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庆昌之死：证券市场投机者的穷途

　　高庆昌之死：证券市场投机者的穷途

　　万昌科技上市仅4天后，董事长高庆昌就从23层坠楼而亡。侦办此案的张店区公安分局尚未结束调查，淄博市政府公布结论：自杀，抑郁症。无论是自杀还是他杀，彼时的高庆昌必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历史遗留的内部职工股问题一直存在，他以为上市之后就能解决，可是他错了”。

　　记者◎吴丽玮   插图◎老牛

　　从一个普通乡镇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到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高庆昌一步一步实现着惊险的跳跃，他的机会来自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的兴衰，他痛苦的终结同样来自系统关闭后没有解决的历史后遗症。

　　万昌的曙光

　　“之所以买万昌的股票，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搞化工的，觉得它的产品销路不错，万昌又离齐鲁石化总公司不远，有稳定的市场，觉得它还是有前途的。”董洪震是当时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里活跃的众多股民之一，他在1998年前后买进了万昌的股票，价格为2元多，共买进了2600股。

　　此时，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不过是一个刚刚在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挂牌交易的国家中型乡镇企业，主营业务是石油化工机械及配件的生产和销售。董事长高庆昌原为淄博市临淄区皇城镇经委副主任，此前曾先后在临淄制酸厂任副厂长、临淄刺绣厂任厂长。能够进入淄博自动报价系统，高庆昌以及万昌股份迎来了第一个机会。

　　“在这些企业里，万昌的实力比较强，产品不错，交易价格不低。”原淄博自动报价系统总经理王道云向本刊记者回忆道，万昌股份的进入，恰好反映了报价系统存在的初衷。1993年9月，淄博自动报价系统开始正式运行，主要职能是部分定向募集公司股票，很快，它就成为国内第一家较为完备的场外交易市场。“它是1988年国务院84号文，有关股份制合作试验的成果。”王道云说，淄博市当时企业质量好，金融投资意识强，但那时候观念陈旧，不懂股份制，只愿意贷款，国务院有意把淄博作为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当时的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准备共计投入3亿基金，启动股份制。先发行一个亿，其中60%投资给乡镇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40%用来买股票和发行债券。对于那些有条件改成股份制的乡镇企业，国家的政策是，给你基金，让你壮大实力，作用相当于一个‘发面酵子’，等有条件上市之后，投资的基金直接转化成企业的股权。”除了淄博本地企业及山东省内企业，自动报价系统还吸收了来自江苏、四川、湖北等9个省市，总计将近50家企业挂牌。“报价系统从刚开始的90多点，后来飙升到500多点。很多地方都是深市、沪市、淄博3个市场都代理，同时挂3个屏幕显示当前股指。”

　　1997年5月，万昌股份获得了淄博市证券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批准，在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挂牌交易。这一时期的万昌股份活跃在系统之下，发展轨迹正常。“与沪深两市的交易方式不同，淄博自动报价系统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方式，不需要中间的‘红马甲’，报价系统里的挂牌公司数量少，规模小，报价系统对公司的监管比较有力。淄博当地的股民，不是去看公司的公告，而是直接去看工厂，找老板座谈，实地考察后才决定要不要买入。在这儿挂牌的公司区域性比较明显，企业很难造假。”高庆昌作为实业家的才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挥，万昌股份一度也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每股股价最高时接近8元，堪称当地的明星股。

　　最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改变了柜台市场的命运。为稳定金融市场秩序，国家决定关闭非法股票交易市场，作为试验田的淄博自动报价系统也于1999年下半年关闭。王道云说：“对于挂牌的企业，一共有4种处理办法：符合条件的就独立上市，规模好、效益好的捆绑上市，不满足上市要求的或者由企业出资回购、政府收购职工内部股，或者由企业继续为持股的股民分红。万昌股份算是其中效益比较好的，因为上市的名额有限，当地政府决定让它和莱芜的山东华冠集团捆绑上市。”

