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美军事关系应对美国战略东移

　　5月15—22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带领的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在全球化持续推进、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和两军的关系处在一个加速磨合的新阶段，两国的战略能力、战略意志及其变动发展的背景，将影响两国的战略判断，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美安全关系的基本特征。

　　两军交往有利互信 发展关系知易行难

　　陈炳德总长率领的代表团中，既有总部负责作战、情报、外事的高级将领，又有三大军区、四大军兵种的高级将领，解放军军乐团也高调随行，充分展现了中国军队愿与美军建立相互尊重、合作互惠的新型军事关系的诚意。美方对此访也高度重视，释放出大方自信、坦诚相待的信号。双方还达成六项共识，为下一步两军的合作和互信建设指明了方向。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但意识形态、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差异明显的两个国家武装力量的高级代表，作为建军宗旨、战略文化、力量结构、装备水平、作战理念相当不同的两支强大军队的指挥官，进行这样的交流无疑有助于增进两军的了解和互信，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另一方面，中美两军关系受制于两国的整体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很难通过一两次交流实现重大突破。

　　历史上看，伴随着两国关系的起伏，中美两军既经历过刀兵相见的热战和紧张对峙的冷战，也走过一段战略盟友般的蜜月期。冷战结束后两军关系进入不稳定期，两军交流迄今已经历六次中断和重启，历史的惯性将继续影响着两军关系的走向。现阶段看，鉴于美国对华“两面下注”的政策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刚性，阻碍两军关系正常发展的“三大障碍”不会轻易解决，两军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2009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美后不到3个月，两军关系就因奥巴马宣布对台巨额军售而遭受重创。陈炳德访美期间，还与马伦就对台军售再度交锋。可以预见，如果美国坚持对台售武的立场，两军关系再度出现反复只是时间问题。由于国会立法的限制，两军的正常交往受到严格审查而难以推进。部分身居“要职”的国会议员代表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加之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和缺乏战略思维，短期内很难期望他们修改对华歧视性法律。中美两军克服双边交流中的主要障碍，可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美国实施战略东移 中美互信更趋紧迫

　　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领域，中国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看法，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在中国周边军事活动的影响。2010年，中美关系因美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人民币汇率、海洋权益等争执一度紧张，其中最夺人眼球的是美国航母在中国周边海域耀武扬威地频繁出没和几次有创纪录规模的联合军演。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是美国全球战略东移、“重返”亚太及加大对华军事防范的结果。美国虽承认亚太在其安全政策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将两国关系的紧张归结为中国在国力上升后的“傲慢”和“强硬”。此轮博弈涉及中国崛起、美国显示声望和主导地位、中邻围绕领土和领海的纠纷、邻国“借美抑华”等多重因素，但美国借助邻国的对华疑虑制衡中国的战略运筹无疑是主导因素。美国分别在黄海、东海和南海力挺韩国、日本和东盟相关国家，不仅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邻关系和中美关系。

　　作为近代以来屡遭海上入侵的国家，美国的航母外交很容易让中国联想到备感屈辱的“炮舰外交”，让中国更深切地体会到海权和海上力量建设的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6年台海危机期间美国派航母向中国示威后，中国被迫加速提升军力和扩大防御半径，与美国竭力维持西太平洋霸权的矛盾上升，这集中体现在两国围绕美军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及其上空进行侦察的分歧上。中美自1998年开始就举行海上安全磋商，力图缓解由此引发的海空冲突风险，但撞机事件和海上对峙事件仍不幸发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军事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中美围绕“三海”的博弈，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崛起国和霸权国、陆权大国和海权大国较量的涵义。

