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包道格（Paul Douglas）：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曾任老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太政策的资深主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访谈对象】里克·尼尔森（Rick Nelson）：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国土安全及反恐项目主任，曾任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的战略决策部主任、美国西太平洋两栖部队总司令助手。

　　【访谈对象】莱昂·哈达尔（Leon Hadar）：美国卡托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美国在中东的泥潭》等论著。

　　【访谈对象】赵可金：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先驱语录】

　　★现在，总统及其班子将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中、日、韩等亚洲国家身上，而不是坐在白宫的电视机前观看监控拉丹住宅的录像。

　　★美中两国在反恐上的合作一直很有限。拉丹之死不至于导致美中在反恐合作领域有什么重大变化。

　　★现在到了“中国时刻”了，中国应该改变在中美关系及整体外交中总是被动反应的姿态，应当制定出一个大战略。

　　【访谈动机】

　　“9·11”后十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把反恐和防扩散作为首要目标。本·拉丹既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做何调整？

　　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智库正展开热议。有人说，美国有足够的原由务必留在中东这片战略要地，反恐仍将占据美国的核心关注。有人说，反恐胜利的十年，却可能是在亚洲失去的十年——美国没能在亚洲推进其利益，却给了中国十年战略机遇期。如今，该换换思路了。还有人说，早在“9·11”之前，美国的战略重点已在向亚洲转移。十年来，美国的目光也从未离开过亚洲。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反恐和应对中国也并不是美国国家战略中非此即彼的关系，拉丹毙命并不会在一夜之间自动使中国代替“基地”组织成为美国的头号大敌。但是，拉丹之死让华府有了更多选项而非更少，使得美国能够有更大的能力和投入，去转而制定一套更能反映其亚太利益布局的战略。

　　关键在于，击毙拉丹，美国完成了“一个美国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情报和军事行动”，然而，美国似乎还无法安享“后拉丹时代”，战争的脉搏还在跳动，十年间寻找敌人的思维尚难以逆转。

　　关键更在于，面对美国的抉择，中国的选项呢？是等待美国或国际形势恩赐再一个十年？还是借助十年来的积累自我创造一个新的机遇并表现地更有作为。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李颖 发自北京

　　美国将在中东和中国投入之间“找平衡”

　　《国际先驱导报》：在“后拉丹时代”，反恐这个一贯的首要目标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是否有所降低？

　　包道格：反恐依然是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尤其是由于捕获本·拉丹而刚刚获得的不少恐怖主义情报。不过，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十几年来的确牵制了美国对其他战略目标的注意力，例如对美国在亚洲利益的维护和推进。幸运的是，如今美国可以加速从中东的战争泥潭中撤军，在对中东的战略投入与在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区域——亚太区域的投入之间寻求平衡。

　　哈达尔：在华盛顿存在着一个很强有力的“反恐军工集团”，包括911之后发展起来的各种情报机构、私营反恐公司，他们的利益在于始终要把恐怖主义做为美国政治议程中的优先目标之一。所以，我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调整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会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尼尔森：尽管除掉了“基地”组织的头目对该组织构成了重大打击，但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并未减少，在“基地”组织被彻底摧毁之前，反恐都仍将是美国的头号战略目标。

　　赵可金：反恐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将取决于反恐形势的变化。如果“基地”组织不能在短期内组织起对美国本土目标有杀伤力的恐怖袭击，即便发生针对美国海外目标的袭击，如果美国能够有效顶住报复性恐怖袭击的攻势，将国际反恐机制化，反恐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将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内政外交的重点必须调整到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和扩大就业上，与这一目标相比，反恐目标在国家战略中地位早已下降了。对于美国总统而言，平衡反恐目标和其他目标完全依据于国内政治走向和选情的变化，容不得有任何主观考虑。

　　中美反恐合作很有限

　　《国际先驱导报》：在美国终结本·拉丹及从阿富汗不断抽身后，中国是否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敌人?美国是否会把精力转向围堵中国，是否会在阿富汗重建问题上向中国甩出新的话题？

　　包道格：美国政府并没有寻找敌人，尽管媒体或智库总是帮美国找一个敌人，或者是某国或者是像本·拉丹这样的个人。

　　哈达尔：我认为，目前已并非冷战时的两极格局而是一个类似十九世纪的复杂的多边格局。因此，我不认为将出现美中对峙的局面，美中是一种既是伙伴又是对手的关系。

　　赵可金：相比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外交战略中恐怕在近期仍然是以反恐和防扩作为优先，那种担心美国会在后拉丹时代抽身围堵中国的顾虑夸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对美国而言，中国迅速崛起是一个挑战，但此种挑战是不是一定要用围堵中国的方式应对，在战略界还是有争论的，相比美国与中国的巨大共同利益，围堵中国对美国而言显然是一个次优选择。