　　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快就出现了弊端。王道云说：“自动报价系统关闭后，企业无法再融资，政府又没有有效的措施进行监督，没有约束力，很多企业都不再按时分红了。我们做过统计，系统关闭前，每一元钱的平均分红利为0.3元，关闭后的第一年变成了0.17元，第二年变成了0.14元，第三年只有7分钱。”

　　自动报价系统还未关闭时，万昌股份即将捆绑上市的消息传出，一些股民选择了买进万昌的股票。而系统关闭的后遗症，无疑让更多的人承受了无法预料的风险。

　　高庆昌与王士范

　　在3个与华冠捆绑上市的企业中，最终只有万昌股份与华冠实现了合作，根据当时的重组方案，上市以山东华冠为主，合并吸收万昌股份，双方达成协议，上市一年后即分拆。另外两家淄博企业——淄博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和博山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无法与华冠的董事长王士范达成吸收合并的协议，捆绑上市的计划不了了之。

　　“华冠是生产塑料橡胶机械的大型企业，看重的就是万昌做的减速机和化工设备。王士范是个很强势的人，高庆昌比他还强势，也是这个原因让两人能够合作成功。”艾群策是万昌股份的股东，在上世纪90年代末，买进了万昌100多万股股票，享有万昌股份12%的股权，他同时还是山东华冠的大股东，这样的身份让他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也同时感受到高庆昌的逞强好胜。他说：“高庆昌就是‘叫鸡公’，喜争爱斗。”

　　合作之初，高庆昌表现出强烈的合并上市的愿望。艾群策告诉本刊记者，他曾劝高庆昌应当有所保留，但高庆昌1999年就注销了法人资格，把全部的宝都押在捆绑上市上面。高庆昌逐渐感觉到艾群策对他的束缚，于是两次令艾群策陷入官司，但二人最终并未交恶。“高庆昌是有能力的。”艾群策承认，作为一个实业家，高庆昌把企业搞得相当不错，“最初合作的时候，万昌的资产只有1400万元，后来逐渐发展到了3亿多元。万昌主营的原甲酸三甲酯和原甲酸三乙酯等化工中间体，产能号称达到了世界第一；万昌的两个子公司也都搞得规模很大，化工设备厂生产化工生产中所需的塔器、换热器，地产公司富宇置业在淄博市已经拿了好几块地。”

　　与高庆昌自己的发展比，华冠和万昌的合作一波三折。1999和2002年，华冠－万昌两次谋求上市，但全都因为被人举报而丧失机会，这一事件也成为中国股票市场上绝无仅有的案例。第一次上市时，华冠－万昌被人举报财务造假，虽然证监会与莱芜市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最终调查认定，“山东华冠财务指标属实，没有发现所举报问题”，但企业上市之路还是戛然而止。2002年，华冠－万昌再次提出上市申请，方案为拟发行5000万股A股，发行价约8元/股，募集资金约4.08亿元。但这一次是万昌方面出了问题，艾群策说，举报人就是万昌股份的财务主管，举报万昌财务造假，为了提高与山东华冠的换股比例，虚增利润。

　　两次遭遇成为山东华冠与万昌股份各自发展的分水岭。山东华冠的董事长王士范在事发后因为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为筹备上市，山东华冠花费了上千万元的资金，银行也因上市失败纷纷抽回资金，资金链随即断裂，公司元气大伤，2004年底山东华冠破产。另一边，高庆昌却迎来了事业新的转折。一方面他将自己的公司业务经营得越来越好，在2007年前后，万昌采用了废弃氢氰酸作为原料制作原甲酸三甲酯和原甲酸三乙酯，这项技术成本优势明显，万昌利用价格优势迅速击垮对手，占领了市场，成为国内的霸主，产品产能达到了每年9000吨，另一方面，他也在实现着从职业经理人向企业老板的惊人一跃。