　　今年年初以来，尽管经历中东乱局、日本大地震和拉登被击毙等重大国际事件，美国加快从反恐抽身并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崛起的步伐并没有放缓的迹象。美国强化与日、韩、澳、菲的同盟关系，深化与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战略关系的举措，在提升美国对华战略优势的同时，也使中美两国再度发生海上冲突的风险上升。认识到两国关系面临失控和滑向战略对抗的危险，两国高层迅速展现出管理和驾驭这一风险的决心。继国家主席胡锦涛成功访美后，在5月9—10日召开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就举行亚太事务磋商和战略安全对话，以及开展海洋法对话、海事官员和海事执法船互访等达成共识。中美探讨在亚太和平共处的新模式，寻求降低海上冲突风险的新规则，将向亚太各国发出中美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信号，有助于两国战略互信的建立，并发挥避免误解和误判的积极作用。

　　“全球公地”需要规则 军备竞赛有害无益

　　中美“照面”的领域早已超越亚太而遍及全球，在包括海洋、天空、太空、网络空间在内的“全球公地”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中美两军的交集。

　　美国军事战略的核心，就是在陆、海、空、天、电的五维空间取得绝对的主导优势，实现美军的“行动自由”，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威慑对手不要破坏美军的相关能力，并在威慑失败时击败对手。中国无意挑战美军的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但在中美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尤其是台湾问题悬而未解的情况下，美军多份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潜在挑战者，而中国出于国防需要也必须做“最坏准备”。

　　美国担心解放军利用美军对太空和网络的过度依赖发展“非对称”战力，指责其“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以美军为目标；中国则担心在美国不断强化“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和“制网权”的条件下，自己将丧失基本的防卫能力。美军在冷战后“谁与争锋”的霸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两国的“安全困境”。基辛格不无忧虑地表示，中美两国的基因有导致双方关系日益敌对的危险，除非两国决策者采取坚定的措施扭转这一趋势。

　　但另一方面，中国深知两军存在的巨大差距，绝不会在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与美国搞无谓的军备竞赛。考虑到中美两军在军费投入、装备水平、兵员素质和实战经验上的差距，陈炳德总长坦陈中国军队落后美军20年，恐怕不是一句外交辞令。此外，中国主张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以挑战美国和将美国赶出亚太地区为目标。中国的军事能力和战略意图相当透明，除非中国的核心利益遭到重大侵害，中美两军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兵戎相见。

　　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和两军在“全球公地”存在着广泛和巨大的共同利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保护海上和空中交通线的安全、维护和平利用太空的权利、打击网络空间的犯罪行为，符合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助于确保世界各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地”持续为人类服务。在陈炳德访美期间达成的中美六项共识中，提到两国同意加强两国海军间的联合行动，包括在亚丁湾进行军舰编队运动或反海盗联合演练，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交流等，表明两国谋求合作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

　　由于“全球公地”的“公地”属性，各国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可能破坏这些领域的“生态系统”，因此建立和完善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和极地的国际规则很有必要。但在建立规则的过程中，各国应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积极探索，中美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可以也应当在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令人忧虑的是，美国在确立“全球公地”主导权、并通过国际合作强化这一主导权的过程中，并没有改变视中国为另类的偏见。例如，中国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已经通过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神舟系列宇宙飞船和北斗、风云等各类卫星证明了自己的航天实力，成为国际航天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为人类和平探索和利用太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美国仍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空间站合作和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之外，并继续限制向中国出口早就可以在国际市场买到的航天设备。

　　另外，尽管互联网早已将中美两国的经济、金融、信息和文化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美国军方却在投巨资研发各种足以摧毁互联网的网络战武器；美国强推的“互联网自由”，也有侵犯中国“网络主权”、利用中国内部矛盾谋取私利的战略目的。在中国的民用和商业部门已深深卷入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在军事安全上防范中国的确没有多大意义。正如全球化时代的大国战争没有胜利者一样，在“全球公地”的军备竞赛注定是一场双输和多输的游戏。或许中美两国在“全球公地”的利益交织和深度捆绑，可以为美国对华政策和处理两军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文宗 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

