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高晓松醉驾案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图为高晓松自我陈述后拿出一张写有“酒令智昏，以我为戒”的纸条

5月1日，李俊杰成为“醉驾入刑”后北京因醉酒驾车被刑事处罚的第一人

　　《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5月1日正式生效，醉驾入刑条款迅速成为焦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被解读为醉驾并非一律入刑；公安部则公开明确表态，对醉驾一律刑事立案。彼此的观点和立场乍看起来针锋相对，但实质上并没有冲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说，“这就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

　　主笔◎王鸿谅

　　5月1日之后

　　因为醉驾被送上被告席的人里，目前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高晓松，他酒后驾车造成4车追尾事故并致人受伤，体内酒精含量243.04mg／100ml，远远超过80mg／100ml的醉酒标准。他付出的代价是危险驾驶罪名下的6个月拘役和4000元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修八”)，“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这意味着，在没有构成其他更严重犯罪的情形下，醉酒驾驶的最高刑罚就是拘役，拘役的期限，是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高晓松的量刑，已经属于顶格判，但他没有上诉，而是当庭忏悔，“愿意以最大的诚意赔偿这次事故中的全部损失，终生做义工，宣传不要酒驾、醉驾”。

　　从5月1日以来，北京市已经审理并宣判的醉驾案件，目前已有3例。高晓松是判得最重的一例，此外还有内蒙古人李俊杰和郭术东。25岁的李俊杰是北京交管部门查获的“醉驾第一人”。根据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东城交通支队的说法，5月1日凌晨，夜查小分队正在朝阳门桥执行夜查酒驾任务，“刚刚码放好交通标志，一辆外地牌照的黑色奔驰吉普车从东向西开了过来”。民警董阳立即示意奔驰车司机接受检查，“他轻轻一吹，呼气式酒精检测仪上显示的数字就达到了醉酒驾车的标准”，时间是零时44分。李俊杰被带回交警支队，接受专业医疗机构抽血，体内的酒精含量是159.6mg／100ml，他的一审判决是拘役2个月，罚金1000元。37岁的郭术东则是北京因为酒驾被判刑的第一人，他与高晓松类似，都是酒后驾车酿成事故后被警察带走，他的小面包车在5月2日零时10分造成3车连撞，但无人受伤，体内的酒精浓度是153.2mg/100ml，一审判决为拘役4个月，罚金2000元。

　　“刑修八”与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同时实施，让2011年5月1日成为一道分水岭，酒后驾车者，不仅要面临交管部门更为严苛的行政处罚，还将因为体内的酒精浓度标准，升级为刑罚。落实新法的第一道防线，当然是执法部门。以北京为例，从5月1日起，北京交管部门“派出专职执法小分队，并充分利用移动执法巡逻车、电视监控拍摄等科技系统参与路面执法，加大路面巡控力度，24小时查处酒后驾车行为”。同时，“为了防止暴力抗法、闯关等行为，保护交通民警和市民的安全，一线民警在查处酒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时，将装备阻车器、手铐、约束带等必要的警用装备”。除了警力和硬件配置，还有更复杂“软件配置”，东城交通支队办公室法制科科长王宇告诉本刊记者：“为了确保醉酒驾车案件查处、办理过程的严谨，北京交管部门专门对一线民警进行了法律法规和办案程序的培训。”

　　执法成本的增加是必然。本刊记者从北京某交警队了解到，5月1日之前，查酒驾是一项由各级部门统一组织，全市、全区、大队范围内的统一整顿，可以在不同的路口路段设置检查力量。而5月1日之后的要求，是以小分队的形式外出查酒驾，一个50～60人的大队，同一时间外出的力量不会超过两组，要求警察都必须佩戴执法记录仪，全程记录执法的谈话。如果没有佩戴，群众出现投诉情况，一律是对方说得正确。对查酒驾更是要求全程录像，由配合检查的协管人员完成。

　　具体的执法程序，东城交通支队办公室法制科科长王宇说：“民警在夜查中一旦发现当事人有饮酒嫌疑，首先用呼气式酒精检测仪进行检测；达到醉酒标准的，由具有资格的专业医疗机构抽血取证，并由有鉴定资格的机关进行鉴定。”这其实是一个相当麻烦的手续，一个交警大队在查到一个醉酒驾车的司机后，要牵涉到整个单位的大部分力量全力去做这个案卷，再移交给公安部门。

　　虽然整个程序还在高成本的新磨合期，但“刑修八”实施以来的威慑力，仅半个月就初显成效，根据公安部交管局公布的数据，5月1日至5月15日，“全国共查处醉酒驾驶2038起，较去年同期下降35%”，“日均查处136起，较去年全年日均查处数下降43%”，“全国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7.8%和11.1%”。

　　立法的初衷

　　单从数字来看，“刑修八”增设危险驾驶条款的初衷正在实现。“刑修八”的亮点之一，就是对民生的保护，面对醉驾、飙车、恶意欠薪和食品安全等近几年的社会热点问题，全部都做出了回应。随着近年来恶性交通肇事案件的不断增加，醉驾入刑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向本刊记者分析说：“醉驾和飙车是我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问题，立法是想从源头上堵住这种行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也认为：“危险驾驶是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探讨得比较多的问题，也是争议非常大的问题。危险驾驶入罪是对近几年来我国危险驾驶行为高发、多发，危险驾驶的行政惩治力度有限，而《刑法》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治理又存在一定的缺陷的社会现状的立法回应。”

