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北京每5个人中有1个是外地人。如今，3人行至北京街头就可能有1个来自外地。而在城乡接合部的街头，这个比例极有可能倒挂。

　　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城市生命线疲于应付，为了阻止他们的脚步，这座梦想之城筑起了栅栏。

　　即便如此，每天仍有源源不断的人潮涌至汽车站火车站，他们从哪里来你或许不得而知，但是终点却是这里。他们为什么奔赴这里？带来了什么？这座城市又给了他们什么？

　　对此，本报记者在本市除远郊区县外的11区县中，选取55个外来人口的有效样本进行了统计分析。今天，本报推出“问诊北京人口调控”系列报道之二——建设规模过大致人口猛增。

　　统计调查显示，外来人口就业的比例甚至超过99%。这说明我们的城市需要他们，他们从事的低端服务业是许多所谓高端人群生活必须要的，如果没有他们城市就瘫痪了。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段成荣

　　在哪里贡献ＧＤＰ就该在哪里享受与之相应的公共服务。政府不应该用外来人口贡献的财政收入多倒贴给户籍人口提高福利。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

　　制图吴尚楠

　　人们为何离家

　　记者从本市除远郊区县以外的11个区县中，每个区县选取5名收入水平不同的流动人口，进行了样本统计分析。其中在55个有效样本中，仅有2人来京目的是为了照顾子女的小孩，3人表示北京机会多就业环境好，而其他人直截了当地表示来京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5月30日早高峰，13号线龙泽城铁站外，李英的煎饼车被上班人流衬得毫不起眼。何况，像李英一样驾着烤串车、灌饼车、豆浆车的小贩不下50个。

　　即使同质化竞争如此严重，一个早上，李英也能卖出30多个煎饼。如此收获让这个36岁的河北农妇颇为满意。“在老家也不少干活，挣的还不够吃！”

　　2006年李英随做建筑工人的丈夫来京，与他们一同离开村子的还有五个人、两对夫妇和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小伙子，终点站自然是离家不算遥远的北京。

　　李英一家租住在城北市场附近的农村自建房中，大女儿因为到学龄已回老家读书，不够学龄的小儿子留在身边。如今，他丈夫在13号线另一个流量大站回龙观站也卖煎饼。两人一个月能赚3500多元，这相当于他们在老家三个月的收入。

　　赚钱！记者采访的55个有效样本中，仅有2人来京目的是为了照顾子女的小孩，3人表示北京机会多就业环境好，而其他人直截了当地表示来京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段成荣称，80年代初刚刚出现人口流动时，北京的流动人口就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2.07%，现在是3.19%。“表面看，只有一个多百分点，但是总的流动人口大盘在增加，你分享的份额也增加，这个规模不容小觑。”

　　人们为何来北京

　　资源过分集中到大城市，加之县域经济发展培育不够，使得整个广大的中西部城市发展严重不足，无法容纳这么多劳动力。因此，“北上广深”当仁不让地成为“主力”。

　　不容小觑的流动人口规模使得北京的城市生命线疲于应付。可是，即使日益上升的不幸福感愈加困扰着这座城市，这里依然是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谢川豫表示，外来人口大量涌入是地区间差异巨大造成的直接结果，北京就业机会更多，医疗条件更好，文化资源更丰富，自然吸入人口的流入。

　　一项由北京社科院完成的《北京人口调控国际比较研究》的报告中称，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主要原因是北京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北京的人均基本建设投资全国第一，每年新完工住宅都相当于新建一个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

　　“从市场的角度而言，北京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自然会带来人口的聚集。但对北京来讲，资源的集聚主要是靠政府而不是市场。”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看来，集聚的资源成本没有制约是北京城市规模失控的主要原因。“谁能说得清楚北京的水、电、气、煤完全的真实成本究竟是多少呢？政府控制发展要素，掩盖了城市发展真实的市场成本，大城市因为大权力成为相对的大优势。”

　　总之，在行政聚集的种种资源的诱惑下，流动人口以“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逐渐将北京外来人口的比例提高至35.9%。

　　这种集聚的速度从全国的大背景来看毫不为怪。段成荣称，按照城市化的势头，未来十年内还要有几亿人进城，总要有地方去。资源过分集中到大城市，大量的人口流向“北上广深”。而在北京，占相当规模的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外来人口，逐渐集聚在城乡接合部地区农民的自建出租房内。