　　背景链接 中美军事交往大事记

　　1980年1月 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中美高层军事交流启动。中美军事关系在高层互访、武器和军事技术合作等领域迅速发展，两国在战略和地区安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合作。中美军事关系开始了一段将近十年的“蜜月期”。

　　1989年6月 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停止对中国的军售，冻结中美军事合作项目，两国关系全面倒退，两军交往戛然而止。

　　1993年10月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访华，两军接触恢复。

　　1994年10月 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访华，标志着中断了5年的两军高层交往重新恢复。

　　1995年6月 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正在恢复的两军交往也因此告停。

　　1996年6月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斯洛科姆访华，标志着中美军事关系又步入了新一轮恢复期。

　　1996年12月 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

　　1999年5月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方随之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在防止核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上的磋商，中美军事关系第三次陷于停滞。

　　2000年1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率团访美，标志着中美军事交往开始恢复。

　　2001年4月 美军一架电子侦察机闯入中国海南岛附近上空实施侦察，与中国一架军机相撞，两军关系降到“冰点”，军事交流和互访活动全面叫停。两军关系第四次停滞。

　　2003年10月 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访美，标志着两军交流全面恢复。

　　2008年10月 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逾60亿美元的先进武器，中美军事关系第五次受损。

　　2009年10月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美，两军交流渐趋回暖。

　　2010年1月 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近64亿美元的军备，中美军事交流第六次陷入低谷。

　　2011年1月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标志着中美军事交流正式恢复。

　　2011年5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美。

　　让“中国威胁论”不再威胁中国——适逢美国调整全球战略之时的访问

　　2011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将军率团访美，这是中国军方总参谋长在时隔7年后再度访美。

　　这次访问的第一个突出背景是中美关系在2011年呈明显升温趋势。2010年中美关系跌宕起伏，而2011年伊始，中美关系峰回路转。这表明，中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迫切需要了解对方的战略定位，两军高层的直接沟通已成为中美关系继续深入发展的题中之义。

　　这次陈炳德将军访美，适逢美国全球战略即将出现重大调整之时。当前美国的全球战略面临三个层面的主要挑战：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收尾，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应付中东、北非地区的大变局。随着拉登被击毙，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似乎看到了尽头，从阿富汗腾出手后，应对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暂时还提不上日程，但随着“阿拉伯之春”逐渐进入“愤怒之夏”，美国必须集中精力应对变局，其中主要是对伊朗和叙利亚。对伊朗，美国必须时刻保持在1个星期内把3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到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能力。在此种背景下，美国的亚太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短时间内不可能突出遏制，而是以接触和沟通为主调。

　　陈总长这次访美向美方表达了清楚明确的信息：消除一个误解，划定一条底线，提出三点要求。

　　长期以来，“中国威胁论”为美国军方特别是鹰派所推崇。陈总长在此次美国之行中，非常注重消除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战略误解。陈总长一再强调，“中国永远不会挑战美国”，“美军的先进让我吃惊，中国没有能力挑战美国”。陈总长的话质朴、坦率，在美国国防大学的讲话更是点睛之笔，他说，“世界无需担心，更不用害怕中国的发展”，并引用了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名言“我们唯一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的确，笼罩在美国军方鹰派心头的“中国威胁论”究其实质不过是“威胁中国论”。

　　中国军事代表团在突显对美友好的同时也划出了两军保持交流的前提和底线：美国不应干涉台湾问题，特别是对台出售武器。陈总长认为美国的做法“太霸道”。中美两军交往不可能只说让对方高兴的话，必然要对一些问题进行直接沟通。虽然此行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明确表述中国军队的底线是必要的。陈总长还向美方提出三点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减少并停止在中国沿海附近的侦察活动，解除向中国出售高技术的禁令。

