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探路全球治理
《瞭望》文章：中国探路全球治理
在全球治理中要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基于有效履行大国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应该有一个综合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手段的全面“走出去”战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卡恩宣布辞职后，该组织继任人将由谁来担任成为各国热议和关注的话题，并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激烈争夺。一边是霸着“宝座”不肯撒手的欧洲，一边是跃跃欲试的新兴经济体，最终花落谁家尚无定论，但这场争夺折射出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迁，也凸显出变迁之路曲折而漫长。
“一块试金石”
在国际治理体系里，诞生于英国霸权时期的原则——实力为基础，均势为前提，一直被沿用至今。
在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的交接中，中国遭遇了两个治理体系的“治理”。交接过程中产生的“国联”便是其中的一个治理主体。彼时，在日俄战争、日本对华侵略等问题上，中国都是被治理的对象。中国的问题也成为当时国际治理的主要问题。在欧洲，当时对英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国家主要包括法国、奥地利、俄国等国家，英国提出了“均势”理论，哪一边稍弱，英国的屁股就坐到了哪一边，这就让其他国家间相互制衡，从而维护英国的霸权。
二战后期，雅尔塔体系建立，中国既是战胜国，也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但是在“实力为基础，均势为前提”的原则下，由于实力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什么话语权。
在“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格局正在朝着“一超多强”的局面发展，而且“一超”的实力逐渐减弱，包括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多强”实力正在上升。世界又向着均势方向发展。新兴经济体寻求符合自身实力的话语权顺理成章。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打破了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治理的格局。
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发达国家迫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在2009年美国匹兹堡峰会上已同意将IMF和世行两大机构的份额向发展中国家分别转移5%和3%，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2010年的二十国集团韩国首尔峰会上，发达国家进一步同意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IMF份额，欧洲国家还被迫同意让出IMF执董会中的两席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目前，世行份额调整已先行一步，IMF还有待落实。
根据IMF公布的总裁遴选程序，候选人提名截止6月10日，新总裁人选有望在6月底诞生。不论最终结果如何，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这次勇于挑战至少表明，随着全球力量对比的天平由西向东倾斜，发展中国家自信心不断增强，欧美发达国家已经不能完全自己说了算。
IMF总裁之争可以说是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一块试金石，但尚未触及根本，如何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才更具有全局意义。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最显著的标志是，为了共同应对危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达国家和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进行了合作，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框架内的发言权明显增强。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退却，全球治理改革能否继续下去，不但取决于发达国家的意愿，也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努力。虽然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正在此消彼长，但总体而言，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发达国家依然占据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不利地位。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不均衡情况依然严重。
未来变局
就国际治理制度的演变而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为本刊记者分析了未来的几大变局。
其一，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凭借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
其二，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间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另一种方式则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他决策份额，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平台。
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其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为本刊分析认为，目前的全球治理主导权仍旧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在全球治理的新格局里，发达国家中的小国和债务国、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是被治理的对象。
他说，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结构等本身也是被治理的对象，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治理和反治理。比如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对原有治理体系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而发达国家就提出了“可持续均衡增长框架”，大肆鼓吹“大国责任论”等。
5月26日至27日，八国集团(G8)首脑会议在法国北部海滨城市多维尔举行。这是自2005年以来，八国集团首次在没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单独举行首脑会议。这表明，已经从国际金融危机中缓过劲儿来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不会轻易让八国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有可能抛开新兴市场国家，继续寻求制订全球政治、安全领域的议事日程。
量力而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严冰认为，中国开始进入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可以从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算起。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并不高。他在《崛起的中国与全球治理》一文中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一是因为受自身实力所限，无力左右国际格局；二是因为在刚进入国际体系之时并无全球利益可言，许多情况下是事不关己的；三是因为苏联解体后成了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直接面对西方的挑战，奉行的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政策。
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幅提升，特别是伴随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中国长期以来不得不单独承受的某些战略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因此，张严冰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已成必然之势。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泓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声音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日渐不可或缺，许多经济层面的国际事务，若无中国参与便难有突破，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期待日益看涨。”他说。
受访专家认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主权，增进国家利益，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形成一套应对全球化时代政治的战略策略。
但江涌提醒说，在全球治理平台上，中国是一个“新手”，驾驭“全球”这一大舞台尚需时日。他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尤其需要把握好度，尽可能争取应得的权利，同时也不能盲目迈进，要清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同时也得警惕陷入“权力陷阱”，进而背上沉重的“包袱”。
国防大学教授江凌飞对此表示同意。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在全球治理中要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基于有效履行大国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应该有一个综合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和军事手段的全面“走出去”战略，加大国际作为，敢于承担责任。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缉思指出，对中国来说，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不应界定为颠覆现存治理体系，而应聚焦于维护现存的合理秩序和国际准则，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旧规则，倡导并参与制订新的规则。因为，“中国的实力还远未达至可以自由决定国际事务议程和单独制定国际治理规则的地步。”
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王缉思在《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一文中写道：中国必须继续明确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大国合作问题，并通过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四国峰会等新兴的国际多边对话机制，充分发挥新兴大国合作在完善现有国际体系、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及遵守国际规范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他认为，中国放弃G2以及G7/G8而选择G20的做法，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江凌飞还指出，中国明显地进入到一个与外界摩擦增多、与世界加深磨合的第二成长期，中国成长利益与外界的碰撞将持续一段时间。
这主要反映在：中国国家实力成长的速度与强度超过了国际社会心理承受的预期；全球化诸多不平衡状态在中国对外关系上聚焦；中国发展的利益诉求和拓展进入与他国的“核心利益交叠区”；西方对中国未来如何定位自己、如何运用实力的“不确定性”的担心等，都是造成摩擦和磨合增多的主要因素。
江凌飞说，在对立合作长期交织共存的复杂局面下，中国寻求话语权，需要四方面的支撑：顺应民心，符合时代要求的主张；以硬实力作支撑；具有合法性；话语权的获得不是以剥夺别人的话语权为前提，而是让大家都能发言，听取不同的意见后作出某一项主张。
江凌飞认为，西方国家以自己走过的路，以自己自成体系的、成熟的发展轨迹套在中国的身上，于是诞生出“中国威胁论”。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担心并非国内比较盛行的“阴谋论”，而是依据自身比较得出的结论。西方的发展所走的就是一条——以实力谋求更大利益，然后寻求国际主导权，进而借助世界的无政府状态，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于是其也就认为中国只能遵循这一轨迹往前走。
他强调，中国正在寻求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由全球化时代提供实现条件，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中国命题”，而是一个“世界命题”，不是中国一家特立独行、单打独斗就能走得通的道路，而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相向而行的政策与行动配合。
对此，王缉思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提醒说，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坚守自身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坚定地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
但是，王缉思指出，目前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方面还缺乏明确的方向感，还没有提出一个能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理解和接受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也未能说清中国的发展到底能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什么，以至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是以焦虑的心态看待中国的发展，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否在资源、环境、能源等方面侵占它们的发展空间。
正因如此，江凌飞特别提出，今天的中国，在和平、发展、合作、治理的时代潮流下，应鲜明地提出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世界观和国际治理理念，并将其凝聚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用以塑造今后的国际关系走向，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这正是中国在利益碰撞磨合期运用国力和影响力有所作为的着力之处。
“在践行和平发展的战略路线时，中国要力避被具体事件套住手脚、被不断出现的事变所左右，而应从创设国际新秩序、新规则和新的行为模式的大格局入手，鲜明地打出代表全球化时代前进方向的革新性旗帜，并身体力行地加以实践，牵引国际社会从传统国际政治模式中走出来。”江凌飞说。□