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兴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从核心区到郊区一圈一圈实现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如果承载这些流动人口的地区都能够提前做好该做的工作，就不至于让这种小作坊随着产业升级打起城市“游击”。倘若专项治理提早10年，也许不会有今天无序聚集的爆发。应提醒通州、河北廊坊等人员流入地区：要从长远着眼做好管理工作，不要从一开始就处于缺位状态。

　　——北京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叶立梅

　　相较于“顺义模式”的低调和不露声色，有区县开始诉诸更为直接、更具行政色彩的人口调控严政。对于后者，某些或偶发或人为的因素，往往成为激活的催化剂。比如，一场大火。

　　在大兴旧宫4·25火灾之后，整治的板子落在非法、违法建筑和经营上，实际效果却是外来人口的大规模疏解。当外部涌入的大量流动人口撞上了这场大火，十几万的服装产业打工者被掩映在火光之中。

　　如此调控是否情非得已？生生打掉的产业，空白如何填补？本地人长期仰仗的“瓦片经济”如何转型？一切都尚待解答。

　　今天，本报推出“问诊北京人口调控”系列报道之四——一场大火触发的人口调控。

　　火灾之后的人口清理

　　火光中的离京纠结 大兴区特殊的调控

　　不久前，村里的有关负责人来到村民家中，要求把违建内所有的外来人口都清走。如果到时间完不成，要被罚款10000元。

　　“吱呀”一声，漆黑的街道上，一扇大门打开。一道手电的光照在记者身上。

　　“你找谁？”从门里出来的女士问。记者询问“停租合格”是什么意思。女士以为记者要租房子，反转身，示意记者进门说话。女士关好门，悄声说，“停租合格”的意思是这个房子里的人已经搬空了，不再出租给外地人，达到了有关部门的要求。

　　这是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

　　4月25日凌晨，这里的一处四层楼房突然被火光和呼救声笼罩。大火吞噬了18条生命，致24人受伤。全市随即展开了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专项行动，下决心刹住非法违法建设，坚决刹住非法违法生产经营。

　　一个多月后的南小街，已然成为一座“空城”。

　　傍晚时分，零星亮起的灯光更透出整条街的冷清。事发的那栋四层小楼借着街口超市的灯光，静默、落魄。和一个半月前明显不同的是，这些违建上大多贴上了“停租合格”的牌子。

　　不久前，村里的有关负责人来到前述女士家中，要求把违建内所有的外来人口都清走。现在已经停租了一个月，房子空在那里，没有拆，也没有得到具体的整顿要求。很多人家已经开始悄悄地寻找租户了。她对记者说，如果想租，不要声张，房子可以便宜。

　　这是一栋在平房的基础上加盖了两层的违章建筑。女士介绍，目前这里跟出事前的状况完全一样，没有经过任何整顿。对她来说，不同的是租户全没了。“要是出事前，你这么零星地找一间根本不会租给你，都是租给厂子。”女士感叹，原来全家都靠吃房租生活，看到村里违建成风，就借钱盖了好几处。一来等待拆迁多分面积，二来眼下可以吃租金。有关部门要求停租之后，一年近20万的房租收入眼看泡汤，她也只能开始悄悄拉些“散户”来住。

　　火光中的离京纠结

　　同为服装作坊老板的孙兴业已经带着不满离开了北京，并称“再不回来”。

　　这处被清空的房子背后，伴随着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无论是违建拆除还是非法经营企业停产，实际指向的是同一个群体：外来人口。这种内在的联系，使得这场夺命大火映衬出南小街十几万外来经营者和务工者纠结的百态。

　　服装黑作坊老板马光华就是在这场清理中离开南小街的。10年前，他听说南小街一带正在招商，能以较便宜的价格租到厂房，并且周边已经形成了服装加工的完整业态，便从大红门一带转战至此。在这里租了200多平米的房子，雇了20多个工人，继续此前的服装加工买卖。

　　从1993年来北京，马光华干的就是服装加工，多年的打工生涯，让他从工人当上了老板，并认识了很多木樨园一带服装摊位的老板作为稳定订单来源。于是他跟妻子两人在南小街安顿了下来。没有人提起他所租的房子是违建，没人告诉他违建不能做厂房，也没有人跟他要过生产资质。

　　一晃10年。

　　直到大火后没几天，厂子里来了几个“干部”，通知他几天内停业搬走，否则净身出户。相关工作人员在各村口、干道处设岗设卡，配合清退工作的检查。服装作坊只能出不能进。他一个同行朋友的服装作坊未按时搬离，最后包括机器、布料加上工人的行李都被扣下了。他听说有的还在清退中发生了肢体冲突。马光华急着在丰台租了一处厂房，连夜拾掇了重要的东西逃离南小街。

