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项目没土地、富人搬了穷人难迁、补助款成了“唐僧肉”⋯⋯陕西合阳县的搬迁乱象和尴尬局面，或许在将来更大规模的移民搬迁中都将遇到。

　　文、摄影/本刊记者 王维博 (发自陕西合阳)

　　搬还是不搬？50多岁的邓兴运一直在犹豫。

　　邓兴运家在陕西省合阳县乳阳村一组。由于干旱少雨，县里自2009年就开始组织村民们整体搬迁。但至今计划仍未能实施。

　　5月22日，午后的太阳烤着黄色的土地。邓兴运家，黄土垒的厚厚的院墙，墙上掏一个两人宽、一人多高的门洞，就算进出的大门。靠北沿坡掏了两孔窑洞，院子里，邓兴运忙着给花坛里的红薯苗浇水，从春节至今就没下雨，苗都一巴掌长了，还没办法下地。

　　站在门洞外，可以看见对面坡地上的小麦只有几公分高，“如果有雨水，这时候早长到人膝盖高了。”邓兴运比划着，紫黑的脸上看不出表情。

　　今年绝对是个干旱的年份，但这样的年份在当地并不罕见。

　　地处关中东部的合阳，历来干旱少雨，全县除了黄河边的洽川和金水、徐水河谷一小部分农田可以灌溉外，塬区的庄稼几乎完全依赖于下雨。干旱甚至造成许多村庄人畜用水都有困难。村民们或六七个人一班在深五六十丈的水井里去绞，或用笨重的木桶来回跑十多里挑水。村民们惜水如油，有“ 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说法。

　　由于雨水少，每年只能种一茬冬小麦，4月份收了之后，地就要闲着半年，等到10月份再种，邓兴运说。去年10月1日种的小麦，到年底也没见到雨，清明前一天下了一场小雨，一点湿地皮的雨星子。在少雨的季节，每场雨的日子村民就记得特别牢。

　　邓兴运一家四口人，种了13亩，基本上靠天吃饭。最多的时候一亩能收400斤小麦，今年估计只能收一半，200斤，按现在的粮价一斤一元钱，只能收入200元。

　　从邓兴运的家往后面山上走去，山坡的最高处有一座禹皇庙。缺雨的时候经常有村民爬上去长时间求雨。

　　相较于山上的干旱，几里之隔的山下，因为有水渠与黄河灌渠相通，一年可以种上两季，小麦和玉米。

　　干旱少雨，加上交通不便，山上的村民开始一点点往下挪。五六年前一组还有43户，现在只剩下22户住在山上。

　　即使剩下的村民也大多选择外出打工。邓兴运家住在村头第一排，七八个土垒的院子，只有最东边和最西边两户家里有人，其余的人家都关门闭户，门锁上落了一层灰。整个村子，除了有两头年老的黄牛拖长声音哞叫两声，一片寂静。

　　搬走的村民主要是在外面买了房子。邓兴运介绍，附近村子里有空的旧房，村民就去买下来，在当地，一所旧的平房只要两三万，更老的房子或者土房几千块钱就能买下来。

　　“人都快走光了，剩下我们一两家更没办法住。”邓兴运说，他不得不搬。儿子2007年刚结婚，娶儿媳花了六七万，听说要去山下买房子，全家人愁眉不展。

　　移民房变成了违章建筑

　　2009年初，县里扶贫办开始组织乳阳村一组整体搬迁。邓兴运找亲戚凑了四万五交给村里。两个月之后，在县城附近盖的移民楼因为违章被推倒了，此后，房子的事情就一直搁浅。

　　在距县城约两公里的太乐移民新村，约80余块平房地基已打好，水泥预制板堆在一旁。

　　其中有四块地基上已建起了毛坯房，但最边上的两间已被推倒，红砖散落一地。

　　这片地基从南到北共有九排，每排约有八九户。每户均由三间平房外加一个院子组成，前后两排房子两两相对，一家门朝南，一家朝北。为了节约土地，两排院子中间通常会留一条两米宽的“卫生巷”以堆放垃圾。

　　一位太乐村的王姓村干部证实说，这片地原来是太乐村的耕地，2009年以每亩六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乳阳村作为移民房的宅基地使用。

