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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直门爆炸案:一个失意者的报复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25日15:16  法律与生活

  “我心理存在的问题挺多的!”一直沉默不语的雷森突然大声说。在被法警快速带离法庭的时候,他没有回答媒体的提问,只是突然间泪流满面……

  文/孙莹

  2011年3月30日9点30分,刚刚过完22岁生日的雷森在媒体摄像机的包围中被带上了法庭。5个月前,这个在法庭上沉默不语、面庞清瘦的男孩儿在北京东直门制造了爆炸案。

  他为何要从广州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为何要在闹市区安放爆炸装置?家人眼里的活泼男孩儿为何性情大变?将俄罗斯作为自己自杀之地的他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北京东直门的爆炸声

  2010年10月21日15点左右,北京东直门天恒大厦北侧的报刊亭旁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声。报亭内的石英钟被震落,吓了摊主一跳。当摊主跑出报刊亭后看到,绿化带里的黄土四处溅落,植物叶子漫天飞散。

  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的美国留学生迈克正好途经此处, “我当时耳朵听不清楚了,有些蒙了”。迈克在原地停留了几秒钟,感觉右腿比较疼,请路人帮忙查看,才发现自己受伤了。在路人拨打急救电话后,迈克被送往医院。“我认为是恶作剧。”事后,迈克坚持认为发出爆炸声的不是炸弹;否则,“早就没命了”。他同样认为爆炸并非针对自己。

  的确,雷森的目标并不是迈克,他与迈克素不相识。迈克是偶然成为这个决定在自杀前报复社会的年轻人的“目标”的。

  雷森向公安机关供述,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实施爆炸。

  2010年8月,雷森在广东的一个网吧上网时看到一篇介绍如何制作爆炸装置的帖子,曾经在广东一家电子厂工作过的雷森一看就明白了该怎样制作炸弹了。他记下了制作方法。随后,他决定在北京实施爆炸。他来到北京,暂住在北京怀柔区怀北镇的一个农家院里。安顿好后,雷森到市场上分批购入了30个二踢脚、遥控玩具车、灯泡等材料,用电烙铁、钳子等工具加工,制成一个爆炸装置。

  2010年10月16日,雷森带着爆炸装置来到北京西直门附近,想选择一个人多的地方安设炸弹。但他怕被别人发现,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街上的行人不多时,才在附近的地下通道过了一夜。

  第二天,雷森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安放炸弹。回到住过的地下通道后,他拿出爆炸装置试着引爆了一次,炸弹没有响。雷森又购买了50个二踢脚,加大了火药量,制作了后来那枚在东直门爆炸案中使用的爆炸装置。

  案发当天,雷森将自制爆炸装置装入一个塑料袋,放进随身的双肩背包中,从怀柔乘坐长途公交汽车到达了东直门。在东直门附近徘徊了3个多小时后,雷森将爆炸装置安放在东直门外大街天恒大厦停车场前绿化带内的树丛中。他发现这里来往的外国人比较多,“外国人来中国不是留学就是旅游,他们那么有钱可以到北京来,而我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老天爷实在是太不公平了”。3点20分左右,其实,当迈克途径此处时,躲在10米外的公交车站观察情况的雷森并没有想引爆炸弹,他本想等人多时再引爆,但有些紧张的他一下子按住了手里的按钮。看到白烟腾起,雷森扭头消失在人群中。

  作案后,雷森返回广州,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再次坐火车来到北京。他觉得自己反正也不想活了,他不喜欢广东,喜欢北方。而且他认为自己这个案子做得很隐蔽,不会被警方抓住。他想得太天真了。10月27日,当雷森一回到北京,就被北京警方抓获。

  性情大变的孩子

  儿时的雷森居住在四川省蓬安县河舒镇锣山村,生活在一个贫穷但和睦的家庭。小的时候,雷森是个乖巧活泼的孩子,有父母的疼爱,有姐妹的陪伴。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雷森的学习成绩都是班级前三名,和老师、同学的关系也很好。刚上初中,雷森就入了团,次年还被选拔为学校的尖子班成员。

  波折出现在雷森上初二的那一年。雷森意外从同学口中得知自己是捡来的孩子。回到家里,雷森立即找父亲确认这件事。

  雷父认为儿子已经长大,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世,便如实相告——1989年2月,刚出生几天的雷森被亲生父母遗弃在野地里。锣山村的一位村民捡到了他,并将他抱到刚生了小女儿的雷家,请求他们抚养这个孩子。虽然面临着超生罚款,雷家看到雷森是男婴后,还是决定把他留下来。雷父说,他们夫妇对雷森就像亲生儿子一样。

  得知身世后,雷森变得沉默起来。他开始拒绝和人交流,上课也不好好听讲,成绩一落千丈。雷父曾找儿子谈话,告诉他如果思念亲生父母,可以去找他们。雷森明确表态不会去找亲生父母,只是反复地问:“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你是个男子汉,要有点儿志气。他们当初既然不要你,你就更要奋发图强,做出成绩给他们看!”这是当天交谈完毕,雷父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初中毕业后,雷森不愿意再上学。他总觉得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所有人都用鄙视、嘲笑的眼光看他,他的性格越来越内向和孤僻,不想跟任何人讲话,包括养育自己长大的养父母。

  在雷森的固执和坚持下,养父母也认为不适宜再逼他去上学。考虑到家境的困窘,也考虑到雷森的内心感受,养父带着全家前往广东打工。这位老实巴交的父亲希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能让雷森开始新的生活,不必畏惧人们的议论和眼光。然而,养父的苦心和努力并没有换来令人欣慰的结果。雷森孤僻自闭的性格已经形成,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自己是被父母抛弃”的愤怒与不满侵蚀着他对于家庭、同事以及所有人的信任,也侵蚀着他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

