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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官场沉浮录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5日15:08 法律与生活

　　他们从赌球利益链的塔尖跌进法网。他们是南勇、谢亚龙、杨一民、陆俊、黄俊杰、周伟新……这些名字，我们曾经耳熟能详。

　　2011年3月末，有消息称，“南勇、谢亚龙和杨一民等人的案件很有可能在4月同步公审”。消息一出，记者立即向知情人士求证，据知情人称，4月中下旬，南勇、杨一民和张健强等人将在铁岭受审，而谢亚龙、蔚少辉和李冬生等人将在丹东接受审判。

　　根据《刑法》第383条的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坊间有消息指出，南勇的涉案金额在200万元左右，而杨一民的涉案金额则远超南勇。由此推断，对于这几个人的量刑极有可能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风云变幻的官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足协面临改选。当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足协主席的袁伟民让王俊生成为第六届中国足协的掌门人。王俊生任职期间，中国国家队的战绩是全盘失利；但这并不能掩盖王俊生的历史功绩，因为他于1994年启动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然而，无法否认的是，他从一上任起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让足协和中国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简称“足管中心”)并立在职业联赛面前，共用同一套班子。足协主席仅是挂名不负责日常事务，负责日常事务的足协专职副主席即足球管理中心主任。

　　中国足球“假赌黑”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露端倪。首先体现在裁判以黑哨或红哨操纵比赛结果。但遗憾的是，这种现象显然没引起王俊生的重视。到了1999年年底的渝沈之战，王俊生也没有及时请求司法介入；而是以足协内部行规替代法律，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然，对渝沈之战的最终处罚也不见得是王俊生的本意。

　　有意思的是，于2000年春天作出的这一处罚，恰逢国家体育总局班子调整时期，时任局长伍绍祖与新任局长袁伟民进行权力交接。

　　2001年年底，当足坛“甲B五鼠”案发，陈培德挺身而出，以浙江绿城的“家丑”做炮弹，向足坛的假丑恶宣战。

　　同样，接替王俊生出任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也面临这样的尴尬。2002年年初，时任浙江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和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老总宋卫平手里握着涉嫌受贿的裁判名单，阎世铎飞往杭州与陈培德晤面。可最终，只是抓了一名足球裁判员龚建平做替罪羊，而名单上的裁判员陆俊、黄俊杰等人幸免于难。

　　2005年2月，谢亚龙接替阎世铎出任足管中心主任。最初，他依靠同为校友的足协副主席杨一民。但发生女足选帅的系列闹剧后，他开始削弱杨一民的权力，笼络时任足协党委书记的南勇。

　　在足协内部接近核心领导层的干部中，只有张吉龙和南勇两位副主席不属于“北体(指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帮”。南勇毕业于沈阳体育学院，与综合部官员刘殿秋是校友。张吉龙当年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先在国家体委搞外事工作，后调至足协。

　　让人欣慰的是，原水上中心主任韦迪担任足管中心主任后，开始重视足球外交。只是，此刻的韦迪凝望的是中国足球的废墟，而他身后站着一群悲怆的看客。

　　裁判与官员的利益共同体

　　如果说足协官场上的纠葛风起云涌，那么，裁判界的暧昧，更是波涛汹涌。

　　“某队的某某是杨一民的同学，某队和南勇的关系如何如何，难道我的脑子还不清醒吗？”这是原裁判员黄俊杰在向公安机关交代中颇有些痛苦的“感叹”。这位中国裁判中最“杰出”的官哨代言人，无数次接到来自足协领导的电话和各种授意。虽然有时候碍于领导面子没收钱，但他得到的回报是，一直是所有裁判中出勤率最高的(这意味着捞钱机会也更多)，而且多次进入赛季最佳裁判的候选名单。

　　2003年，裁判员陆俊在上海德比战中得到前足协裁委会主任、自己在北体大的同学张健强的授意，在比赛中偏袒上海申花。在申花如愿取胜比赛后，他与张健强每人分得35万元的好处费。

　　2004年，裁判员周伟新在北京国安与沈阳金德的比赛中，在比赛前判给沈阳金德队一个莫须有的点球，导致国安罢赛。事后数个月，周伟新在百般“追讨”下，得到沈阳金德事先承诺的20万元好处费。

　　2009年，广州医药与青岛中能的比赛中，裁判员黄俊杰得到足协裁委会主任李冬生的授意，在执法中偏袒青岛中能，并在比赛中红牌罚下广药队长徐亮。赛后青岛方面送上好处费，但黄俊杰以“卖领导面子”为由拒绝。

　　此刻，俱乐部官员、球员、裁判和中国足协官员赌球，是中国足球“假赌黑”的主流，但裁判在其中扮演的绝不是配角。在诸多由赌球庄家掌控、双方球员默契参与的比赛中，裁判的作用绝不会被忽略。所以，赌球庄家和球队方面都会考虑收买裁判。但也有裁判干起了“个体户”，把比赛导向自己投注的结果，“经典战例”就是由黄俊杰操控、周伟新下注的曼联与深圳友谊赛，他们靠操纵谁先开球赚取了22万元港币。

　　谁造就了球场中的“官商勾结”

　　自2009年足坛反赌风暴以来，南勇、杨一民、蔚少辉、谢亚龙、张健强、陆俊等人纷纷涉案。但是，他们不是注定要邂逅这场灾难，他们也曾经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26岁时的南勇正在国家体委人事司做一名干事，他踌躇满志，无时无刻不在筹划着自己的未来；26岁的谢亚龙刚摆脱一个基层教练的身份，成为北京体育大学的大学生，那时的谢亚龙再喜欢冥想，恐怕也难以想到几年后自己会成为伍绍祖的秘书；26岁时的杨一民呢正在北体大读研究生；26岁的陆俊在北京工业大学当一名体育教师……

　　他们曾经的幸运，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赐予的。同样是这个时代，又让他们的命运改变了颜色。中国足球是最早走向职业化的体育项目，而当南勇、谢亚龙、杨一民们占据足协领导席位时，意味着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商人。他们在互相牵制、互相猜疑的同时，也拥有各自的利益链条。于是，在缺少有效监督机制的足协，“官商勾结”像自己的左手握右手一样简单。

　　如果说南勇、谢亚龙们是落下的苹果，那么，中国职业足球运营体制就是不可抗拒的“万有引力”。这种残酷的力量让他们曾经的理想与荣誉都成为过眼烟云。最现实的是，他们失去了官职、失去了尊严，甚至失去作为一个普通人吃碗冷面、喝瓶啤酒的机会……

　　他们穿上囚服、戴上手铐，或茫然、或绝望、或侥幸……他们点滴的记忆都反射着官场上难以避免的交易和倾轧。他们的记忆落纸成字，注定是中国足球在特定时期的一部最灰暗的历史。(此部分节选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足球窝案》一书)

　　链接

　　足球扫赌风暴中的涉案人员

　　姓名身份

　　高健重庆足管中心主任

　　谢亚龙前足协副主席

　　蔚少辉前国足领队

　　李冬生前足协裁委会主任

　　南勇足协副主席、党委书记

　　杨一民足协副主席

　　张健强前足协裁判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