　　随之而来，签订房屋租住合同比例低，消防、卫生条件不达标，治安状况严重，签订劳动合同比例低等一系列问题凸显出来。

　　他们带来了什么

　　根据相关公开数据统计，本市外来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20%。而这项指标极有可能超过20%，因为公开统计中流动劳动力往往比实际数量要少，因此将真实流动劳动力的数量考虑在内，份额更高。

　　流动人口问题确实已经成为多个区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大兴区为例，外来人口倒挂现象严重，倒挂比例最高的达到1:20。

　　比如旧宫的一个村，常住人口3000多人，外来人口3万多人。有80多家小加工、小餐饮、小洗浴、小修理等行业，专门为外地人口服务。这样就引发了一些无照经营、非法办学等问题。近期发生在大兴的“4·25”火灾，将上述种种问题一并暴露在火光之下。

　　只是，与人口集聚带来的负面效应相对，流动人口本身也以自己的力量为北京做着贡献。

　　在记者统计的调查样本中，除去2人无业以外，其余53人全部实现就业，就业率近97%。其中，29人从事着卖菜、家政、理发、装修等城市生活必须的服务工种。

　　而段成荣做的调查统计中，外来人口就业的比例甚至超过99%。“这说明我们的城市需要他们”。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也认为，城市人口的集聚是按照多种就业需求和创业渠道进入的。低端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劳动者永远成为城市人群的合理组成部分。

　　一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调查统计，也证实了外来人口的贡献力。根据相关公开数据统计，本市外来人口对于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20%。

　　另外，以辩证的角度来考虑，人口流入造成城乡接合部地区混乱的同时，也给当地村民增加了超过2/3的经济收入。

　　北京给他们什么

　　记者统计样本中，80％的外来人口对于目前公共服务的状况不满意，子女受教育问题是他们最为头疼的事，这个问题可能是决定其是否留在北京的主要原因。

　　的确，本地农民用房出租和流动人口低价租用已成为一个共生体。这个共生体也在某种意义上，证实着外来人口已经走进并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

　　而针对他们给北京带来的利弊，谢川豫的观点是，流动人口在城乡接合部地区呈现出的无序混乱的状态不能一味归咎于流动人口本身。

　　她认为，目前随着人口集聚而暴露的一些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管理者造成的，在消防、卫生、市容等许多环节的管理上是存在疏漏的。流动人口的问题也反映了政府管理效率低下或者说管理的方法难以跟现状的更新相结合。

　　基于这种分析，谢川豫认为，如今要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双向的举措。一味限制流动人口是行不通的，需要加强管理和服务。

　　北京市社科院外国所所长白志刚也认为，为北京做贡献的，都应该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可是，他指出，这在目前是实现不了的。

　　他认为，目前北京无法“一视同仁”并非是观念的问题，更多是户籍制度决定的。在全国经济发展地区不平衡的情况下，户籍制度尚不能一下子放开，否则人们都到北京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也是目前地方财政的财税体制决定的。“中央财政规定北京市的财政只管北京市的人，无法解决全国人在北京受教育的问题。”白志刚举例称，“如果你非法移民去纽约，就受不到保障，没把你驱逐出境就不错了，你还要最低保障吗？在目前的现实下，道理是相通的。”

　　这些人何去何从

　　记者调查统计的55个人中，已有12个人在人口调控中准备“逃离北京”，另有9人表示再挣点钱也回老家了。

　　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情理和现实制度的法理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当局者境地略显尴尬。

　　对此，谢川豫表示理解：“我们作为学者可以很容易指责管理者的疏漏，可是当局者面对短期主要矛盾时又不得不考虑特殊的行政手段。”

　　“但是，有一个路子肯定行不通，那就是管控的思维，决不能以行政的手段驱逐或者变相驱逐流动人口。”谢川豫称，《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管理规定》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均清理或废止。从2005年到现在，没有一个手段允许驱逐外地人。

　　而在记者调查统计的55个人中，已有12个人在人口调控中准备“逃离北京”。

　　本报记者孙乾 文静 易靖 张然 周宇 陈荞 王硕 翟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