　　显然，这样的买卖并不合法。2009年8月20日，因为太乐村“私自卖地”，合阳县国土资源局会同公安、城建等部门对在建移民房进行了强拆，并在县电视台曝了光。

　　事实上，乳阳村的移民搬迁源于中国自2005年起开始实施一项 “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2005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提出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

　　依托这一政策，各地陆续出台易地搬迁扶贫项目。

　　在陕西省，地处渭北旱塬东部的合阳，因属典型的旱作农业县成为陕西省最早一批试点县。

　　据合阳县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办公室的统计，自2005年至今，合阳已分批建成搬迁户住房1136户，“争取”国家资金2200万元。

　　按照最初的计划，乳阳村作为2008年的搬迁计划，准备将邓兴运所在的一组整体搬往6里之外的路井镇旁边，国家按分每口人2100元给予建房补助。但后来由于二三两个小组村民的参与，搬迁地点改到合阳县城附近。

　　全家迁往40里之外的县城，地怎么办，以后的生活怎么办？邓兴运说，刚开始一组的村民极力反对，但几番讨论下来，人数占多的二、三组村民占了绝对意见，村委会决定搬到合阳去。

　　“只有有钱人才会愿意搬到县城去。”邓兴运说，挪到路井镇是最实际的方案，一来村民可以回来种地，二来孩子在镇上读书也更方便。这几年，孩子越来越少，连上幼儿园都要到6里之外的路井镇，很多人只好在镇上租房，专门照顾孩子，如果能搬得近一点，可以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

　　“主要是计划跟实施脱节。”合阳县经济发展局以工代赈办公室搬迁负责人张崇昌说，搬不搬，搬到哪里，以村民自愿为原则，乳阳村的搬迁就是由于大量二三组的村民要求参与搬迁，最终选在县城旁边。但项目批下来，却没有土地指标可用。

　　张崇昌介绍，实际搬迁中，同一个村内进行安置，土地基本上不成问题，但是跨村跨乡镇就很难。太乐村的地在县城规划中是预留的工业用地，作为移民搬迁肯定不行，加上两个村之间私底下卖地，因此最终被叫停。

　　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孤例。一份合阳县以工代赈办提供的内部调研报告中显示，土地问题已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瓶颈，“国家严禁在耕地上建设住宅，各村又没有公共用地，搬迁中的土地就难以解决。”

　　土地指标无法解决，令乳阳村的搬迁工程进退两难，据邓兴运估算，按现在的建材价格，光建房就得五万，加上买宅基地的钱，连房带地已涨到六七万元。当年交的四万五千元早已远远不够建房。

　　搬富不搬贫？

　　搬迁的另一个尴尬是补助少，个人出资的部分太重。结果造成有钱的搬了，没钱的只能等。每户四五万元的建房款，在靠天吃饭的农村是一笔巨款。22户村民中，就有13户因为交不起搬迁款而无法搬迁。

　　77岁的李桂叶就是交不起钱的住户之一。李桂叶有两个儿子，老伴去世后，老人跟着大儿子住，后来大儿子去渭南工作，小儿子也成了家，偌大的院子只剩下她一个人。

　　“能搬走的都是那些交得起房款的人，剩下的村民怎么办？”老人念叨着。

　　即使是交了钱的搬迁户中，也并非都是急需要搬的，甚至产生了虚报和私下转让的行为。

　　据陕西省发改委《关于合阳县2008年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实施方案的批复》：“路井镇乳阳村一组50户、230人，集中安置在该村南1.5公里公路边42户、184人，插花安置8户、46人”。

　　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反映，一组实际只有30多户，不到180人，这明显属于虚报；上述村民称，多出的指标被二组或邻村村民“冒名顶替”，有的搬迁户甚至私底下转让指标套取补助款，更有甚者，一些“吃商品粮”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借村民的名义占用宅基地。

　　类似情况在防虏寨乡高家坡村移民点也有反映。作为2009年的搬迁项目，高家坡村上报搬迁40户、236人，集中安置到城关镇北街5组，但该村实际在北街5组建房子的不到20户。一位当地村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高家坡安置点建房的村民有37户，其余的宅基地均被以1.5万～2万元不等的价格私下转让。

　　负责全县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张崇昌说，由于两个安置点离县城很近，不排除有村民私底下转让，包括转让给国家工作人员，“这种私下的转让很难监督” 。