  在广东打工的四五年间,雷森多次换过工作,每次换工作都干不长。他无法与人交流,一个朋友也没有,在工厂里总是独来独往。别人看他是个怪人。而在他的眼里,领导和同事都不喜欢他,工厂是一个沉闷无趣的地方,让他一次又一次感觉窒息,想要逃走。打工期间,他甚至还割腕自杀过,流露出厌世的情绪。

  想报复社会的自杀青年

  雷森的状态让一家人非常担心和忧虑。为了让儿子好起来,养父求助老乡,终于寻找到雷森的亲生父母——他们就住在离锣山村不远的地方,也是农民,老实、贫穷。

  养父满心希望找到亲生父母的惊喜能让雷森走出阴影、重新生活。养父迫不及待地带雷森回了老家,并把他的亲生母亲找来相认。

  将儿子遗弃后,雷森的亲生母亲没想着儿子能活下来。看到瘦小而又内向的雷森,她落下眼泪,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100元钱塞了过去。雷森当即将纸币撕得粉碎:“小时候你们不养我,一出生就扔掉,现在来认有什么用!”母子亲情未能续上,雷森又跟着养父母到了广州,悲观厌世情绪更加严重。

  这样的恶性循环,让雷森感觉自己的生活早已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他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生活对他来说充满了不平和厌恶。他也不想与别人交流这些想法,他随身携带一个日记本,将所有的心事都写在上面。后来,日记本被养父发现,看着日记本里“想不通”、“想死”等字样,全家惊慌失措。养父决心再找儿子好好谈谈,不想雷森根本没有谈话的意愿。养父大发雷霆:“你这样下去,没法儿在社会上生存啊!”

  看到伤心而又愤怒的养父,雷森更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理解自己。极度的孤独和绝望让他下决心实践自杀的计划。

  雷森不喜欢南方,这里炎热聒噪,令人心烦;他喜欢冬天里被白雪覆盖的北方,最好是俄罗斯。那里有寒冷而清新的空气,有高大挺拔的树木,有悠扬热情的民歌,还有纯净飘洒的雪花。雷森的梦想就是能够去俄罗斯,在那个美丽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没有钱,怎么去俄罗斯呢?

  看着别人能安居乐业,享受亲情、友情与爱情,日子过得滋滋润润;而自己不但没有朋友,已经成年还不能够挣钱养活自己,雷森的心理更加不平衡了。“自杀之前,我想报复社会。因为社会对我太不公平了,我总是受到伤害。”雷森在供述中称。

  为了实现“在接近俄罗斯的地方自杀”的终极目标,雷森把报复社会的地点选在了北京,“北京人多,外国人多。看他们那么有钱,就想以他们为目标”。

  2010年8月第一次来北京时,雷森还没有想好怎么报复社会。于是,他乘车去了黑龙江的黑河,“因为那里靠近俄罗斯”。但是,他没有选择自杀,两天后又回到了广州。

  一个月后,他在用硫酸泼人、用刀子捅人和用炸弹炸人的方式中,最终选择了后者,“这种方式风险比较小,不太容易被抓住”。

  下定决心后,雷森去了一趟养父的住处,从抽屉里拿走了3800元现金,并留下一张“从此以后,跟你们一刀两断”的字条后来到北京。

  第一次在西直门制造爆炸失败后,雷森去了通辽,打算在那里结束生命;但想到报复社会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不甘心的他又回到了北京,最终制造了东直门爆炸案。

  雷森落网后,养父曾来到北京,但是他未能见到儿子,只给雷森留下200元钱,并给法院写信请求轻判自己的儿子。

  法庭上的沉默与眼泪

  2011年3月30日9点30分,雷森涉嫌爆炸一案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众多摄像机的包围中,被告人雷森被两名法警带上了法庭。面对闪光灯和摄影镜头,上个月刚刚过完22岁生日的雷森表现得异常平静,苍白消瘦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神空洞而冷漠,直视着前方。

  公诉机关认为雷森出于报复社会的目的,将自制的爆炸装置放在人员流动较大的东直门附近,将无辜路人炸伤,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当以爆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对雷森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庭审现场安静而沉闷,问与答都以十分简练的方式进行着。面对公诉人和法官的提问,雷森表现得惜字如金,回答每一个问题都迟疑再三。他几度陷入沉默,好像若有所思,又好像全无思想,目光呆滞地看着前方的地板。

  “为什么要报复社会?”公诉人问了两遍,雷森才微微抬起头,迟疑地搓着双手,声音低沉地说:“因为以前总是受到伤害……”

  “爆炸时的情况你记得吗?”

  “记得很清楚,我看着一名老外越走越近,我就引爆了。那一瞬间,我听到很大的声音,看到一阵浓烟升起来……我扭头就走,去搭公交车了。”

  “你为什么不回头看?你不想知道有没有人受伤吗?”

  “就是不想看。”

  “你了解你制作的爆炸装置的破坏性吗?”

  “我知道,会产生很大的威力,会把人炸伤。”

  “你觉得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性质?你认罪吗?”

  “爆炸罪,我认罪。”

  “后悔吗,对于你的这种行为?”

  “有点儿后悔,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

  雷森的两名辩护律师也对爆炸罪不持异议。但他们认为,案发有一定的社会原因。雷森自小生活坎坷、性格内向孤僻、不善与人交流,他一直觉得自己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家庭中缺少关爱,社会上缺少关心。希望法庭考虑这一因素从轻量刑,对雷森不一定全部使用惩罚,也需要适当的心理治疗。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雷森突然一反常态,大声说:“我心理存在的问题挺多的,我觉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在被法警快速带离的时候,雷森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媒体的提问,只是突然间泪流满面……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5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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