成绩不错的她最后考上了凉山民族师范学校。而她的母亲却因车祸去世，从那以后，三个弟弟由她带大，虽然目前她的两个弟弟都已安家，但这位27岁的女老师，单身至今。

　　胡建华老师，经历过几次考试落榜，他的父亲，是一位光荣退休的公办教师，如今老人家瘫痪了，不能正常劳动，在家里只能靠他的母亲承担家务。30岁的胡老师，在当地算是大龄男青年了，他的婚事，也是他的父母亲最为操心的地方，“现在我的这个情况，根本不好找对象。”他很清醒。

　　对于内心的师道尊严，他们很看重。而对于未来，他们的脸上写满迷惘。

　　“我盼望我的这些学生能够走出大山，考上大学，这样我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我们有很多家长特别把学生送到我们学校来，我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我走过的历程里，有很多爱心人士帮助，这使我的动力很大。我觉得要走下去。”倮伍补哈对记者说。

　　在凉山州，不难发现，低年级的彝族小孩在玩耍时依然习惯用彝语对话，当地的教育人士也深知，让一些当地的年轻人留在当地任教，能够实现双语教学。但凉山州教育基金会负责人阿胡木呷最为担忧的是，“这些年轻人呆不呆得住？如何让他们能够安心地在当地任教？这中间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老师每个月的收入很低，没有保险，当地条件艰苦，而按照现有体制，在未来，他们转成民办教师，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从事十几年教育援建项目的阿胡木呷坦言，哈哈河坝爱曦小学的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毕竟得到了外界的关注，它也是凉山州目前在资金、人力、物力方面得到教育援助配套跟进最为完整的一所乡村彝族小学。”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在凉山州更为偏远的山区，常常可见孩子们因为路途遥远、村中没有小学而不得不推迟入学年龄，以至于10岁才上一年级的情况比比皆是。

　　外界所有的资金援助，或许都是暂时而非根本的解决之道。这也不仅仅是哈哈河坝爱曦小学面临的问题。如何为贫困的山区留住这些宝贵的师资，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让这些教育者的生活、心灵得到慰藉，才是我们当下最亟待破解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