　　张崇昌举例说，有的村民子女到外地上学工作，或者女儿出嫁了，但户口仍留在村里，搬迁的时候往往不止一套住宅，新房建成后往往会将多出的房子以“出租”或“借”的名义给亲戚朋友住，但户主仍然是其本人。

　　对于乳阳村的实际建房数与按上报户数不符的问题，张崇昌说，最初上报的的确只有乳阳一组的50户，后来二组三组的村民有人提反对意见，因为同属于一个村，县里原则上也同意他们搬迁，但最终的房屋验收及发放补助仍将以当初核定的五十户为准，多出的户数并没有补助。

　　补助款成了“唐僧肉”

　　坊镇灵井村是2008年易地扶贫搬迁试点项目，上报搬迁100户、520人。灵井村，全村482户，总人口2020人，耕地面积4020亩，村子三面环沟，一面靠坡，进出一条路。

　　与其他村的移民搬迁不同，灵井村是因大面积滑坡的受灾移民。

　　2003年8月，合阳遭遇历史罕见的长时期暴雨，位于县城10公里的灵井村村东和东北方沟堤大面积滑坡崩裂。沿沟边居住五组六组村民房屋倒塌十几间，就连院子里也出现很大裂缝。

　　村民雷进民回忆，当时连阴雨，白天村民就发现地面出现了裂缝，当晚，雷进民听到轰的一声，几十米长的一段滑坡已滑下30多米深的沟里。最近的滑坡离村民的大门只有1米左右。

　　2008年，合阳决定将原来住在沟沿边的六组整体搬迁到村南一公里处的空地上。作为为数不多的避灾移民，这次采取的是村民自建，政府补助的方式。

　　按当地政府的规定，房子建好后，经验收合格，国家将给每户一万元补助款。但两年之后，当村民的房子陆续建成，不仅补助没有全部到位，每户还被额外收取了2500元的宅基地费。

　　一位姓张的村民说，政府承诺每户一万元的补助，实际上每户仅得到搬迁补助7700元，远低于国家的补偿标准。部分原来的老院子没来得及腾出来的，甚至只领到了3000元。此外，村民还被要求上交2500元的宅基地费用。

　　搬迁户还要自购地皮？大部分搬迁户对此不解，上述姓张村民说，村里用来安置的土地本身体就是六组的土地，并没有新占土地，而且新建房每户占地面积只有4分多，而村民们原先住宅占地大多比这个面积大，搬迁后原宅基地交给了村集体复耕，耕地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增加了。

　　一万元缩水成了7700？张崇昌解释称，国家组的建房补助标准是按人口数，但自建房一般按户补助，县里便将该村的建房补助平均分摊以后是每户一万元。但是由于集中居住需要基础设施投入，因此最终定下来的标准是每户8000元。

　　至于村上收每户2500元宅基地费，是在项目实施之前，经济发展局以工代赈办曾要求退给农户，但由于该村村委会干部长期空缺，至今村上事务仍由镇上一位副书记代管。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补助款变相“缩水”的现象同样出现在洽川镇申东村、南菜园村的搬迁中。

　　与灵井村的补助款“缩水”不同，在申东村、南菜园村等移民点，补助款被以宅基地平整费、管理费、押金等方式克扣。

　　在洽川镇申东村移民点，建房补助标准每户8000元。但在领取补助时，每户实际只得了4000元。村委会给村民的解释是，扣下 4000元用来给每户安装大铁门和窗户及平整宅基地。

　　同属洽川镇的南菜园村在搬迁之初就向每户收取3300元押金，房子建成后村里不仅扣下了500元“平整地基费”，还扣了300元“管理费”。

　　该村一位姓张的村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村委会同样给每户都配上了大铁门、不锈钢护栏和塑钢窗户，“没说多少钱，只说等发搬迁补助时一起扣”。

　　补助款成了唐僧肉。这让刚上任的合阳县经济发展局“以工代赈办”主任仵立峰深有感触，“代赈办在实施搬迁时需要依靠村镇干部，但在给搬迁户兑付补助时，基层总想打补助资金的主意。”为此，他计划下一步“统计到人，发卡到户”。  ★

　　(实习生李敏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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