　　同为服装作坊老板的孙兴业已经带着不满离开了北京，并称“再不回来”。

　　他原来在南小街的厂子距离火灾地点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2006年，他从安徽老家来到南小街。“谁不想堂堂正正地做生意？”孙兴业说办厂之初他曾到大兴有关部门办理营业执照，但得到的答复是：执照办不了。

　　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内，很少有人来检查过生产经营资质问题。孙兴业说，当时他的厂子按照人头计算，每个季度要向村里上交卫生费、治安管理费等合计1400多元。

　　对于大火之后的安全检查，孙兴业是持欢迎态度的。“毕竟人的命是最重要的。”但他认为有关部门应该为这些在此地“合理”了这么久的人们提供一些整改措施和发展方向，而不是一刀切地赶出去。

　　但似乎一切没有了回旋余地，现在他已将厂子搬到河北廊坊。

　　被通知搬离之后，孙兴业对着花了十几万刚买了不到一年的几十台机器一筹莫展。过了规定的时间，这些机器将被强行带走，被有关部门扣留的机器每台每天10块钱看管费。一天下来他就要交600多块钱看管费。

　　机器搬走时，需要村里开证明，证明这些机器的目的地不在大兴的范围内，否则机器不能出村。

　　孙兴业几乎跑遍了大兴区，希望能够按照正规的程序办一个新厂，然后把机器搬过去。但一听说是做服装行业，所有的地方都表示：“不能接收。”

　　在这种情况下，孙兴业的很多同行朋友有的去了通州，有的去了丰台。在一个据说看管不严格的晚上，孙兴业找了一辆大货，偷偷将机器全部拉到了河北廊坊。

　　打工者刘志清仍然留在南小街。

　　“不知道老板有什么办法，反正着火以后我们家没让搬走。”刘志清说，现在南小街上有一些小作坊还在偷偷开着，只不过转入了地下。有专门的人“望风”，只要得到来人检查的消息，立即关门。

　　记者在南小街看到，主街上的门脸房基本关闭，但依着临街墙上画着的大箭头一路找寻，能够看到大门紧锁的工厂内透出的光亮。

　　一家铁门半拉的服装加工厂内，只有一名男子正在修理机器，周边的机器空着。“都没有人工作，能接活儿吗？”记者问。男子看了记者一眼说：“这里只是门店，我后面有厂，你要做多少？”

　　刘志清说，每次听说要来检查的都赶忙停工，“吓个半死”。出事以后，老板曾对大家说，这么多年的老客户都在这儿，进货的门道也都摸清了，怎么能轻易就走？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大兴区特殊的调控

　　“一方面我们不想被扣上歧视外来人口的帽子，可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口调控的措施，都容易被这样解读。另一方面，被外来人口严重挤占的资源确确实实已经成为制约大兴发展的瓶颈。”一位大兴的干部说。

　　隔岸观望、愤然离开、顶风拉锯……在火灾之后的这场清理中选择了这三类出路的总人数有十几万。

　　曾经每逢1日服装厂发工资、放假的日子都水泄不通的南小街如今已近乎一座空城。一场大火，看似意外，但最终起到了人口调控的效果。

　　外来人口问题一直是大兴区的“老大难”。相比于媒体调查的数据，官方的数据更为保守。从2000年到2008年，年均递增7.8万，目前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达到58.7万。知情人表示，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多。全区的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北部的黄村、旧宫和西红门三个镇。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人口调控”已成了本市各级行政机构的重点任务。今年两会期间，很多区县还公布了人口控制的明确目标。

　　在人口突破1800万的惶恐之中，有关部门反映，流动人口的激增使得大兴区的资源承载力达到了极限。基础设施、环境能源、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的承载力都已经到了极限状态。

　　全市推广的村庄社区化管理因最初命名为“封闭式”管理而引发轩然大波。类似的事件使得人口问题在大兴像在其他区县一样成为敏感话题。

　　“一方面我们不想被扣上歧视外来人口的帽子，可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口调控的措施，都容易被这样解读。”一位大兴的干部说。

　　经历过“封村”宣传风波，大兴此后的富余回迁楼集中托管、房屋出租中介式服务管理等政策的推行在舆论引导上倍加小心。

　　眼下，无论是客观还是主观，这场大火已然实现了人口调控的目的。

　　作为外来人口聚集、人口调控任务艰巨的一个典型缩影，大兴由火灾所带来的人口调控效应该如何看待？

　　北京社科院城市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叶立梅表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口问题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从城市中心向四周一圈一圈波及的产业升级中，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有大兴、亦庄两个地区行政资源整合的契机，第二机场选址大兴，又在京津冀发展过程中处于重要地理位置，大兴区的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对于南小街所在的旧宫，在今年3月底的“亦庄新城高端产业配套区建设暨城乡接合地区城市发展研讨会”上，有关方面已经表示其有望规划成为“亦庄新城配套区”，重点发展商业服务业。