　　高庆昌在万昌股份所占股份有多少？万昌股份在1997年的年度报告中显示，高庆昌在年末持股数甚至比不上一个稍有实力的小股东的持股数。两次上市未果，却给高庆昌制造了身份质变的机会。2004年3月，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认定山东华冠与万昌股份吸收合并的民事行为无效，万昌股份在2005年重新获得了法人资格。此时，自动报价系统关闭的后遗症显现：万昌上市未果，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6年来高庆昌从未开过股东大会，万昌股份的企业资产和财务报表也一同被遮蔽，如今，这家公司早已在企业注册地址凭空蒸发3.075亿元资产，2010年683.9万元的利润无处可寻。

　　耐人寻味的是，高庆昌在1999年注册6000万元资本金，成立了万昌集团，企业出资人共8人，其中高庆昌及其儿子高宝林的出资比例将近52%。2000年，高庆昌注册成立了万昌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其为后来成功上市的万昌科技的前身，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高庆昌父子的出资比例高达90.2%。这引起了艾群策极大的质疑：“高庆昌出身平凡，每月拿的都是职业经理人的工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来投资？”按照万昌科技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所写，1998年，万昌股份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法人股东转让股权，1999年皇城镇人民政府与万昌集团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镇政府将持有的万昌股份的350余万股全部转让给万昌集团，转让价格为每股1.5元。至此，万昌集团取代皇城镇政府，持有万昌股份35.19%的股份，高庆昌通过万昌集团，早已不再是企业的经理人，而是真正的大股东。

　　无法消解的股东矛盾

　　“高庆昌作为实业家是成功的，但他对政策运作不是太敏感。”原山东华冠的高管向本刊评价道，“遇到问题，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拖，但高庆昌没有对可能造成的后果引起重视，他总觉得先上市成功，其他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2010年，艾群策和其他几名股东一起去找高庆昌，要求他开股东大会，并公布公司的财务状况。同去的小股东万年青描述当时的情形：“高庆昌态度很冷漠，他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艾群策问他，听说万昌科技要上市？高庆昌说没有这事，但是却不住地冒汗，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

　　“高庆昌压力很大，有华冠的压力，还有小股东的压力。”万昌科技的一位内部人士对本刊表示，“万昌科技是个家族企业，高庆昌世袭的意识还是非常明显的，但企业接班人让他很不放心。”

　　今年4月26日，刚刚获得A股发行许可证的万昌科技开始正式招股。艾群策随即向证监会举报，称万昌股份的董事长高庆昌涉嫌掏空万昌股份的资产，将其转移至即将上市的万昌科技，另一方面却遮蔽万昌股份的经营业绩，6年未开股东大会。他在举报中提请证监会暂停万昌科技IPO。

　　5月18日在淄博市金融办的调解下，高庆昌与艾群策在青岛达成初步协议：高庆昌借给艾群策1000万元，以艾群策持有的万国宝通生物谷股份有限公司200万元股份进行质押担保，双方约定在上市后3天内支付完全部款项。艾群策保证今后不再干涉万昌科技上市事宜。最为重要的是，这份协议里写明，双方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内，探讨与万昌科技有关的转让、换股、吸收合并等事宜。“我草拟的协议里只写了‘换股、吸收合并’，高庆昌加上了‘转让’。他给我发来之后，又觉得语气不够客气，拿回去重新修改了一遍。”

　　5月20日，万昌科技在深交所上市成功。5月23日，双方达成的协议日期已到，当日凌晨，高庆昌被发现从位于鲁信花园的住所处坠楼而亡。“一点预兆都没有。”高庆昌的儿子高宝林对本刊记者说，“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他只言片语都没有留下。”艾群策同样对高庆昌的死充满疑问：“这次协商的时候他曾经跟我说：‘我手里这些股份，属于我的那部分我愿意全给你。’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手里还代持了谁的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