　　《国际先驱导报》：“后拉丹时代”的“基地”组织将更加分散化。非传统安全仍然是世界各国的挑战。在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上，中美是否有合作点？

　　包道格：反恐与其说是依靠致命武器，不如说更多的是依靠良好的情报和警务工作。锁定本·拉丹的整个过程就是最好的例证。目前，恐怖分子在利用全球化达到目标，各国之间也就必须开展跨境的合作。如果不联手应对现代恐怖主义只会在这场战斗中一败涂地。

　　尼尔森：美中两国在反恐上的合作一直是很有限的。中国在中东没有军事存在，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也与美国的恐怖主义威胁截然不同。因此，拉丹之死也不至于导致美中在反恐合作领域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有心结

　　《国际先驱导报》：《华尔街日报》文章认为，“9·11”成为中美关系转折点，之前两国被深刻的战略不信任和人权问题分歧所困扰。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寻求中国在反恐行动中的帮助和坚持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一直难以平衡，最近，奥巴马政府提高了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嗓门，华盛顿的优先政策开始转变。您认为是这样吗？

　　包道格：美中两国的利益日益交织在一起，但并不等同。这就意味着管理两国关系变得日益复杂。我认为美国没什么变化，但中国的确已然有一些不同的情况发生。期待美国不对中国的这些变化做出反应是不太现实的。

　　尼尔森：除了反恐议题，美国还在许多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或许会在人权话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但是华盛顿必须认识到不能将中国逼得太紧，以至于妨碍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减排、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磋商。

　　赵可金：奥巴马政府在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上提高嗓门，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未必表明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优先目标有所转变或者开始转变。自冷战以来，对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而言，安全、经济和民主都是既定的大战略目标，奥巴马不会单独给中国开小灶。对美国而言，在对华政策一直有一个心结，那就是希望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能够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接受美国模式，不希望看到中国走不同于美国模式的道路而取得成功，尽管美国并不反对中国的崛起，但美国更欢迎一个和美国奉行同样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中国崛起。因此，面对中国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美国心理的焦虑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应改变被动反应姿态

　　《国际先驱导报》：“9·11”给了中国十年多的战略机遇期。那么，如今，中国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是否暂告结束？

　　包道格：我相信许多中国人认为发生“9·11”是中国的幸运，因为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中东而不注意中国的军力发展。随着拉丹的死亡，许多人又会认为美国将重新对中国施加压力。在我看来，美国只是重新开始重视亚洲。美国并不是开始针对中国采取新的遏制政策，美国仅仅是重新恢复了1996年前对亚洲事务的参与程度，并且用适合2011年、2012年的方式进行。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更快地减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人员和金钱的投入。相比之下，我们之前对亚洲输送的军队船只的数量和费用都是较少的。现在，总统和他的官员将把更多注意力放在美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身上，而不是坐在白宫的电视机前观看监控拉丹住宅的录象。

　　哈达尔：不，我认为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并不会终结。而且美中两国还可以继续在反恐上合作，尽管间或两国也会有分歧产生。

　　《国际先驱导报》：你对中国外交有何建议？中国是否不应该等待美国或国际形势再恩赐一个机遇期，而应该自我创造？

　　包道格：我认为刚刚过去的一年是中国外交最糟糕的一年。中国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混乱的，而且表现得富有挑衅性，以至于十多年来“微笑外交”取得的成果受到了一些破坏。

　　哈达尔：我认为，现在到了“中国时刻”了，中国应该改变在中美关系及整体外交中总是被动反应的姿态，应当制定出一个大战略，清晰地向美国及其他国家说明中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立场，尤其是，哪些是中国的“红线”，在何种情况或在哪些问题上中国愿意做出妥协，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大国合作的基础是什么？

　　中国应当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来设定世界议题，而不是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样总是试图挑战美国。外界基本上很清楚美国的外交立场和思维：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如何界定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但外界对中国的外交立场和思维并不清楚，中国需要对外明确她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将据此判断美中两国的这些利益和价值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吻合。

　　赵可金：不能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美国反恐赋予的。中国战略机遇期是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综合结果，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结果。只要国际多极化的趋势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不变，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即便反恐压力下降了，各国面临的其他问题也会上升。只要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也会有利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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