　　酒驾和飙车入罪，在立法上如何具体操作，是否需要情节限制才是争议所在。在“刑修八”的一审稿里，增设在《刑法》第133条后的危险驾驶条款表述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二审稿修改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对此，不仅参与讨论的人大常委会委员意见不一致，即便是法学界内部，也存在不同看法。

　　周光权认为：“醉驾行为不论情节一律构成犯罪，不会浪费司法资源，因为司法资源本身就应该用于防范风险社会中的一些新的、突出的问题。”赵秉志则主张：“对危险驾驶入罪应当增加情节恶劣或严重的限制。”他分析说：“增加情节恶劣或严重的规定，一方面有利于区分道路交通管理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防止醉酒等危险驾驶行为过度入罪，从而减轻公检法机关的负担，节约刑法资源；另一方面，对醉酒等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增加情节恶劣或严重的规定，有利于将醉酒驾驶的既遂形态，由抽象危险犯转变为具体危险犯，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贯彻刑法的谦抑精神，对醉酒驾驶者予以合理的人权保障。”

　　赵秉志还认为：“从规范的协调性上看，对飙车行为有明确的情节要求，作为危险驾驶行为的一种，对醉酒驾驶行为予以相应的情节限制，能够更好地实现两种行为性质的协调。同时，对危险驾驶入罪增加情节恶劣或严重的限制，符合《刑法》第13条的内在要求，从而与犯罪本质即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相一致。”

　　最后生效的条文，还是与二审稿的表述一致。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也是当初立法的参与者之一，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其实一审稿里，情节恶劣的条款也是只对应追逐竞驶的，但这样的表述，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个情节限制也针对醉驾，所以在二审稿里，为了表述更严谨，就调换了一下顺序，把追逐竞驶的条款放在了前面，明确醉驾没有情节限制，最后生效的条文也是如此，这已经充分表明了立法的初衷，这个条款就是社会关注焦点和民意下的产物，醉驾就是犯罪，不需要情节限制。”

　　为了与“刑修八”相衔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在2011年5月1日正式实施。新法大幅提高了对酒后驾车的罚款额度和暂扣驾照期限，删去了对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同时，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对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改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同时，还明确了饮酒后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争议的实质

　　立法过程中就存在的争议，在“刑修八”实施之后，突然间成了一个大众议题。导火索看起来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讲话，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5月10日在重庆召开，张军在这个会议上要求“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

　　张军的观点是：5月1日后，各地公安机关已陆续查获了一批醉酒驾驶犯罪嫌疑人，很快将起诉至人民法院。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义理解“刑修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也就是说，虽然“刑修八”规定追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刑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的前提条件，但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刑法》第13条的但书里有这样的表述：“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向本刊记者解释说：“在刑法理论上，犯罪定义有两种，形式定义和实质定义，形式定义就是只从犯罪的法律特征上来界定，实质定义则是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界定。《刑法》第13条采取的就是实质定义，突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特征。”因此，《刑法》第13条的但书就是对那些情节显著轻微的不法行为做除罪化处理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一直如此，刘仁文举例说：“《刑法》第263条规定任何抢劫公共财物的行为都构成抢劫罪，但实践中如果抢劫一个几块钱的茶杯或者手绢，一般不会追究行为人的抢劫罪……在那些对犯罪采取形式定义的国家和地区，尽管他们在犯罪定义中没有这个但书，也会有各种各样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做除罪化处理的方法。”

　　在法学界很容易相互理解的观点，传播到大众层面之后，却完全变了模样，而公安部紧接着对醉驾一律刑事立案的表态，迅速让参与者分出了阵营。在曲新久看来，这种大讨论“并不是坏事，某种程度上，也能让人们对新法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公安部和最高法的观点，实质上并没有对立，只是因为各自立场和角度的差异，引发的茶杯里的风暴”。曲新久告诉本刊记者：“公安部的刑事立案表态，核心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执法手段的变化，以后处理醉驾，执法人员可以直接上手铐了。苦口婆心的劝说和上手铐相比，哪个更有威慑力？显而易见。站在警察的角度，当然更愿意要强有力的执法权力，这和战士上战场愿意挑选最精良的武器是一个道理。只是，假如真的选择这种一刀切的执法方式，不对涉案者的人身危险进行评估，符合法律，却不见得合人情。”

　　“而且立案并不等于判刑，立案之后可以撤案，未必都会移送到检察院起诉，这都很正常。”曲新久觉得，公安与法院并不矛盾的地方在于，他们只不过是各司其职，而与公安相比，法院的立场更为公允，因为“法院必须平衡各种思考和判断”，在任何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公众更应该信任的是法院”。可是当一个法律刚刚生效，司法机关也需要一个总结司法经验的过程，难以在短期内出台司法解释。最高法院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5月10日的会议之前，最高法院已经发文要求各地必须呈报醉驾入罪的第一、二起案例，以便尽快将其中的典型案例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下发。

　　在刘仁文看来：“法官自己就是法律的解释者，一个良性的司法运转机制，应当主要由一线法官来承担解释任务。像《刑法》第13条但书这件事，本来就没有必要由最高法院站出来说话，办案法官自己就应当有这个担当，但我们长期以来养成的一遇疑难问题就向上请示汇报的司法惰性，扼杀了第一线法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致使我们的刑事司法走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这场激烈论争的背后，显然是脱离了法律语境的一种被放大的担心，有权有势者是否会有机可乘，在刘仁文看来，“当前整个社会对司法不公的敏感，折射出司法公信力不强的现实，这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