　　叶立梅认为，基于特殊的地缘优势，这些规划无疑值得肯定，但区位的升级应该更多地交由市场去选择，政府部门该做的，是制定有关行业明确的标准、规范，辅以到位的监管，而不是一刀切地对某些产业说不。“最忌不管就乱，一管就死。更不应该用行政手段使流动人口离开自己的辖区。”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张 然 制图 吴尚楠

　　大兴区4·25火灾发生后，该区近300家黑幼儿园被取缔。据了解，受进城务工人员青睐的黑幼儿园，成了大兴区人口调控的一大难题，他们是服务于外来人口的外来人口，他们被称为“次生经济圈”。

　　■大火过后

　　300家黑幼儿园关停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大兴区某村内一家黑幼儿园里，教室空旷，桌椅蒙尘。园长夏莉说，这一切始于4·25大火，火灾后不久，全区所有黑幼儿园都接到了取缔通知。 

　　夏莉说，所谓黑幼儿园，就是没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的幼儿园，园里绝大部分幼儿都是外来务工者子女。黑园比公办园收费便宜，接送时间自由，受到外来务工者青睐。 

　　随着大兴区外来人口增加，黑幼儿园迅速增多。大兴区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区内有大大小小的黑幼儿园近300家。 

　　被责令停园后，孩子们陆续离园。夏莉说，孩子们的去向有四种：少数回老家跟亲属生活；父母带孩子一起回老家，这种情况更少；父母一方辞工在家看孩子；更多的孩子则跟爸爸、妈妈进入工厂、工地或坐上了长途货车的副驾驶。

　　■现实困境

　　次生经济圈调控难

　　家长明知道是黑幼儿园，却仍和幼儿园站在同一阵营，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火灾后，外来务工者孙荣看到了大兴区的一封公开信，信上要求家长不要把孩子送到没有资质的幼儿园。“问题是，附近的公办园优先招本地孩子，正规的私立幼儿园上不起。”孙荣说，她觉得黑幼儿园还“说得过去”，就放弃了去公立园的想法。 

　　“我们早就申请了办证，但民办幼儿园还没有放开，按现在的标准，这种小规模幼儿园不可能达到办证要求。”夏莉说，“我们愿意整改，但现在政府要直接取缔。”村里已通过房东找到她，要她赶紧搬离，不然就停水停电。 

　　记者从镇教委下发的检查通知书上看到，这家幼儿园70%的项目能达标。夏莉说，此前镇教委是认可他们的，说他们为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托做出了贡献，鼓励他们好好干。但大火之后，教委的态度全变了。 

　　大兴区除去企业用工的流动人口外，还有一个服务于流动人口的巨大流动人口群体，即所谓的“次生经济圈”，这也成为相关部门人口调控的关键点。 

　　■专家

　　孩子不该承担历史欠账

　　城市发展研究专家袁崇法表示，在衡量一项政策时，应该考虑两个标准：是不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去制定、实施的；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当局者需要反思。 

　　袁崇法说，针对大兴区这些黑幼儿园，治理违法经营是必要的，但当地政府应该看到这背后是无辜的孩子在承担着有关部门朝令夕改的历史欠账。 

　　《北京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规划(2011－2013年)》指出，针对目前存在的无证幼儿园，将出台管理办法，并要求各区县对这些无证幼儿园进行全面排查。经整改达标的，颁发办园许可证，整改后仍未达到保障幼儿安全、健康等基本标准的，将依法取缔。 

　　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提出，整改期间，要保证幼儿正常接受学前教育。在依法取缔每一所无证园前，都应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明确幼儿安置方法。 

　　■特写

　　离开幼儿园后孩子陪父母打工

　　小冰的父母在北京都没有正式工作，常在工地上做小工，工资不稳定。尽管公办园收费只比黑幼儿园贵几十元，但外地务工子女入园时要交一笔赞助费，他们不愿意交这笔钱，就给小冰选择了一家条件相对较好的黑幼儿园。幼儿园被关停后，小冰的父母只得带着孩子一起打工。 

　　在夏莉的幼儿园，孙荣带女儿来办退园手续，小姑娘头上有一块明显的伤痕。孙荣说，因为没人带孩子，她只好辞工回家，边看孩子边在家里做一些首饰加工活，但一不留神孩子磕在家具上，她心疼孩子，就把手工活也辞了。他们夫妻俩收入都不高，现在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孙荣说，因为幼儿园没有复课迹象，她来结算托费。连续给家长退款，夏莉有些承受不住，便拎出一桶没开封的食用油给孙荣，作为托费补偿。

　　本报记者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