　　美国军方对此次访问高度重视，向中国军事代表团的开放程度几达国内政治氛围所能许可的极限。中国代表团访问了美军指挥机构、佐治亚州斯图尔特堡美军部队、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内利斯空军基地和陆军训练中心等。众所周知，美国上述基地多年来从来没有向外军开放过，而且此次向中国军事代表团开放的基地涉及陆、海、空三军，十分系统全面。另外，陈总长还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了45分钟演讲。路透社称，中国军队总长对美国军官和军校学生发表演讲十分罕见。同时，美军还向中国客人展示了一系列先进作战武器，这些都首开中美军事交流的先例。

　　从两军此次交流的态势判断，中美都在谋求深化军事交流机制，并致力于使这一机制发挥应有作用。在此次访问中，两国军方高层达成共识，应充分发挥国防部电话热线的直接沟通作用，在两军间建立起应急预警机制，这将有利于两军消除突发性事件对双边关系的冲击。同时，今后两军的交往不只是军方高层人员往来不断，还可能会在作战指挥人员层面实现交流，这一势头也是全新的。另外，此次访问，在微笑与亲切对话的氛围中，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与障碍均摆在台面，剩下的工作则是解决这些问题。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代兵 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国际关系教研室)

　　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开启两军交往新篇章

　　5月15—22日，应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率军方高级代表团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此次访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隔七年后再度访美，也是继2009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访美后中国军队领导人最重要的一次访美活动，被认为是中美两军关系的一次“突破性进展”。

　　中美关系向好推动两军交往

　　军事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每当中美关系不稳时，首当其冲的便是两军关系；而在政治关系平稳之后，军事关系就会有较大发展空间。此次陈炳德访美就是在中美两国关系回升向好背景下进行的。

　　奥巴马上台初期，中美关系一改过去新政府上台后“先抑后扬”、波折不断的规律，实现了平稳过渡，让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充满了期待。然而自2010年初以来，中美关系就麻烦不断，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谷歌事件、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炒作人民币汇率等，两军关系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但是，中国并未关闭军事交流大门，中美两军仍保持着机制性对话和磋商。

　　2011年1月9—1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应邀访华，成为两军交往回暖的积极信号。1月18—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就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中美两国关系在未来十年的发展设立了新的航标。5月9—1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军方代表首次参加战略安全对话，涉及核安全、空间安全、网络安全与常规安全等多个话题。这显然有助于加深两军了解，增进两军互信，推动两军关系向前发展。

　　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此次陈炳德访美，目的是为了落实两国元首就发展两军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增进了解、加强互信、促进合作，推动建立21世纪第二个十年相互尊重、合作互惠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这种新型军事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在军事领域的延伸和发展，是中美两军关系长远目标的反映。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建立，拥有一些有利条件。首先，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存，两国之间不仅谁也离不开谁，而且谁也承受不了关系恶化带来的影响。其次，中美两国在许多领域拥有共同利益。从全球形势来看，双方需要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核扩散、维护海上安全等问题上进行合作；从地区安全来看，双方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亚地区安全问题、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拥有诸多利益切合点；从双边关系来看，中美两国都有促进改善关系的需求。中国希望同美国保持稳定的两军关系，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一个长期和平的战略环境；美国则希望通过积极的中美军事交流来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战略意图，避免军事上的误判。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美两军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依然没有解决，即对台军售、美舰机对华侦查以及美国国内歧视性法律。不断升级的美国对台军售，对“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是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严重侵犯；美国舰机对中国近海实行大范围、高强度的侦查，严重影响了两国军事互信，是两军可能擦枪走火的根源；美国国内一些歧视性法律如《2000财年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和两军交往领域，是两军关系发展中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其中，美国对台军售是影响两国和两军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冷战结束至今，两军关系先后六次被中断，三次都与台湾问题直接相关。

　　若把这三大障碍与美国加快调整亚太军事部署、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等联系起来，可以发现，美国防范、牵制乃至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意图是昭然若揭的。这也是两国关系此起彼伏、两军交流断断续续的根本原因。陈炳德此次访美，双方作战系统的将军们进行直接对话，无疑向推动建立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两军对话之门已经开启，但要走的路还很长。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俊峰 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